东晋初期的儒学重振及其文学观照

从永嘉之乱到东晋之初,士人们面对亡国之痛,从学术文化方面进行了深刻的历史反思,儒家思想对于社会政治又重新发挥了引导的功能,从而使士人们积极入世,这也促使这一时期的文学呈现出关注现实以及群体性、实用性的特点,形成了东晋初期文学的独特风貌。

东晋初期玄言诗与佛理的关系

东晋玄言诗兴盛的原因，学界多从玄佛合流以及佛教对士人影响的角度加以论述。但就东晋初期而言，佛教义理并没有对士人心理和思想产生深层影响，二者之间仍然存在着较大隔膜，这导致了东晋初期玄言诗中无佛理内容与旨趣的出现，从而也使它与中后期玄言诗呈现出迥然相异的风格特征。

王导的“愦愦”之政与东晋初期的北伐问题

王导是缔造东晋政权的主要人物,他辅助司马睿制定了立国的基本政策,史称其“匡时辅政,契叶三主”。前人不管是褒是贬,都不能否认他对东晋一代政局的重大影响。王导的“匡时辅政”可以概括为“抚绥新旧”,“务在清静”八个字。这种施政方针得到当时南北士族的普遍拥护,使他获得了“江左管夷吾”、“业同伊尹,道隆姬旦”之类的赞语。晋人对王导诸如此类的评语颇得现代一些史家在不同程度上的赞同。

试论东晋初期复兴儒学的尝试

东晋初期，东晋政府掀起了一次儒学复兴。他们通过立太学、置博士；礼敬儒者、征召隐逸；以经取士、任用儒臣等措施，力图重振儒学。虽然由于传统风气、政治局势、战乱等因素的影响，这种努力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但这种努力，在延续儒学在官方的正统地位、强化皇权观念。

玄学与文学的疏离——论东晋初期的玄言诗

东晋一朝,文学呈现出平静自然、恬虚冲淡之风格。然而,东晋初期,文学却并非如此,受到永嘉之乱的影响,无论是社会政治因素,还是士人心态,都不具备创作纯正玄言诗的土壤与氛围。因此,玄言诗在这一时期并未有大的发展,仍然表现出玄学与文学的疏离。本文将试图从此着手,对东晋初期的玄言诗做更细致的探析。

东晋初期文学的“群怨”风貌

经历了"永嘉之乱",初入江左的士人对治乱兴衰的反思以及东晋初期儒学的重振及其在政治上的应用,对士人群体产生了一种道义和良心的约束力,从而使士人更加关注社会及现实,这也促成了这一时期关注现实文风的形成,使这一时期的文学体现出"群怨"的文学风格。

东晋庾氏兄弟的“任法裁物”主张为何失败

《资治通鉴》卷93晋成帝咸和元年七月,载有这样一句话:“王导辅政,以宽和得众.及庾亮用事,任法裁物,颇失人心.”《晋书》卷73《庾亮传附庾冰传》也称:“导辅政,每从宽惠,冰颇任威刑.”王、庾二氏同为世家大族,他们相继辅佐东晋朝政,执行的政策都是维护世家大族的利益,维护东晋政权的存在,但在采取的方法及其效果上却各不相同.王氏辅政,执行的是“网漏吞舟”的宽和政策,起到了笼络人心的作用;庾氏执政,以峻急著称,得罪了不少人,因而“颇失人心”.比如,王导辅政,为了笼络吴中士族,他不惜纡尊降贵,请求与吴人通婚,说吴中土话.对于素有“江东之豪莫强周、沈”的周、沈二族,也是采取宽和而非峻急办法.当周玘阴谋起兵反叛时。

晋人眼中的“孙吴”——以《搜神记》为中心

《搜神记》中的孙吴故事共计24条,数量上超过曹魏、蜀汉故事,所表现的内容也更为广泛。孙吴故事一方面反映了晋人对孙吴地区了解的加深,一方面展现出晋人对孙吴的复杂态度。晋人对孙吴的态度,从西晋时"吴人轻锐""亡国之余"的提防、轻视,转变为东晋时合作、拉拢。《搜神记》中的孙吴故事,正是两晋交替孙吴印象不断变化的表现。

谈刘琨及其《劝进表》

刘琨是中国历史上为人们所熟知的一个人物,讲晋代文学史通常都要提到他。刘琨流传下来的作品只有《答卢谌》、《重赠卢谌》、《扶风歌》等几篇,却历来受到重视,予以很高的评价。《文心雕龙·才略篇》指出:“刘琨雅壮而多风”;钟嵘《诗品》说他:“善为悽戾之词,自有清拔之气”;元好问则认为可以追踪建安和曹植、刘桢争胜(见《论诗绝句》)。讲西晋后期到东晋初期一段的政治史,一般也要提到刘琨,因为他在当时复杂而激烈的民族斗争中是个声名很大的人物。但近年来讲晋代的文学和政治却不敢再提他了。据说是因为刘琨除了上边所说的几首诗以外,还写过一篇《劝进表》。

略论王导

王导(二七六——三三九),东晋政权的奠基人之一,宰辅元、明、成三朝,史称“王与马,共天下”。对王导的评价,历有纷争,誉之者说他是“江左管夷吾”,比同管仲有匡国之功;毁之者说他“徒有门阀显荣”,一生的活动不过是“为子孙官秩而已”。本文结合对东晋初期形势,东晋士族政权及其政治实践,以及“王与马,共天下”权力结构的分析,略论王导的历史作用。不当之处,请同志们教正。一两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多民族国家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主流是民族间的融合和同化,但同时还存在着民族间的矛盾和斗争。西晋灭亡前后,匈奴等族的军事贵族发动民族征服战争,使中原人民“动足遇掠”,“流移四散,十不存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