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陶渊明祭文为例谈东晋士人的文学生命主题

生命主题一直是中国古代文学关注的重镇之一,我们可以通过对古人伤悼文学的考察,探究其对生命的认识和思考。永嘉南渡以后,正始玄学引发了士子文人对个体生命存在的思考和对自然的崇尚,山水审美意识的萌动和勃兴消解了东晋士人对生命探寻的困惑和焦虑。他们在山水田园的描摹和亲近中,发现了个体生命的真性情。陶渊明是东晋文学的杰出代表,其《祭程氏妹文》、《祭从弟敬远文》、《自祭文》等祭文体现出的生命状态和人生态度,已经不同于西晋士人对生命的感性体验与忧患,而是站在了一定的理性高度上,更具有哲理意味和文化意味。

东晋士人空间意识的诗学意义

在王弼玄学本体论的影响下,东晋士人形成了以小见大,由有限达到无限的空间意识,这种转变,深化了士人的认知方式,也深刻影响了士人"以一统众"的悟道方式。其作用于文学,便是启动了山水诗简约空灵的审美追求,也成为后来诗歌意境发展的滥觞。

吴舞:东晋士人的精神避难处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混乱动荡的时期。永嘉之乱后,中原士族纷纷南迁,建立东晋政权,并在江南的土壤中绽放出璀璨的艺术之花。皆言这一时期,思想是最为自由的,然实有一种深沉的痛埋藏在这些去国怀乡的士人心底。也正因为此,艺术催生出自觉和繁荣。在诸多艺术中,吴舞亦占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同时,在《白!舞》等吴舞的审美特征中,本就蕴涵着与东晋审美趣尚相契合之处:尚清、尚情、游仙。正是在这种契合中,吴舞成为了东晋士人精神的避难佳所。相辅相成,东晋士人对吴舞的青睐又反过来促成了吴舞的繁荣和发展。

屡借山水以化郁结——从王羲之的兰亭诗看东晋士人的生命情结

以王羲之为代表的名士生活在相对承平的东晋中期,他们每天面对的是一个充满清旷灵秀、虚静淡远的会稽山水。置身于这样一个鲜活生动的崭新世界中,他们感受到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通体酣畅。千百年来,纠缠于士人心底那种挥之不去的生命悲感,在这佳山秀水中逐渐得以化解,直接进入一个精神自由、风流飘逸的生命境界。

论东晋士人的出处观及其美学意蕴

东晋士人将郭象哲学的名教即自然落实为出处同归,进而通过玄言诗、玄谈以及山水园林的游赏,将出处同归转化为一种实践,由此导出雅化的生活方式。雅来自于名教之外的自然,与山水田园密切相关。出处同归的出处方式、玄言诗的清虚淡泊以及山水田园的雅化生活,对于此后的中国美学均有深远影响。

东晋世族士人的山水情怀——以《兰亭集序》和兰亭诗为考察文本

《兰亭集序》和兰亭诗表明,回归自然,亲近山水,已成为东晋世族士人们超越死亡,萧然忘羁的一种解脱方式。兰亭诗虽未能彻底纠正玄言诗"理过其辞"之弊,且其艺术成就总体而言并不甚高,但却为后代山水文学的繁荣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书谱》释要与临摹(连载·11)

[释文]而东晋士人,互相陶染[1]。至于王、谢之族,郗、庾之伦[2],纵不尽其神奇,咸亦挹其风味。去之滋永[3],斯道愈微[4]。方复闻疑称疑[5]、得末行末,古今阻绝[6],无所质问[7]。[注释][1]陶染:熏陶感染。[2]王、谢之族,郗、庾之伦:王、谢、郗、庾四家,为东晋四大贵族世家。子弟多身居高位,又多为书法名家。唐窦臮《述书赋》卷上:“博哉四庾,茂矣六郗,三谢之盛,八王之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