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门阀政治”说献疑

已故著名史学家田余庆先生《东晋门阀政治》(以下简称“田著”)以提出东晋为“门阀政治”时代而著称。然田著在理论阐释和史实分析两个方面都有值得商榷之处。田著对“门阀政治”这一核心概念的定义含混而模糊,在其多种说法中尤强调两个特征:一是士族与皇权的“共治”,二是门阀士族势力“平行于皇权或超越于皇权”。但这两点并不能证明东晋为“门阀政治”时代。君臣“共治”乃中国古代政治的常态而非“变态”,东晋百年亦然,士族与皇权“共治”并未改变东晋皇权政治的基本性质。田著强调东晋“权力结构”发生了变化,也与史实不符,东晋以皇帝专权为核心、执行皇权政治的官僚体制为基础的皇权政治“权力结构”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秦至清两千多年间,官僚或其它势力集团的权力“平行于皇权或超越于皇权”为皇权政治波浪起伏运行中的常态,东晋及其之前、之后皆然,以此作为东晋“门阀政治”的理据并不能成立。田著将次等士族与门阀士族的矛盾视为东晋末年的社会主要矛盾,并在此根本性错误前提下分析东晋末年的其他各种矛盾关系,从而得出东晋“门阀政治”的错误结论。实际上,东晋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皇权与吏民”的矛盾,故东晋仍是皇权政治时代,而非所谓“门阀政治”时代。

逍遥与政治——郭象玄学与两晋审美趣味

人性论是郭象思想的重要内容和理论建构的基本前提。他重置和深化了人性的基本内涵,将仁义、潜能等因素纳入人性之中,并作性情之辨,否定放纵情欲的行为,并据此改写了庄子的逍遥观,提倡适性逍遥。郭象的人性论充分体现了他对西晋士族风尚的反思和批判,激扬奋发有为的人生态度。他的适性逍遥观念在东晋时期获得了实践的空间,东晋门阀政治与郭象的政治理念相吻合,促进了士族心态的转变,为郭象玄学在政治和人生层面的实践提供了制度保障。郭象玄学为东晋审美趣味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

东晋贵族制社会的稳定机制——《世说新语》共词分析

"贵族制社会"是六朝的显著特征,其顶峰为东晋,在政治上表现为"门阀政治":门阀贵族与皇帝"共天下",成为政治舞台的中心。基于跨学科视角,文章从记叙东晋文人间轶事的《世说新语》文本出发,通过共词分析,进行社群发现和分析,以揭示和解释存在于东晋贵族制社会中的"稳定机制"。研究表明,这种"稳定机制"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五大顶级门阀贵族间的密切联系;次等侨姓门阀贵族的粘合作用;吴姓门阀贵族作为第三方势力的存在。

东晋“度田税米”再考:性质、租额与实施背景

东晋“度田税米”的性质、租额与实施背景是学界长期以来存在较大分歧或缺乏深入讨论的问题。综合考证文献与简牍可知,东晋“度田税米”的性质不是杂税,而是田租。其征收数额为三升,并非三斗。就现有材料而言,西晋时期自耕农的田租征收方式尚不明确,则东晋“度田税米”与西晋田租制是否为前后取代关系,也不宜定论。“度田税米”的实施背景,除了苏峻之乱后特殊的政治、军事形势,主要与东晋政治权力结构、施政理念的变动有关。“度田”有助于侨民在南方新居地的合法土地占有,则是该政策得以实施的重要原因。咸和五年(330)“度田税米”的实施,标志着东晋政权在南方统治的逐渐稳定与日常化,可视为东晋由北来流寓政权走向南方本土政权的序曲。

晋元帝立国江东的政治地理格局

晋元帝立国江东开启了东晋门阀政治时代。在元帝立国江东的政治地理格局中,国家空间结构有五个较为明显的区域,包括沿江核心地带、拱卫辅助区、边缘区、边境区四个功能区和一个沦陷区。在四个功能区和一个沦陷区中,王敦的上游军府优于下游的中枢。

论《爨龙颜碑》的影响及其当代意义

东晋永初元年(420),东晋大将刘裕取代东晋政权建立南朝宋国。刘氏一改东晋门阀政治,举措之一就是勒令实施严格的禁碑制度。至今我们所见的刘宋时期的铭刻书迹甚少,即使在金石学颇为盛行的宋代,所著录的东晋碑刻也不过十馀通,如今已不得见。在这并不多见的书迹中,能为广大书家认可者更为罕有。《爨龙颜碑》就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