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正教与当代俄罗斯国民信仰及自我认同

在苏联解体后20多年来的当代俄罗斯社会,东正教在各个方面均得到了复兴和发展。皈依东正教的俄罗斯国民人数不断增长,教会组织迅速扩大,东正教的社会影响力不断加强。然而,在探究俄罗斯国民东正教信仰状况时会发现,东正教追随者与信仰者并不完全重合。这一现象反映的是东正教对俄罗斯国民精神、心理及民族文化自我认同上的影响力和作用力。

东正教信仰与俄罗斯命运

俄罗斯命运是俄罗斯历史哲学和宗教哲学探讨的永恒主题之一,也是苏联解体后人们极为关注的现实问题。不同时期的哲学家们从俄罗斯民族心理特征、俄罗斯性格特点、俄罗斯理念等方面对这一问题作了极为深入的探讨,其中先哲们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精神财富的同时也留下了遗憾和迷茫。依笔者看来,俄罗斯的命运显然并非某种神秘的天意支配下的历史演变,而是以斯拉夫民族为主体的俄罗斯各民族在历史创造活动中由自身内在与外在因素共同作用而形成的历史轨迹。在众多因素中,东正教信仰是决定俄罗斯历史命运的最根本因素,而透过对东正教信仰的多方位分析,是解开俄罗斯历史之谜的钥匙。本文试就东正教信仰与俄罗斯民族自我意识觉醒、民族的性格形成、社会结构确立、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法律制度制定等方面内在关系的分析,揭示出东正教信仰对俄罗斯历史命运的作用机制。

苏联无神论教育的成果——农村青年东正教信仰的变化

在苏联建国后的10余年历史中，随着国家体制的变化，人们的文化思想和价值观念也在发生变化，尤其是青年农民的思想和信仰也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从青年农民信仰的变化透视出苏联政府无神论宣传的成功，体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先进性被大多数青年农民所接受。有关问题的研究在我国还比较薄弱，因此探讨这一问题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尤其是如何对我国青少年进行宗教教育和无神论宣传问题有很大的启示与借鉴。

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东正教信仰的复兴

俄罗斯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不同民族有着不同的宗教信仰,在俄境内传统宗教主要有东正教、伊斯兰教、佛教和犹太教。公元988年“罗斯受洗”后,东正教被确定为国教,在俄罗斯历史上长期居于统治地位;其他传统宗教则随着俄国疆域的扩张逐步融入其中,并被官方认可,但远远低于东正教的地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政治经济体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而导致政局动荡,社会意识形态出现真空,国民信仰出现了危机。

俄国农奴制顽固存在的文化因素探析

俄国农奴制得以在欧洲资本主义大潮中顽固地存在,有其深刻的文化因素:东正教信仰、村社文化的熏陶铸就了俄国广大民众忠君、忍耐、顺从、缺乏个性和反抗精神的性格;俄国知识精英提出的废奴思想的迟至及其脱离社会现实,导致废除农奴制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缺少较广泛的认同。文化因素助长俄国农奴制长期存在的事实,从反面告诫我们: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忽略文化因素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

论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作品中的“民族疾患”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治疗俄国普遍流行的"民族疾患"的思考体现了欧洲文化与斯拉夫文化充满矛盾的复杂过程。陀思妥耶夫斯基始终在西方历史理性主义与俄国东正教信仰、历史与人伦、革命与人道、善与恶的精神困惑中徘徊。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把俄国东正教信仰作为治疗俄国普遍流行的"民族疾患"的良方,既没有对接受东正教信仰的下层社会贫民,也没有对宣扬东正教信仰的上层社会贵族寄寓改变社会的希望。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没有把西方历史理性主义作为治疗俄国普遍流行的"民族疾患"的良方,尤其怀疑西方历史理性主义孕育出的各种社会思潮,完全否定西方历史理性主义中孕育而出的社会主义。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俄国普遍流行的"民族疾患"的痛苦思考,是当时俄国进步知识分子的必然使命;陀思妥耶夫斯基痛苦思考的心灵矛盾、精神困惑,是当时俄国进步知识分子的共同境遇。

《留声机》

封面文章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爱沙尼亚的阿沃坤白特是真正意义上的古典作曲家吗？他在朋友间似乎不被认为太有影响力，常以塔文纳、格雷茨基那一群体的成员身份被提起，反而在严肃古典之外的跨界、流行领域声名日隆。杂志认为，帕特晚期的三个特征是：充分利用寂静本身的力量，对早期作曲家（如奥克冈、若斯坎、杜费和帕莱斯特里那）；对格里高利圣咏的再发掘；借助前两者，朝东正教信仰的更深层次进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