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田万年东洋语言学之世纪布局

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近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上田万年在日本政府的支持下,开始实施具有国家语言战略性质的“东洋语言学规划”。他以东京大学为学术平台,参考德国语言学家甲柏连孜的东方语言学构想,结合东亚各国语言学传统,迎合日本面向东亚的军国主义殖民地政策,进行语言学“大布局”,构建了一个历史比较语言学意识下以日本国语为核心的东洋语言学理论体系,又通过国语学理论,将带有殖民色彩的东洋语言学理论付诸实践。他所培养的学生则在他规定的研究领域各自有所成就,传承学术血脉,逐渐形成令世人瞩目的日本语言学“大格局”。研究这个世纪布局的积极意义在于:这是东亚学者建立起的第一个自主的现代语言学理论体系,对摸清欧洲语言学尤其是历史语言学在东亚的传入进程具有重要意义;它成为当时渗透进日本、韩国、中国等国语言学的重要学术理论,对认识东亚各国现代语言学的形成与发展历史十分重要。其破坏性影响也不可忽视,比如日本“东亚殖民语言学”理论指导下的“战争语学”盛行,就与上田万年东洋语言学理论中的民族主义及殖民主义政治意识密切相关,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

上田万年东洋语言学对东亚语言研究的影响

上田万年构建的具有明确殖民语言战略意识的东洋语言学及其学术“谱系”,在东亚产生了很大的学术影响。在日本,上田万年东洋语言学战略意识与日本政府积极推行的“东亚殖民语言意识”遥相呼应,其影响力远远超出学术范畴,促使许多日本语言学学者的学术观念发生变化,使其学术研究变成为日本军国主义服务的政治行为。在中国,上田万年的学生胡以鲁部分地接受东洋语言学思想,并继承章太炎小学思想,出版了中国第一部国语学理论著作《国语学草创》。尽管该书以中国语为对象,是反上田万年之意而用,体现出建立中国现代语言学体系的理想,但也间接传播了上田万年的国语学思想。日本侵占中国台湾地区后,推行殖民语言政策,贯彻的都是上田万年东洋语言学的学术意图,其危害不容忽视。在朝鲜半岛,日本推行军国主义殖民语言政策与教育,但上田万年的国语学也唤醒了朝鲜语言学者的民族语言研究自觉意识。日本战败后,东亚各国语言学界既要去语言殖民化,也应对上田万年东洋语言学殖民语言战略的前因后果进行历史性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