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蒋黼癸卯东游日本比较研究

光绪二十九年癸卯,张謇和蒋黼利用日本举办大阪博览会之机对其进行了自费考察,重点在农工实业和教育,特别是学前以及初级、中等学校。张謇和蒋黼仔细观察,认真思考,努力探究日本实业发展和国家富强的原因,以作镜鉴。但由于年龄、经历、兴趣爱好等的差异,所见所言所记不尽相同。蒋黼较多关注文教艺术,对政治问题着墨较少,措辞温和。而张謇则更多联系自己的创业实践,大胆揭露和尖锐批评清政府官员的素质低下和不思进取,希望政府能效仿日本励精图治、科学规划,施行鼓励和扶持实业发展的政策,主张要革新政治、施行宪政,并在归国后把东瀛学习所得广泛运用于实践,极大地推动了南通早期现代化的发展,作出了无愧于乃师翁同龢期许的非凡成就。

张謇、凌文渊癸卯东游日本之比较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癸卯年),张謇和凌文渊利用大阪劝业博览会举办之机对日本进行了考察。他们努力探求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实业、教育和社会迅速发展的原因,并结合实际寻找国家富强救亡之策。因出游性质、年龄、个人经历、社会地位等差异,他们的考察对象各有侧重,得出的结论也见仁见智。对日本,凌文渊赞誉有加,而张謇则一分为二,实事求是;对清政府的态度,凌文渊比较委婉含蓄,张謇激烈直白;关于向日本学习的内容,张謇考虑制度、体制等政治层面更多,凌文渊则重在工艺、技术层面。两人都希望清政府能采取扶持工商业发展的政策,此外,张謇还强调知识分子的责任,表现了勇于担当、付诸实践的实干精神。

吴汝纶东游诗及其晚年心态探微

桐城派后期代表人物吴汝纶遭逢世变之亟,其文学观念、创作心态与晚清时势变迁紧密相连。晚年东赴日本考察教育,与海内外文人作诗唱和,这些经历不仅开阔其眼界,而且促其反思并完善文学“经世致用”观的理论体系,做出融合宗教和现代文明、救亡图存的文化选择。亲历成城军校入学事件,他在诗歌中隐微透露出对当权者的不满和对自我选择的怀疑。吴汝纶在日期间与日本友人的唱酬之作表面上延续了中国士大夫在“仕与隐”这一传统母题上浪漫的选择,实质上也折射出在新旧文化转化期的某种困惑与彷徨。吴汝纶在创作、思想与心态上呈现出超越了桐城派视野的“晚期风格”,其东游诗为近代诗学和异域的交织领域开创了新的书写方式。

张謇癸卯东游参访之所获、要旨与特点

张謇1903年(农历癸卯年)东游参访日本,参观了日本的实业与教育,考察了日本的社会治理,了解了日本的风土人情,收获极大。其东游参访的要旨在于学习借鉴与创造性发展。此次参访具有鲜明的特色:非一般性游览、在比较中品鉴、坚持客观看待、善于见微知著及凸显家国情怀等。

留日学生、东游官绅与直隶省的近代化进程(1900～1928)

1900～1928年间留日学生群体、赴日考察官绅及其他人士在直隶省近代化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留日学生所学专业及赴日考察官绅所关心领域表明,这一群体在制度更新、技术引进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对直隶省近代化进程产生了深刻影响。在这一引入日本经验、推动直隶近代化的进程中,清末直隶总督袁世凯等人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民初直隶省政府延续了这一作法,使以天津、北京为龙头的直隶省近代化走在了全国前列。直隶省既注重派出留学生系统吸取近代化知识体系,也注重派出官员考察力促观念转变,两相结合,有效排除了因制度与观念差异进而导致近代化进程受阻的障碍。直隶省派学生留学、派官员考察的做法,应是后发国家区域近代化进程中的成功经验之一。

“旧学”的延伸与“新学”的尝试——吴汝纶《东游丛录》“教育之学”的文学书写

随着新学的兴起,"中国传统之学""自谦"为"旧学";称谓的变化,表示了其无奈与失落。于是,振兴、变通中国文化学术,成为当务之急;着意学校、着力教育,成为"晚清共识"。教育因之成为新旧之学共处与接力的平台。作为"旧学邃密"和"新学熟谙"之硕学鸿儒,且身兼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吴汝纶乃朝野众望所归之不二人选。他由此而写就的《东游丛录》,成为中国近代首部具有新学色彩的教育学专门著述,不仅内容为教育"专门之学",而且其文学书写亦昭示了晚清古文的新变。

《东游记》天门阵故事抄袭《杨家府演义》考辨

将《杨家府演义》、《东游记》二书加以比较,并从天门阵故事的7个方面予以考辨,可知《东游记》一书所述天门阵故事乃是节略抄袭《杨家府演义》而成,《杨家府演义》的成书年代早于《东游记》。

晚清中国边吏眼中的日本——陈荣昌《乙巳东游日记》评介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陈荣昌作为晚清云南官绅赴日第一人远赴日本考察学务,所作《乙巳东游日记》一书,详录其行程、考察内容、观感,反映了晚清中国边疆官吏非常重视派遣学生留日,并且提供了大量这一时期云南留日学界的第一手资料,在研究此期云南官吏的日本观及个人思想的嬗变历程、云南的社会变迁、云南地方政府对派遣学生留学日本的态度与看法、云南留日学生等问题具有较为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参考价值。

《东游纪行》诗词意象与张謇的强国梦

张謇在东渡日本进行海外考察的过程中,写下近四十首诗词,其中以《东游纪行》26首最具代表性。该诗歌群中的日本意象与没落的清王朝形成强烈反差和对比,由此张謇的"强国梦"初现端倪。其"强国梦"旨在摒弃旧学、师夷长技,加速中国对西方先进文明的吸纳,以打造中西合璧的近代强国。

旧学与新制:清末提学使东游见闻与认知

如何把中国固有教育融入学堂系统,是晚清教育改制进程中的难题。1906年提学使东游事件,清廷的本意是提升出身科甲的提学使对学堂教育的见识,而提学使则从日本明治改革的经验与教训出发,以新教育体制的执行者身份将这一难题再次提出。迄今为止,"旧学"、"新知"与"新制"如何融通,仍然考验着国人的智慧。

《东游记》用字探略

清代青楼妓院中流传的《东游记》尽管有意使用生僻字而为传存至今的一般文献所罕见,但大多是历代出现过或曾使用的古字和俗字,大致缘于换位、换旁、增省偏旁部件和承古、承俗及通假借用等,且多具有理据可考,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汉字在烟花场这一特定底层社会中不为常人所知的原生态使用状况,可以说也是研究汉字在不同阶层、不同场合的使用状况和古今演变内在规律的丰富宝藏。

从“东游日记”看日本服饰习俗及晚清官员之日本服饰观

服饰民俗承载着诸多的社会背景、宗教意识、劳动方式等,是重要的文化遗产。从晚清"东游日记"入手,对近代日本社会的服饰民俗进行透视。从东游日记中对日本服饰民俗的记录来看,日本改变几千年的传统,积极寻求西化,虽然在过程中有点操之过急,但他们谋求改革的胆量和决心不得不让我们刮目相看。

张謇癸卯东游研究

光绪二十九年癸卯（１９０３年），张謇东渡扶桑，对日本进行了考察。此行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出国考察，对其此后思想的嬗变、人生道路的抉择有着巨大的影响，因此，对其进行研究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文章从考察的目的、主要内容及其影响和后果等方面对张謇的癸卯东游进行了研究。

稀见小说《东游记》考略

《东游记》,全书二十四回,现存为残本,为清初刻本。另有钞本残存。作者署名为顾道民,有张竹坡评语。该书不同于吴元泰著神魔小说《八仙出处东游记》,为艳情小说。现在对于该小说研究,仅见于一些文献专著或目录学之作略作介绍,不够深入。本文拟从三方面对该书做出考究:对小说作者、版本及成书时间做一拓展性探究,以弥补前人论述不详;小说最为称奇之一就是其中'奇字'颇多,文章对部分'奇字'做出解读;小说称奇之二就是引用大量资料,涉及内容之大之广,也是本文关注重点。

论晚清东游日记体公文的特点和性质

晚清政府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纷纷派出各级政府官员,到日本考察明治维新的教育、社会、经济、农业等改革发展情况。这些官员以日记体写成了大量的考察工作报告,并呈报上级机关或主管领导审阅。这些日记体行政公文具有以下特点:目的明确,出于公务需要。而作者的身份,都是晚清朝廷的公职人员,他们的考察日记,也几乎都是用朝廷的拨款来出版发行的。其次,写作的格式和写作顺序较为固定。第三,这些公务日记中,不全是"公"的成分,但公务记述占绝大部分。这些晚清东游考察日记虽名为"日记",但其实是一种公文,而且是没有保密等级的,即完全公开,甚至是晚清朝廷强制要求公开的行政公文。这与今天的工作报告有一些相同之处。

陶弘景东游“南霍”再考——南霍、晋安霍山与霍童山

本刊2008年第3期“陶弘景东游‘南霍’行踪考实”一文，对陶氏数次游历浙江各地的旅程作了初步的查证，说明陶氏梦中得句“欲求还丹，三永之间”的实际意义——概括其这次探求炼丹活动的行程就是在永嘉郡属下的永宁县和东阳郡属下的永康县这“三永”之间。东晋时（323）从三国吴属的临海郡分出永嘉郡，至唐代改名温州。

陶弘景东游“南霍”行踪考实——兼记与沈约的交往

南北朝时期的著名道家和医药学家陶弘景,一生经历宋、齐、梁三朝,周旋于朝廷和山林之间。通过对其隐居前后几次东游浙江各地和"南霍"的史实作详细考证,并记隐居生活中从事服食、养生、本草、医方和炼丹的研究。分别论述陶弘景早年博涉文史、访道寻山及其与南朝文士沈约的交往和诗作。

《东游纪程》点校献疑

《东游纪程》是一部非常有价值的近代史料笔记,中华书局2007年所出点校本存在数量较多的字、词、标点等方面的错误,因此本文对其进行了校勘。

近代中国和越南东游的历史现象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和越南都遭受着列强的侵略,而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走上了自强发展的道路,成为包括中国和越南在内许多亚洲国家学习的榜样。本文讲述了这一历史时期中国和越南的进步人士到日本游学,寻求救国道路的历史现象,并分析导致这种历史现象的原因及中越两国学习日本的不同结果。

东游运动与潘佩珠日本认识的转变

《潘佩珠自判》呈现出了东游运动前后潘佩珠对日认识的变化。赴日前,潘佩珠认为日本是同文同种的新兴强国,期望日本军事援助越南。东游运动失败后,潘佩珠认为日本背弃了黄种人和亚洲,是个重强权、轻道义的国家。他对日本国民素质则始终赞赏,以之为越南人的学习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