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资源禀赋、东道国因素与中国金融科技企业国际市场进入模式选择

为探讨中国金融科技企业国际市场进入模式选择,选取沪深两市金融科技股价指数成份股的金融科技企业2010—2021年发生的对外投资事件为样本,利用Logit模型检验企业资源禀赋、企业特性和东道国因素对企业国际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显示,技术与创新能力和企业资金冗余等企业资源禀赋,以及企业年龄和企业盈利能力等企业特性显著地增大了企业选择独资模式进入国际市场的概率。此外,东道国市场规模和金融开放度等东道国因素显著地增强企业资源禀赋对企业选择独资模式的影响效应。研究结论表明,中国金融科技企业国际市场进入模式的选择行为符合企业国际化的内部化优势理论和东道国的市场型投资理论。

生产率异质性、东道国因素与企业海外投资区位选择

跨国企业海外投资区位选择除需要考虑传统区位理论涉及的东道国因素的差异外,还需要关注企业生产率等异质性因素的差异。然而,目前理论界在东道国因素和企业生产率两者在区位选择决策中的作用关系方面尚未达成共识,相关研究对生产率在区位选择决策中所扮演的角色解释模糊甚至意见不一。基于理论分析并利用590家中国上市公司的1 891项海外投资项目数据进行研究发现,中国上市公司偏向于到市场规模较大,资源丰裕度、工资水平、产业技术水平较高,文化距离较近,制度距离较大,双边政治关系良好的国家和地区投资,进入成本已经不再属于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考虑的主要因素,地理距离的影响也逐渐减弱,而企业自身生产率与东道国因素在区位选择问题上是互补和替代关系,企业生产率实际上弱化了区位决策中东道国因素的决定性作用,使跨国公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东道国因素的约束,更多根据企业内部资源来进行决策,让一些先前不具有吸引力的东道国也有可能成为投资的目的地。

资源异质性、东道国因素与中国企业OFDI模式选择

企业OFDI进入模式是资源异质性与东道国因素相互作用的函数。本文从资源异质性角度出发,结合东道国因素,探讨不同的东道国投资环境下资源异质性对企业OFDI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机制。实证结果表明,资源异质性对中国企业OFDI进入模式的作用不同,其中具有较强研发资源和创新资源的中国跨国企业更倾向于选择新建投资的方式进入海外市场;具有充裕管理资源的中国跨国企业更倾向于选择跨国并购的方式进入海外市场,但企业营销资源对投资模式的选择效应并不明显;关于东道国因素,本文发现只有东道国市场潜力显著,而东道国投资成本和投资风险不具备统计上的显著。在此基础上,本文为中国企业OFDI模式选择提出有效建议。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东道国因素与企业异质性因素的共同考察

运用2001—2009年1569家中国对外投资企业样本数据,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区位选择的东道国因素和企业异质性因素进行全方位的实证考察。研究表明:企业生产率、企业规模和研发投入等变量均对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决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东道国市场规模、自然资源和制度环境变量对企业的对外投资区位决策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东道国税率水平、劳动力成本、文化距离和地理距离变量与企业选择该东道国投资的概率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从企业性质来看,私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相比对相关影响因素的反应更加敏感。

东道国因素对我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

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和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扩大,受多种因素特别是东道国的经济增长、贸易开放程度、双边汇率、基础设施、技术水平、资源禀赋和制度质量等因素的影响。本文利用2003～2017年我国对45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估计方法,实证研究东道国因素对我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东道国的经济增长、贸易开放程度、基础设施是我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与其呈正相关关系;双边汇率、制度质量也是影响因素,但与直接投资呈负相关关系。在此基础上,运用PCSE估计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得出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具有寻求资源动机,为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提出实证依据。

企业微观特征、东道国因素与中国OFDI模式选择

本文基于2002-2011年中国70家企业401个对外投资模式选择的数据,采用Logit模型,实证检验了企业微观特征、东道国因素对中国OFDI模式选择的影响。结果显示,就海外投资建立方式而言,度量企业微观特征的各变量除了企业研发强度外,其它皆对中国企业选择新建投资模式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度量东道国因素的五个变量,只有东道国资本管制和腐败程度两个变量影响显著。在企业海外投资股权比例安排上,国际化经验越丰富,特别是具有国有企业特征的外商投资企业选择全资方式的可能性较大,度量东道国因素的变量,仅有东道国资本管制获得经验数据的支持。

企业异质性、东道国因素与中国技术寻求型OFDI进入模式

海外投资进入模式的选择是中国技术寻求型企业战略研究领域的核心主题之一。本文采用多项logit模型实证检验了企业异质性和东道国因素对中国技术寻求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结果显示,规模经济越大的企业越倾向于选择跨国并购的进入模式,而企业的研发能力对中国企业选择跨国并购模式有显著的负面影响。相比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更倾向于选择跨国并购模式,但企业成长性则对进入模式的选择没有显著影响。同时,衡量东道国因素的四个指标即人均GDP、法律权利力度、文化距离和研发水平均与跨国并购的进入模式选择正相关,特别是东道国的文化距离和研发水平在企业对外投资进入决策中具有较大的影响力。

OFDI影响中国海外创新的门槛效应研究——基于东道国视角

本文试图通过机制机理分析,印证了OFDI对中国海外创新产生一定影响,以2006—2018年中国在海外申请专利的52个国家为面板数据,利用门槛模型考察东道国因素如何通过OFDI影响中国海外创新。研究表明:在东道国创新水平、制度质量、与母国技术差距作用下,OFDI与海外创新呈"U型"关系;东道国创新水平未达拐点前负向影响海外创新,达到该拐点后正向影响;东道国制度质量以及与母国技术差距未达到拐点前正向影响海外创新,超过该点后负向影响;东道国竞争程度仅线性正向影响海外创新。本文提出东道国因素通过OFDI对中国海外创新存在门槛效应,为中国在海外更好地进行创新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基于空间视角的中国制造业OFDI的东道国影响因素实证研究——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例

本文利用2003-2017年中国制造业对60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FDI(对外直接投资)数据,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中国制造业对沿线国家OFDI的空间效应及东道国影响因素。研究表明:中国制造业对沿线国家OFDI的空间效应显著,“第三国”不可观测因素显著正向影响中国制造业OFDI;东道国市场规模、对外开放程度、劳动力总量、资源禀赋和技术水平以及是否与我国签订投资协定、是否与我国相邻、是否加入上海合作组织、是否与我国语言相同等因素是影响中国制造业OFDI的重要因素;在分组检验中,中国制造业对不同收入水平沿线国家OFDI的空间效应及东道国因素影响的程度和效果均存在差异。本研究结论对中国制造业在沿线国家开展OFDI以促进其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中国OFDI反向技术溢出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东道国制度环境的视角

文章运用LP模型测算了OFDI反向外溢的国际研发资本,用东道国制度变量与我国OFDI反向外溢的国际研发资本的交叉项作为衡量指标,应用面板协整技术研究了东道国制度因素对我国OFDI反向技术外溢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OFDI显著促进了技术创新,东道国高效的公共治理、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完善的技术市场体制均可通过与我国OFDI反向技术外溢的协同作用对我国的技术创新起到促进作用,但其对外开放度对我国OFDI反向技术溢出的促进作用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