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时空演变及区域差异分析

数字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核心增长极之一,正在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对2014—2020年中国省际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分布动态和区域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与2014年相比,2020年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整体有所提升,分区域看,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呈波动下降趋势,中西部地区呈上升趋势且差距较小;空间分布上,中国数字经济呈现东高西低的发展格局,而且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多极分化状态;东、中、西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相对差异呈不断缩小趋势,并且区域内差异是造成数字经济发展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

长三角城市群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及时空分异研究

文章基于投入产出双维度,构建包括基础设施、创新要素、治理环境、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模型,结合泰尔指数和莫兰指数对比分析2010—2021年长三角城市群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及时空分异。结果表明:研究期间长三角城市群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产出维度表现突出,但投入维度尚待提升;城市群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有所扩大;发展空间分布总体不均衡,并可以分为四种空间集聚类型。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及区域网络结构

基于2013—2021全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利用CRITIC-熵权法测度省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借助QAP分析法揭示各维度差异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影响程度,并运用改进的修正引力模型,构建有向加权的省域数字经济关联网络,从整体、局部、个体3个维度量化其网络结构。研究发现,各省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稳步提升,但不同省域间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北京、广东、上海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遥遥领先;各省域数实融合平均水平变化最小,数字产业平均水平变化次之,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创新平均水平变化较大,数字基础设施差异和数字创新差异是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主要来源。从网络结构来看,各省份之间数字经济联系不够紧密,邻近省份更易形成凝聚子群,北京、上海、江苏、广东等省(市)占据网络中心位置,在数字经济关联网络中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和吸引力。

中国省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及时空特征分析

基于数字化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发展、数字化创新、数字经济环境四个维度,构建中国省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选取我国30个省(区市) 2014—2021年的数据,采用熵权法进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在此基础上,借助Arcgi s10.8、Geoda1.2软件,通过莫兰指数、修正引力模型、标准差椭圆进行时空特征探析。研究发现:我国数字经济整体缓慢增长,区域差异大,由东部沿海向中西部阶梯式递减;各省域经济联系日益密切,数字要素流动性增强;空间上存在正相关性,主要呈低低集聚;空间分布方向上呈东北—西南,且经济重心向西南转移。

黄河流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评价及时空演变分析

为更好地发挥数字经济对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从数字经济基础设施、数字经济发展环境、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4个维度构建黄河流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基于2016—2020年黄河流域九省(区)的相关数据,采用熵权TOPSIS法、自然断点分类法和莫兰指数对黄河流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时空特征以及空间相关性进行探究。结果表明:总体来看,黄河流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但呈上升趋势,存在明显的空间相关性。各省(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综合排名比较稳定,但存在区域差异性,总体呈现由东向西下降的特征。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了加大发展水平较低省(区)的扶持力度、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优化数字经济发展环境、加快推进数字产业化发展等对策。

循环经济视域下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效应

循环经济视域下,数字经济发展是促进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提升的重要路径,数字经济发展通过改善农村居民消费环境、提升农村居民消费能力和优化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三个路径影响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但是,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特征。在此基础上,本文基于循环经济理论和数字经济发展理论,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机理,并构建数字经济发展影响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中介效应模型,选取我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为了进一步促进数字经济与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协同发展,应推进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农村地区数字化人才培养、推动农业数字化转型、优化数字技术应用环境。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研究——以2010—2023年上市零售企业为例

当前,数字经济发展逐渐上升至国家战略高度,各个行业都在积极进行数字化转型,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巨大的驱动力。本文以2010—2023年102家上市零售企业为研究对象,分析数字经济发展与企业融资约束之间的关系,发现零售企业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依旧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越有利于零售企业吸引股权融资,进而对零售企业融资约束产生明显的缓解作用,提出零售企业有效协调数字转型和创新活动发展、金融机构充分发挥服务实体经济的作用、政府层面完善外部监管以及治理机制等建议,促进零售企业数字化转型和创新发展,不断优化数字化转型工作,争取更多外部融资。

东北三省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

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成为了农村地区获取金融服务的重要途径。基于2011—2022年东北三省3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研究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并进一步从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三个维度探究其对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东北三省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都对东北三省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具有促进作用,其中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对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因此,应加强农村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并实行差异化的数字普惠金融,推动农村经济进一步发展。

新经济背景下数字化创新对物流业发展水平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2013-2022年数字化创新与物流业发展水平的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对数字化创新对物流业发展水平的影响进行研究。研究表明,数字化创新能够正向促进物流业发展水平的提升。地区异质性回归结果显示,中部地区的数字化创新对物流业发展水平的促进效应显著优于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中介效应分析结果显示,企业的资源配置水平的提升能够强化数字化创新对物流业发展水平的提升作用。调节效应分析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化管理水平的提升有助于发挥数字化创新对物流业发展水平的作用效果。本文结合新经济背景下数字化创新对物流业发展水平的影响效果,为物流业未来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建议。

“一带一路”背景下数字经济赋能南疆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与驱动因素

在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各种要素中,数字经济已成为一大新动力。基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运用熵权 TOPSIS 法测度南疆地区2011—2021年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同时,本文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经济、人力资本、产业结构等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驱动作用。研究发现:(1)南疆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呈现出波动上升的趋势;(2)数字经济对南疆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3)南疆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会受到人力资本和产业结构等因素的影响。据此,本文提出应积极推进数字经济发展,发挥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直接推动效应;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注重对人才的培养,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内生动力等建议,以期助推南疆地区适应经济发展新业态。

福建省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与提升对策研究

基于数字经济内涵及指标构建原则,从数字经济基础设施、数字经济产业规模、数字经济发展环境、数字经济生活化水平四个层面搭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选取了11个具有代表性的指标,运用熵权法对2013—2022年福建省9个地级市的数字经济水平进行测算分析。结果表明,2013—2022年福建省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总体上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福州、厦门、泉州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领先。福建省应采取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城际数字经济合作、缩小城市数字经济差距、提高居民数字经济生活化水平等措施来提高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数字经济、科技创新水平与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

文章使用2012-2021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结合数字经济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的现状,利用熵值法分别测算二者综合发展指数。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对数字经济影响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的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最后利用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旨在探讨数字经济对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经过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之后,数字经济仍然呈现出显著正向的推动作用,促进了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在数字经济推动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科技创新水平起到了关键的传导作用。

数字经济、创新水平和高质量发展的关系研究

本文从创新水平这一新视角探讨了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实证测算了2012年至2022年我国31个省份的数字经济指数和高质量发展指数,并基于专利申请授权数测算了省级创新水平,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计量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显著推动高质量发展。在控制固定效应和使用工具变量的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中介效应分析表明,创新水平是数字经济影响高质量发展的中介变量。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西部地区的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影响,且随着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提高,数字经济的促进效应越明显。这项研究不仅深化了我们对数字经济如何助力高质量发展的理解和认识,也为政府制定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政策设计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价值。

安徽省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评价研究

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数字经济已成为目前的主要经济形态,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因数字经济的发展发生了巨大变化,数字经济已成为改变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为把握数字化发展新机遇,有效分析安徽省各地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在参考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按照数字经济定义,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指标,使用熵权TOPSIS法,构建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模型,用于量化各地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数据依据。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及空间异质性研究

为了探究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本文基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和数字发展环境四个层面构建指标体系,运用纵横向拉开档次法和熵权法的综合应用,对2015~2022年中国的30个省市区进行评估。研究结果揭示,我国的数字经济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但在各个区域的发展上却呈现出不均衡和不充分的特点,并呈现“东部–中部–西部–东北”递减的趋势,以及依托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的核心城市群呈梯队分布格局,同梯队省份之间的数字经济表现出高度的同质性,这为推动数字经济合作和形成数字经济内循环提供了有力的客观支撑。In order to explore the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level of our country, this paper builds an index system based on the four aspects: digital infrastructure, digital industrialization, industry digitalization and digital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This paper evaluates the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level of 30 provinces in China from 2015 to 2022 by using the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separation grade method and the entropy weight method.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reveal that China’s digital economy shows an increasing trend year by year, but in the development of various regions, it presents unbalanced and inadequate characteristics. China’s digital economy shows a decreasing trend of “east-central-west-northeast”, and China’s digital economy also shows an echelon distribution pattern according to the core urban agglomerations of Beijing-Tianjin-Hebei, Yangtze River Delta and Pearl River Delta. The digital economy of our country shows a high degree of homogeneity among the echelon provinces, which provides a strong objective support for promoting the cooperation of digital economy and forming the circulation of digital economy.

安徽省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

近年来,安徽省高度重视数字经济的发展,在产业布局、技术创新、人才储备方面都具有一定的优势。基于安徽省2017—2022年的统计数据,通过熵值法对安徽省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并提出促进安徽省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为其他地区提供借鉴和参考,有助于形成有利于数字经济创新与发展的政策环境和制度安排。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算研究

文章从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个维度构建数字经济指标体系,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2005—2022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并分析其区域差异。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及其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呈现不断上升的变化趋势,且东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高于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各个省份之间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且差异程度逐渐变大。针对研究结论,提出不同地区应该立足本地区实际,精准选取突破点,实现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且应该建立数字经济发展部际协调机制,形成协同发展、优势互补的机制,促进各个地区之间实现数字经济的协调发展,逐步缩小现有差距。

福建省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评价及其驱动因素

数字经济在培育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该文从数字基础设施、技术创新与持续发展、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等方面构建福建省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水平指标体系,并采用熵值法评估2014—2022年福建省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水平。结果显示,福建省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逐年增长,但区域发展不均衡,时空变异特征主要与政策环境、数字基础、技术创新和产业协同等因素有关,并据此提出福建省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路径。

RCEP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

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数字经济的崛起与发展已成为推动全球贸易增长的重要引擎。RCEP国家的相关政策会推动自身的数字经济水平的发展,RCEP成员国作为我国的重要贸易伙伴,其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能够对中国出口贸易造成影响。本文选取2012~2021年RCEP伙伴国与中国的相关数据,以贸易便利化为中介变量,探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影响我国出口贸易的内在机理。结果表明:RCEP贸易伙伴国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对中国的出口有驱动作用,贸易便利化水平发挥着中介作用。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与对策研究——以连云港市为例

基于2011—2022年连云港市数字经济相关数据,运用熵权-TOPSIS评价模型,构建包含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以及数字经济发展环境四个方面的指标体系,对连云港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度。研究发现:连云港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持续优化,呈现出良好的上升趋势,其中,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两项权重表明其在促进连云港市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展现更大的相关性。文章在系统分析连云港市数字经济发展情况下,为促进连云港数字经济强市工程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