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际投资“符合东道国法律”要求的内涵及其应用

国际投资定义中"符合东道国法律"是投资界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关系到投资是否能得到保护。"符合东道国法律"是国家主权在投资领域的表现,ICSID的仲裁实践和大多BIT都将其作为判断投资是否适格的一个方面,对裁定投资争端管辖权具有重要意义。东道国法律的稳定性及其合法性影响着"符合东道国法律"之要素的判断,这就要求东道国法律应该符合公平公正待遇和透明度原则。

论BIT中“投资形式变化符合东道国法律”条款的仲裁风险与防范

在国际投资仲裁领域，有关东道国法律适用的研究与实践众多。而就在ICSID仲裁表明东道国法律在投资定义条款中的有限性时，我国近年来签署的多份双边投资协定却进一步在定义条款中增设了“投资形式变化符合东道国法律”这一条款，由此便带来了可能的仲裁风险。而随着国际投资仲裁体系的自我完善和近年来对东道国利益的重视，通过再次审视投资定义条款的定位与功能，可以发现这一风险有弱化的趋势。站在中国的立场上，在认清外部国际投资局势变化和我国国际投资身份转换的基础上，通过灵活运用国际法和国内法，有区别的对双边投资协定进行设计，就能够较好地防范该类风险的发生并实现本国利益与输出资本利益的平衡，从而统筹国际投资领域对内对外两个大局，推动国际投资法领域的法治建构与发展。

试论东道国法律在解决国际投资法律冲突中的地位

国际投资法律冲突既包括因投资合同而产生的法律冲突 ,也包括因合同以外的投资争议而产生的法律冲突。适用于国际投资的法律虽然多种多样 ,但本文认为适用东道国法律应是解决国际投资法律冲突问题的根本原则 ,并认为这一原则不仅应适用于当事人之间的因投资合同而产生的法律冲突 。

论投资条约中的“符合东道国法律”要求——兼论我国在中美投资条约谈判中的立场选择

"符合东道国法律"要求是投资条约对投资定义和条约适用范围的主要限制之一,亦是目前中美投资条约谈判的重要争论点之一。对于该要求,欧式投资条约和美式投资条约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欧式投资条约对于该要求有明确的规定且主要表现为定义条款规定模式、非定义条款规定模式以及并列条款规定模式,而美式投资条约则没有对该要求作出规定。国际投资仲裁实践表明:"符合东道国法律"要求是投资条约对投资合法性的要求,"符合东道国法律"要求与仲裁庭的管辖权密切相关,诚信原则是判断投资合法性、确立"符合东道国法律"要求的重要标准。基于我国在国际投资领域角色的转换,在中美投资条约谈判中,我国不仅应当在条约文本中以定义条款规定模式对"符合东道国法律"要求作出规定,而且应当根据条约文本中有关"投资准入"这一前提问题的规定,对"符合东道国法律"要求的规定作出适当的调整。

“国际中心”仲裁法律适用规则试析

在世界银行主持下制定并于1966年10月14日正式生效的《关于解决国家和他国国民之间投资争端的公约》是目前国际上唯一生效的解决国家同外国投资者争议的多边公约,据此而建立的“解决投资争议的国际中心”(ICSID,以下简称“中心”)则是专门解决国际投资争议的常设国际机构。《公约》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诞生的,它较好地均衡了东道国和外国投资者的利益,体现了资本输出国和资本输入国的协调意志,是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相互妥协的产物。利用“中心”解决投资争议,对东道国。

对外商独资企业的五大管理

外商独资企业与其他形式的国际直接投资相比较,前者具有更大的自主权和灵活性。只要它们依照批准的章程进行经营管理活动,东道国一般不予干涉。独资企业在东道国境内的投资、获得的利润和其他合法权益,均应受到东道国法律的保护。但是,东道国为维护国家主权和本国利益,要对独资企业实施监督。独资企业必须遵守东道国有关法律和法规,

跨国公司环境信息的“双重标准”及其应对措施

由绿色和平组织公布的一份企业污染物公开状况的调查引起人们对跨国公司环境信息公开问题的关注。更值得关注的是跨国公司在海外和其母国实行了有别于在华的"双重标准"。本文试从全球战略、东道国企业社会责任水平、东道国法律制度缺失等三个方面分析了跨国公司实行异于其母国的所谓"双重标准"的原因,并寻求促使跨国公司公开其重要环境信息的途径。

境外投资企业政治风险的分析及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境外投资有了较大发展,到1997年底,在境外设立的企业共有5000多家,遍及世界139个国家和地区。由于各国政府对外来投资不同程度的干预,政治风险防范问题一直是我国境外投资企业投资决策和经营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

关于外资企业立法的几个理论问题

六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这是继《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之后,我国公布的又一项重要的外资立法。外资企业是指全部资本为外国投资者所有,并由外国投资者独立经营管理的企业。《外资企业法》的颁布。

国家合同与跨国仲裁

二次大战以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交往和协作有了广泛的推进。发达国家中一些私人企业为了寻找其过剩资金的出路,都希望能参加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开发和工业发展。发展中国家为了发展民族经济,也愿意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谋求发达国家在资金、技术设备、企业管理等方面予以协作。因此,目前在世界范围内,以政府分支机构或代理机构为一方和另一国家私人企业为另一方。

论国际直接投资合同的适用法律问题

本文就国际直接投资合同应适用接受投资的东道国法律这一原则问题,进行了具体的论述。作者认为,这一原则虽已为大多数国家所肯定,但在具体执行中仍时有争议,在我国实行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也会遇到这方面的问题,需要引起注意。

BOT投资方式的法律保障及其管制

ＢＯＴ投资方式的法律保障及其管制杨松ＢＯＴ方式是建设———经营———转让（Ｂｕｉｌｄ———Ｏｐｅｒａｔｅ———Ｔｒａｎｓｆｅｒ）形式的简称①。它是指东道国政府授予私营公司或企业以上一定期限的特许专营权，以合同的方式许可其融资修建和经营管理基础设施；政...

我国企业跨国经营的意义、方略及法律调整

我国企业跨国经营已经历了十多年的发展,取得了不少的成绩,截止1994年底,经我国批准建立的境外投资项目已有4642个,中方总投资额已达52。4亿美元。然而,由于人们对跨国经营的意义的认识不充分,许多企业仍不知该如何走向国际市场,加之,从整体上看我国尚缺乏宏观上的政策鼓励和法律引导,我国企业跨国经营的潜力和作用尚未能充分发挥。笔者正是针对这一问题谈些粗浅看法,意在促进我国企业跨国经营之发展、完善,让中国企业以新的姿态步入新的世纪。 一、我国企业跨国经营的重要意义 企业走出国门,从事跨国经营可以起到“渠道”、“桥梁”、“牵线”、“破壁”、“大使”的重要作用,它在整个的国际经济动作中的各个方面有着重要影响。本文中仅着重从跨国经营对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推动作用阐述几点意义。

评Hamester公司诉加纳仲裁案

Hamester公司诉加纳仲裁案是投资者-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下的典型案件,该案既涉及到如何界定“符合东道国法律”要求下适格投资等管辖权问题,又涉及到如何判断企业行为能否归责于国家等实体问题。该案仲裁庭将管辖权与实体问题合并审理,裁定仲裁庭具有管辖权,同时驳回申请人的仲裁请求。仲裁庭围绕“符合东道国法律”要求的判断问题、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归责问题、保护伞条款的适用问题等争议焦点进行了分析,对后续的国际投资仲裁实践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随着国有企业愈发广泛地参与到国际经济活动当中,与国有企业相关的国际投资仲裁案件日益增多,在此背景下,企业行为能否归责于国家的问题应当引起充分关注。

中亚国家国际投资仲裁中腐败问题研究--以以色列金属技术有限公司诉乌兹别克斯坦案为例

近年国际投资仲裁实践表明,中亚国家境内外国投资跨国腐败问题较严重。"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投资者在中亚国家投资集中在自然资源及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投资过程中往往需要与政府签订合同或获得政府许可,因而同样面临腐败风险。通过考察国际投资仲裁庭对涉及腐败的投资争端作出的裁决,可知其对于腐败问题已由最初的回避转变为主动对相关事实进行调查。这表明,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我国应当承认腐败问题的可仲裁性,同时需要在仲裁实践中注意仲裁庭对于相关程序及实质问题的裁决路径。只有这样,我国投资者才可利用国际投资仲裁庭抵御海外投资过程中的腐败风险,为形成更加良好的国际投资环境做出贡献。

国际投资法下投资者的合理期待与政治风险之抗辩

在'Bilcon诉加拿大案'中,投资者合理期待的保护与东道国政治风险的抗辩成为国际投资法领域的热点问题。投资仲裁实践集中于合理期待的有效来源和投资者对一般法律政策的稳定期待与东道国规制权间的紧张关系。因此,我国在设计投资务款时,应当厘清合理期待的范围并考虑政治风险纳入例外条款的可能性,以此保护投资者利益并为东道国实施法律政策保留必要空间。

关于我国企业参与国际投资竞争的几点思考

关于我国企业参与国际投资竞争的几点思考郭诗英随着我国企业经济实力的增加和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一大批中国企业开始走出国门，向海外投资，一批根植于中国的跨国企业正在形成。这些新兴的跨国企业，在搜集国际市场商业信息，打开各国的贸易渠道，建立国际市场的销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