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道国环境规制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动因--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验证据

基于2008-2017年中国对71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OFDI)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东道国环境规制对中国OFDI动因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具有明显的市场寻求动因和自然资源寻求动因。东道国环境规制会降低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自然资源寻求动因,东道国环境规制水平越高,东道国自然资源禀赋对中国OFDI的影响越弱。研究为解释“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OFDI实践提供新的洞见,为促进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负责任的OFDI提供有益启示。

东道国营商环境与中国OFDI--基于双边政治关系的门槛效应分析

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越来越多地受到东道国营商环境与双边政治关系的影响。基于2003—2020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49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分析东道国营商环境对中国OFDI的影响以及双边政治关系的门槛效应。结果显示,东道国整体营商环境对中国OFDI具有积极影响,具体到营商环境的分项指标,结果存在一定差异性;双边政治关系在东道国营商环境对中国OFDI的影响中存在门槛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高收入、低收入国家依次通过单一门槛、双重门槛检验。最后,为进一步推动中国OFDI高质量发展,提出开展营商环境中介服务、优化双边政治关系、推进贸易与直接投资协同发展等对策建议。

中国OFDI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东道国制度环境视角

在全面开放新格局下,我国OFDI的范围和规模不断扩大,投资总量和投资存量都位居世界前列,因此亟须进一步厘清东道国的制度环境对我国OFDI的作用机理。本文将东道国的制度环境分为政治、经济和法律三个维度,利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各个国家的制度环境得分,随后借助引力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定量测算制度因素对中国OFDI的综合影响。最后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对东道国制度环境与中国OFDI之间的关系进行估计,并进行了滞后一期的稳健性检验,最终得出结论:东道国的经济和法律制度对我国OFDI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而东道国的政治制度对中国OFDI却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东道国制度环境对中国OFDI的影响

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竞争愈加激烈,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面临严峻挑战。包括政府责任、规则质量、经济制度总评分和劳动力自由化在内的东道国制度环境成为了影响我国OFDI的重要因素。

海外网络嵌入性、国际学习对国际化绩效的影响——东道国制度环境的调节效应

以国际学习为中介变量,以东道国制度环境为调节变量,构建了海外网络嵌入性影响国际化绩效的理论模型。基于长三角地区353家外向型制造企业问卷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海外网络嵌入性对国际化绩效具有正向影响,而且,国际学习在海外网络嵌入性与国际化绩效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东道国制度环境在海外网络嵌入性与国际学习关系中起正向调节作用,东道国制度环境在海外网络嵌入性与国际化绩效关系中也起正向调节作用。

东道国制度环境与海外并购企业的创新绩效

本文以开展海外并购的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东道国制度发展水平对海外并购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企业国有股权比例、吸收能力和海外子公司的地理多样化对东道国制度发展水平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东道国制度发展水平对海外并购企业创新绩效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这种正向效应当企业吸收能力增强时会变得更加显著;但是当企业国有股权比例较高时,东道国制度发展水平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正向效应会受到抑制;海外子公司地理多样化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不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丰富了国际商务领域中制度和创新的研究成果,为东道国制度环境对海外并购企业创新绩效的积极作用提供了新的证据。

东道国营商环境如何影响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选址

高度关注东道国的营商环境已成为跨国公司投资选址的共识。进一步的研究需考虑营商环境的子类因素、非对称制度距离及企业投资动机差异等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OFDI)投资选址的影响。利用2003-2015年中国OFDI企业对世界上176个经济体的投资项目数据,在控制东道国正式制度环境的前提下,实证研究营商环境对中国OFDI企业选址的影响。结果显示:我国OFDI企业倾向于在整体营商环境更好的国家投资选址,特别是针对弱势制度国家的投资对营商环境便利度更加敏感;我国不同投资动机的OFDI企业选址表现出对营商环境便利度不同子类指标的"异质性偏好":资源开发型OFDI偏好办理施工许可证和保护投资者的便利度;商贸服务型OFDI偏好执行合同的便利度;当地生产型OFDI偏好缴纳税款和执行合同的便利度;技术研发型OFDI偏好对投资者的保护程度。因此,完善我国"走出去"公共服务,开展国别营商环境评估工作,并针对不同投资动机OFDI推行差异化的扶持政策,有助于促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健康有序成长。

社会技术创新对中国海外工业园可持续发展的影响--东道国制度环境的调节效应

中国海外工业园是“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重要支点,也是全球与区域价值链的重要节点,更是中国海外创新生态系统的重要平台。国际生产体系转型与全球价值链重构、新工业革命与数字经济转型升级、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成为全球治理标杆与准则,为中国海外工业园可持续发展带来挑战。以东道国制度环境为调节变量,构建社会技术创新影响中国海外工业园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模型。基于全球24个国家的52家中国海外工业园543份问卷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社会技术创新通过商业模式创新、制度创新和文化嵌入创新三个维度对中国海外工业园可持续发展产生正向影响,东道国制度环境在商业模式创新、文化创新与中国海外工业园可持续发展关系中起正向调节作用,在制度创新与中国海外工业园可持续发展关系中起负向调节作用。中国海外工业园的可持续发展不仅要重视科技创新,更要重视社会技术创新以及二者的耦合发展,同时要根据东道国制度环境的变化及时调整社会技术创新路径。

东道国投资环境与外资进入的博弈分析

针对东道国投资环境与外资进入关系的问题,学术界进行了大量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并认为东道国良好的投资环境有助于促进外资的流入。本文则尝试使用博弈论的分析方法,对两者的关系进行剖析和论证。

对外直接投资中的东道国制度环境问题研究

对外直接投资是我国"走出去"战略以及"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实现形式。文章分析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中的东道国制度环境问题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东道国制度环境偏好。为了进一步促进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文章建议从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双重角度改善我国企业所面临的东道国制度环境。

双边投资协定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东道国制度环境水平的视角

基于我国2003-2013年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82国面板数据,从东道国制度环境的角度出发,研究双边投资协定(BIT)对OFDI的长期影响。从整体上看,BIT对我国OFDI有正向促进作用,具体来说,BIT对OFDI的促进作用随东道国制度环境水平的提高呈现出先增加后减弱的倒U型特征。因此,与东道国制度水平中等国家签订的BIT对我国OFDI的促进效用最优。

双边投资协定、东道国制度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

本文基于2003年至2017年中国对113个国家(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面板数据,运用引力模型和系统GMM方法,基于制度环境的视角,考察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通过实证分析,本文得到结论: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作用显著;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制度风险偏好”的特征,倾向于流向与本国制度环境差异更大的国家,双边投资协定可以弥补东道国的制度缺位;对于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东道国,双边投资协定所发挥的促进作用不同,双边投资协定对发展中国家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针对不同洲际分布的东道国,双边投资协定对亚洲、拉丁美洲、欧洲吸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更显著。

中国OFDI企业绩效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东道国制度环境的视角

以2000-2007年进行OFDI的中国工业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东道国制度环境对OFDI企业绩效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企业制度依赖性对东道国制度环境与企业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中国OFDI企业整体具有显著制度依赖性,这种制度依赖性对东道国制度环境和OFDI企业绩效的关系有正向调节作用;东道国制度环境对中国OFDI企业绩效具有差异性影响,发达国家的制度环境对中国OFDI企业绩效有正向作用,发展中国家制度环境则具有反向影响;在发达国家,资源寻求型、市场寻求型和技术寻求型OFDI企业绩效均受当地制度环境的正向作用;在发展中国家,制度环境对资源寻求型OFDI企业绩效的影响为正,对市场寻求型和技术寻求型OFDI企业绩效的影响为负。

东道国营商环境对中国OFDI逆向溢出的影响研究

企业在东道国能否通过模仿和消化当地知识并实现资源在子公司与母公司间的转移与当地的营商环境相关。同时,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双边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企业在海外逆向溢出效应的作用效果。以2009-2018年中国对全球54个国家投资获得的逆向技术溢出为面板数据,分析东道国营商环境与中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非线性关系。研究结果为中国更优选择海外投资目的地提供一定建议。

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动因何在?

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动因比较复杂,既有企业自身的内在原因,也有母国政府的推动作用和东道国环境的吸引作用等外在因素的影响,还受到国际经济格局变动的影响,可以说是综合动因作用的结果。近年来,中国境外投资保持高位增长,相应的,中国企业在全球经济活动也日渐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论东道国的环境措施与间接征收——基于若干国际投资仲裁案例的研究

目前,间接征收问题已成为各国在外资领域实施环境措施的现实难题。在大多数国际投资仲裁案件中,仲裁庭并未支持东道国环境措施,而是认为东道国环境措施对外资构成了间接征收。国际投资仲裁中,东道国环境措施与间接征收之间的关系问题主要蕴涵着东道国维护环境公共利益的权力与保护外国投资者财产利益的义务之间的冲突。在投资条约序言中增加环境保护目标、确立"兼采效果与目的"标准、规定间接征收例外条款和构建适度约束仲裁自由裁量权的机制等举措有助于实现国际投资仲裁中环境保护与外资保护的适度平衡。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制度环境与中国OFDI

本文以2008年~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30个国家为样本,研究东道国制度环境与中国OFDI(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的相关性,分析“一带一路”倡议及相关改革政策对中国OFDI的影响。结果表明:(1)总体来看,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国OFDI与东道国制度环境显著负相关;(2)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这种负相关进一步加深;(3)包含节点城市的国家的制度环境与中国OFDI的关系较为复杂,从全时期来看显著负相关,但是分阶段来看的话,“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前后均无显著相关性。

双边政治关系、东道国制度环境与对外直接投资

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双边政治关系能否对东道国制度环境起到一定的优化补充效应?以往研究往往忽略了双边政治关系与东道国制度环境间的交互影响。本文基于2005-2014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数据,通过构建双边政治关系、东道国制度环境差异等指标,实证分析表明:第一,友好的双边政治关系对东道国制度环境具有一定的优化效应,促进企业海外投资;相反,双边政治冲突则表现出一定的恶化效应;第二,不论是正式制度还是非正式制度,友好的双边政治关系对东道国制度差异均起到了一定的补充效应,降低了东道国制度距离的阻碍,增强了企业海外投资的合法性;第三,进一步,友好的双边政治关系与东道国制度环境的互补效应,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成效;第四,在较差的东道国制度中,双边政治关系的优化互补效应更为显著。基于上述分析,在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进程中,一方面要增强与投资东道国的互联互通,注重与制度环境差异较大的国家进行政治交流,同时要积极构筑企业自身的所有权优势,保障企业对外投资收到实效。

东道国的环境税与低碳技术跨国转让

本文借助一个外资企业与东道国企业进行古诺竞争的模型,讨论了在市场机制下外资企业的低碳技术转让问题,并重点分析东道国的环境税政策及补贴政策在其中的影响。研究表明:市场机制发挥作用需要东道国宽松的环境政策加以配合,发达国家回避技术支持问题来要求发展中国家执行严格的环境政策实际上是将发展中国家置于两难境地。因此,发展中国家必须坚持不同议题之间互动的谈判策略,在确定技术获得的前提下探讨减排责任的承担问题。

东道国税收环境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

近年来税收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性日益显示。本文将东道国税收环境概括为总体税负、税制合理性、税收管理效率与税收透明度四个维度。本文收集了2012-2017年沪深A股采矿业、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170家上市公司在77个境外国家和地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数据,利用混合回归方法从微观企业行为出发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与东道国税收环境的相关性。研究发现,中国企业倾向于在总体税负低、税收效率高且签订税收协定的东道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但对东道国税收透明度的敏感程度不高;不同的行业对东道国税收环境敏感度也不同,批发和零售行业对东道国税收管理效率、税收透明度更为敏感,而制造业则对东道国税制复杂程度更为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