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桥与唐代东都社会生活:以唐诗为视角

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上,桥梁在交通往来、历史文化价值、人文与自然结合的景观等多个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唐代的天津桥位于东都枢纽位置,行旅频繁,景色宜人,既是贯通城市的通衢,也是水运交通的要冲,还是政事活动的场所,发挥着人员往来、信息传播、休闲娱乐等多重功用,具有城市地标性质。除了实用功能,天津桥还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其沉浮兴废可视作唐朝盛衰的缩影。当国泰民安之盛世,天津桥繁荣热闹,常激发诗人歌颂吟咏;逢战火纷飞之乱世,天津桥衰败惨淡,引起文人叹惋追思,因此天津桥亦具有文学地标意义。

《唐故东都安国寺大德尼法真墓志铭并序》考释

唐代东都安国寺坐落于洛阳宣风坊,为著名尼寺,多位官宦之女在此出家。《唐故东都安国寺大德尼法真墓志铭并序》2007年出土于洛龙区,是南来吴裴材料的重要补充,可补正史不足。

唐代东都洛阳平泉别墅群考述

位于洛阳龙门西南的平泉朝游是洛阳八景之一,此地在唐代中晚期存在一处包括宰相李德裕平泉山庄在内的别墅群。平泉又被称为灵泉,大概是来源于《穆天子传》所描述的昆仑仙境中泉水的名称。平泉别墅群至少包括六处达官贵人的园林式别墅,是以李德裕、白居易为代表的唐代中期文人们所反复咏唱的景胜佳绝之地,在中国乃至东亚园林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

唐代东都分司官任职原因分析

一般论者将分司官的任职原因归为安置罢黜、远黜量移及性乐恬退等。分司官的任职原因除上述之外,还有赏功、重用、避祸、因病及照顾家庭等。一般官员乐意接受分司官之职,是因为在洛阳任分司官有以下几点优势:一是洛阳的自然条件与人文环境优越;二是分司官的待遇优厚;三是洛阳名流显宦云集,给分司官员提供了结交的机会;四是洛阳地处交通要道,可以使分司官迅速了解朝廷动向,同时为他们提供了结交过往官员的机会。优越的自然、人文环境及丰厚的待遇,对于赏功、因病以及年老分司者都是优待.名流显宦的云集与结交过往官员的方便,使政治上不甘寂寞的分司官看到了出路,尽管他们暂时离开了权力中心,但仍然可以利用东都的有利条件韬光养晦,寻求机会东山再起。

白居易任东都分司官考述

白居易晚年以做分司官求“独善”。本文对白居易任分司官的一些细节问题 ,如分司次数、分司官名等进行了梳理考证。白居易所以自求分司 ,一是洛阳自然环境优美人文环境宽松 ;二是分司官待遇优厚 ;三是由于他晚年身体欠佳 ;

中唐时期东都士人的生活方式及其美学意蕴

中唐时期,白居易等人以闲官的身份居住于东都洛阳。其生活方式以宴集和游赏为主,在享受感官刺激的同时又追求玄远的精神境界。从思想上讲,这主要是受到南宗禅的影响,并以白居易的中隐观为思想基础。其对中国美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饮茶、填词、私人园林和清幽淡雅的审美趣味。

唐代东都分司官居所试析

东都分司官大都分司于唐后期 ,居住在洛阳风景最优美的东南一隅 ,因为这时皇帝不再东幸洛阳 ,分司官基本成了闲职 ,他们可以只从生活方便与个人爱好的角度选择住宅 ;分司官多是高官 ,有经济能力在城东南的风景区购宅。

唐前期东都职官的称谓变化与东都机构的发展脉络

唐朝前期东都洛阳中央职官的称谓大致发生过三次变化。东都建立之初,东都职官一般在官职前加"都"或"东都"等字样,这时的东都中央机构多是实职,由于皇帝来往于两京之间,洛阳需要管理宫室、廨署的事务性官员,同时由于武则天为摆脱李家王朝的影响而久居东都,所设机构自是实职。武则天退位后东都职官一般称"留司"、"留台",因中宗即位后,政治基点仍立足于长安,武则天留在洛阳的那套机构就成了留守性质。天宝以后,东都职官一般称"分司",这时皇帝不再光顾东都,洛阳的中央职官只是长安的分设机构,成了安排闲散人员的地方。东都职官称谓的变化,体现了东都中央机构的发展变化的脉络及特点,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洛阳政治地位的下降。

略论唐代的东都尚书省

唐代中央职官在东都洛阳分设了一套职官体系,东都尚书省是唐代东都分司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东都尚书省并不全盘照搬长安官制,而是根据实际需要设置。东都尚书省不设尚书令与左右仆射,以东都留守为长官。东都尚书省虽也设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但六部之下所设各司往往不齐备,六部的具体工作也和长安官制有所区别。

论东都太庙与唐代政治

唐朝是继隋以后建立起的又一个统一的封建专制王朝,在这一王朝的历史进程中,东都太庙的兴废是唐代政治形势变迁的焦点问题之一。尤其是唐代后期成为中央王朝延续中央正统地位的基本措施。文章通过大量史料的检析,揭示唐代东都太庙的变迁与唐代政治的关系,加强对唐代政治沿革的历史轨迹和内在原因的进一步认识。

唐东都洛阳上阳宫园林遗址研究与复原探讨

唐东都洛阳上阳宫园林遗址位于今洛阳市支建街,20世纪90年代发现。遗址总面积为1648.6m^2,是上阳宫皇家宫苑中一处园林的局部。发掘内容丰富,有池、卵石园路、6座假山和3段廊址。根据考古信息,结合历史文献与唐代绘画、敦煌壁画、出土明器等相关图像信息以及其他唐代苑囿遗址的考古资料对其进行了研究与复原探讨,明确了这处园林的景观主体是由石景与水景构成,主要建筑为组合变化的廊,这些都体现出了唐代的造园风格。

隋煬帝为何营建东都洛阳

隋炀帝于弒父继位后的第二年,即大业元年(605)三月,开始动用大批民力,营建东都洛阳,至第二年正月峻工,前后历时仅十个月。据史书记载,在这次土木之役中,前后共征发“役丁二百万”,“僵仆而毙者十四五焉。每月载死丁东至城皋,北至河阳,车相望于道”。所以历来史家都将此举单纯视作隋炀帝诸多暴政之一。笔者对此不敢苟同。本文拟从古都学的角度,重新探讨一下营建东都的真实原因,以期对炀帝此举作出不同评价,敬乞指正。

洛阳新出比丘尼墓志与唐代东都圣善寺

近年，洛阳出土了两方唐代比丘尼墓志，一是《大唐故韩氏刘夫人墓志》，青石质，60厘米见方，楷书30行，满行29字，由进士庄若讷撰，墓主法名会如，号金刚。一是《大唐皇再从祖姑故宁刹寺比丘尼志弘墓志》，青石质，72厘米见方，楷书28行，满行27字，由其夫君光禄卿王谅撰，墓主出身皇族，赐封号“陇西郡夫人”，名声地位显著。两位志主为仕宦家庭主妇，生活相对优裕，然而皆于晚年出家为尼，

浅议隋唐时期东都洛阳城之佛寺

本文主要根据历史文献和考古发掘资料，对隋唐时期东都洛阳城的佛寺作了相关探讨，把佛寺所在区域分为宫城中心区，洛水以北、洛水以南里坊区。同时分析了隋唐时期东都洛阳城佛寺的历史沿革、分布规律以及几座寺院的迁移变化。

试论唐代东都分司制度的特点

唐代东都分司机构并不像人们通常认为那样．只是安排闲散人员。它具有以下特点：东都分司机构中的职官设置从实到虚，其枢要部门不设分司官，东都留守判东都尚书省事，留台御史权力较大，同时分司官可以代表中央政府主持某些重大活动。

唐代东都御史台研究

学界对唐代的西京御史台已有许多研究成果,对东都御史台则关注不多,一般只是在研究西京御史台时涉及到东都御史台。东都御史台设置的时间并非通常认为的开元以后,而是高宗龙朔、咸亨年间。东都御史台的监察范围较广,负有分察六部与监察礼仪、监察百官、监察司法、推按大案要案及审理一般民事案件之职责。

隋大业世东都洛阳国家图书整理检论

洛阳是公元七世纪初中国发展统一文化的中心 ;大业世东都图书整理凸显着统会古今综理南北典籍以推进统一文化发展的历史特征。其图书整理 ,集图书特别征集、综理鉴别、部类编目、庋藏保护、抄录传播诸图书措理诸环节 ;其因于开皇世西京之图书而踵续增大以开扬隋氏富藏之规模 ,实为有隋图书的一次总结集。郑樵所谓“隋家藏书 ,富于古今”的历史大观 ,可谓形成于开皇世所搜聚 ,而底成于大业世所增广。隋唐嬗替 ,唐人因承东都所聚 ,渐积增广而开出盛唐开元世国家图书事业殿军于我国中古图书业之辉煌 ,考镜其源流实始于有隋 。

韩愈分司东都与韩孟诗歌唱和群体的形成

文人分司东都对文学创作及洛阳诗歌唱和的影响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中唐诗人韩愈分司东都期间,在洛阳任职或居住的孟郊、卢仝等人与之进行了较多的诗歌酬赠唱和。同时,洛阳便利的交通条件、韩愈在文坛的影响及其喜欢奖掖后进的作风也吸引了贾岛、刘叉、李贺等人。诸多诗人在此会聚,促进了韩孟唱和群体的形成,并在彼此的相互影响中形成了共同的诗歌审美追求。

论刘禹锡之东都名士风度与魏晋风度的关系

刘禹锡晚年对魏晋名士的生存方式和处世风度,表现出一种效仿的心态,他的晚年生活和居洛诗作形成了一种东都名士风度。这种风度与魏晋风度不仅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在中唐时代更具有通过疏离政治斗争而曲折反抗并关怀现实的特殊内涵,对文人词的兴起也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