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个口号论争中的郭沫若——谈两篇有关佚文

1936年12月18日在上海《大晚报》副刊《火炬》上,刊出了郭沫若写于同年12月9日的题为《漫话“明星”》一文。郭老生前没有把此文收编在他的任何集子中,倒是署名“另境”的《秋窗集》,1937年6月泰山出版社出版,生活分店总经售,收有此文。原因是,署名另境的这本杂文集,分二个部分:论争之部和散什之部。

介绍一篇有关两个口号论争的资料

一九三六年春,在左翼文艺运动内部发生了"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著名论争。这本来是革命文学内部的争论,事隔三十年后,"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的政治需要,他们硬是把这场论争的性质歪曲为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把"国防文学"打成"卖国文学"、"汉奸文学"、"国民党文学",把"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则说成是"

从冯雪峰的秘密使命看“两个口号”论争

以左联解散为背景,"两个口号"论争一方面是以周扬为代表的"左翼教条派"和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自由派"两大派系之间矛盾冲突的公开爆发,一方面是王明路线与毛泽东路线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的一次"潜对话"。以中共中央特派员身份参与"两个口号"论争的冯雪峰是这次论争的实际上的发起者和操控者,他在论争中通过鲁迅对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解释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左翼文艺界的分裂,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从左翼文艺运动的危机状态中挽救了鲁迅,因此而在鲁迅"走向神坛"的道路上铺下了一块坚实的基石。

谈“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与“国防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

"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与"国防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一直是现代文学及鲁迅研究领域里的一个令人关注的问题。论战者中一方所打的是莫斯科共产国际的旗号,而另一方竖起的是陕北中共中央的旗帜;然而这两个形同水火的口号,其理论依据均出自王明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所撰写的文件。本来鲁迅只是一个局外之人,但他作为一个具有独立思想品质的左翼作家,参与此次论战之后即对当时上海左翼文化领导者奴隶总管式的作风进行了尖锐批判,表示了对于专制主义无比憎恶的态度。

左翼学案:周扬与“两个口号”论争

"两个口号"论争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争论时间最长的一桩学案。从1934年周扬提倡"国防文学",到1988年中共中央为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胡风彻底平反,"两个口号"论争在半个多世纪的文学发展进程中一再成为文艺运动的聚集点,因这次论争而导致的"周扬派"与"鲁迅派"的分化在左翼文艺运动和建国后的文学史上演绎了说不尽的恩怨沧桑。周扬是这一学案的主要当事人,从左联解散,到延安整风,再到建国后的历次文艺运动,他的命运沉浮始终与"两个口号"论争息息相关。虽说周扬的一生就是一部活的"左翼文艺运动史",但实际上,周扬一生的文艺活动都深陷于"两个口号"论争的历史纠纷而不能自拔。半个多世纪以来,关于"两个口号"论争,要么是从路线斗争的角度用政治批判方式解决文艺问题,要么是从宗派观念的角度纠缠于历史的或个人的是是非非,这两种途径都无法真正解决"两个口号"论争的矛盾冲突。新时期以来,随着意识形态的淡化和个人恩怨的消解,从文艺理论上确立"两个口号"论争的对话与潜对话状态,是解决"周扬派"与"鲁迅派"历史矛盾的正确途径,也只有从文学理论意义上寻求对话的基点,才能使"两个口号"论争的理论遗产转化为建设性的文学资源。

“两个口号”论争中鲁迅和左翼文艺界的政治分歧

在"两个口号"论争中,鲁迅和左翼文艺界人士的思想和态度存在一定的差异。鲁迅坚持在"国防文学"口号之外重提"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深层考虑:相较于含义相对宽泛的"国防文学","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明确地将"民族的立场"和"阶级的立场"统一起来,有助于坚持和发展"左联"成立以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促使中国革命不再重蹈"四·一二"式以革命者之血洗权力者之手的覆辙。

“两个口号”论争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上世纪30年代在"左联"内部发生的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表面看起来是两种话语的表述方式之争,实际上是两种政治策略之争,更是中共中央的两个权力中心之争,即以王明为代表的"莫斯科中央"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陕北中央"之争。即使到了"延安时期",党中央内部对于"两个口号"论争的评价,又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的政治形势下产生了不同的理解。而这时毛泽东对"两个口号"的理解和阐释与当初鲁迅有着根本的不同,他把鲁迅在"两个口号"论争中所坚持的"文学的独立性"转换成了"艺术上的政治独立性",进而演化为"艺术上的政治立场",这与当年"国防文学"论者的思想逻辑是暗合的。表面上,毛泽东是"国防文学"的批评者,但在思想逻辑上,毛泽东与以周扬为代表的"国防文学"论者有着惊人的一致。

“两个口号”论争与俄苏文学文论传播中的期刊

"两个口号"的论争与俄苏文学和文论在中国的传播有关,而这又受制于论争参与者的价值观念与期刊对俄苏文学和文论译介的互动。1934年至1936年,国民党系统的期刊译介俄苏文艺,一般以作品为主,且与"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主题相关。同人期刊译介俄罗斯文学名家名作,也积极译介无产阶级文学和苏联文艺动态。左翼的期刊译介了大量有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苏联文艺政策的文章。它表明中国的文艺界进一步向苏联的文艺思想看齐,因而"两个口号"论争的理性色彩也进一步加强,但同时也使论争中的"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现象无法完全克服。

左翼报刊与“两个口号”论争的发生

1935年秋至1936年秋发生的“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两个口号”论争,在某种意义上是报纸副刊和文艺期刊推动的结果。这场论争以报纸副刊《时事新报·每周文学》和《文学界》《光明》杂志为核心,几乎席卷了当时所有的左翼文艺报刊和进步思想文艺界,不仅折射了左翼文艺界内部的诸多矛盾和意气之争,也展现了现代民族国家想象视域下左翼文艺界思想观念与左翼文学精神的嬗变现象。这场论争标志着原左翼营垒在“革命文学论争”之后的再次分裂,也意味着一种新的文坛聚合的可能性和必然性。

茅盾与两个口号的论争

茅盾在1936年的两个口号论争中,卷入较深,观点前后有变,引出诸多事端,无论是在当初还是事后都是至关重要的角色。弄清茅盾与两个口号论争的关系,对研究茅盾和现代文学史上这一重要事件都不是没有意义的。在进入本题研究之前。

文学与政治的歧途——“两个口号”论争中的鲁迅

“左联”后期发生的“两个口号”论争在中国现代革命与文化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实质是在当时的政治历史文化语境中秉持什么样的文学观问题,以及文学的话语背后论争双方表达的政治诉求。同时表明,作为精神界战士,鲁迅在革命团体中对存在新的奴役与压迫的警惕和反抗,鲁迅及其文学行动使现代文学始终成为参与历史和变革社会的存在,是中国左翼文学形成的“鲁迅传统”最直观的体现。

两个口号的论争是否是胡风所挑起

“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发生于一九三六年。以周扬、夏衍等为代表的主张“国防文学”一方,和以鲁迅、冯雪峰等为代表的主张“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一方,各发表了多篇文章参加论争。论争甚是激烈。 “国防文学”是根据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提出来的。它适应了当时抗日的形势,很快为一大批革命作家、爱国文艺工作者所接受,但是,这一口号有明显的缺点:

胡风与茅盾的论争探析

胡风与茅盾对鲁迅的态度不同,在“两个口号”论争中两人所持观点不同,另外,胡风还是茅盾一段不成功的恋爱的见证人,这些因素让两人形成很深隔阂。而文学观的对立则让两人的隔阂演变为终生的积怨。

东北作家群与“两个口号”论争关系考论

20世纪30年代东北作家群的崛起与“两个口号”的提出、论争密切相关。“国防文学”“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在理论建构过程中,征用了东北作家群的文学实践作为其在创作上的基础和根据,而东北作家在创作中对阶级与民族叙事的辩证,也为30年代左翼文学的抗战转型提供了具体的文学经验。同时,这两种左翼文学理论主张及其背后的话语机制,在论争中对东北作家的不同指认,不仅促成了其在上海文坛的成名,而且影响了东北作家群内部的聚合与分化。对东北作家群与“两个口号”论争之间深层关系的辨析,既有助于重审东北作家群跨域流动中与关内文学的互动,也能就抗战时期左翼文学研究打开新的问题空间。

关于“两个口号”论争的重新检讨

1936年在"左联"内部发生的关于"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论争,表面上看是夹杂着浓厚的宗派恩怨的"政治路线"的争执,但实际上是一场"文学"论争,是一场如何处理"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论争。以周扬为代表的"国防文学"派主张"文学"与"政治"同一的观点,而以鲁迅为代表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则坚持"文学与政治的歧途"的文学观。"两个口号"论争,实际上是鲁迅们为了捍卫文学的独立性而进行的"护法"之战。这场论战,不仅直接导致中国现代"左翼"文学的分裂,而且对于后来的文学思潮乃至文学事业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关于“两个口号”论争的两个问题

王明回忆录《中共50年》认为"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是根据中共中央"八一宣言"和"九一九宣言"两个文件提出来的,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国防文学"口号是周扬在"八一宣言"发表之前提出来的,而中共中央1931年9月19日并没有发表过《九一九宣言》,"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是冯雪峰根据相关的中央文件与鲁迅、胡风协商后提出来的。历史上的"两个口号"论争表面上是"周扬派"与"鲁迅派"之间的论争,实际上应该是"周扬派""鲁迅派""托派"三方面之间的论争。"托派"的加入改变了"两个口号"论争的性质,从而在政治上使论争上升到了敌对状态。只有将"托派"置于论争的整体格局中,才能理解"两个口号"论争在政治上的严肃性和复杂性,也才能理解鲁迅为什么会下定决心与周扬等人决裂。

组织的错位与“两个口号”论争

“两个口号”论争是在“左联”解散并准备建立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发生在左翼文坛内部的论争。“国防文学”派服从以周扬为书记的“文委”这一级党组织的领导,“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拥护者则服从中共中央代表冯雪峰的意见。论争双方共同践行了列宁提出的“写作事业”是“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指导理论,表现出强烈的组织观念和党性原则。但两个组织之间缺乏有效沟通,都认为己方代表了党,对方损害了党的威信。组织没有统一,有了错位,论争也就相持不下。同时,周扬、冯雪峰等人当时还都缺乏“统战”不同意见的能力,论争造成了长期的负面影响。

茅盾与“两个口号”论争

在1936年的"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两个口号"论争中,《文学》同人尤其是茅盾排除政治偏见、宗派情绪及个人恩怨等因素的干扰,围绕"创作与批评"、"理论与实践"等问题,努力探索合乎艺术之道的左翼文学,提出了"作品产生理论"、"自出题目自做"等极具建设意义的观点,为左翼文学的发展建言献策。

“两个口号”论争前夕鲁迅眼中的上海文坛与革命危机

关于"两个口号"论争中的鲁迅,我们习惯于在周扬和胡风的对峙间寻找其位置。然而,鲁迅介入论争,是有着自己独立的判断的。对于他来说,战前的上海文坛代表着革命特别的一种形态:危机中的革命。在左联之外,与傅东华、郑振铎、茅盾等"《文学》社"同人的关系,是鲁迅形成这一判断的重要前提。对此加以钩沉,将使我们得以理解鲁迅最后一年间的种种选择,并把握鲁迅眼中那不会在"联合"中解除的革命危机。

“两个口号”论争及重新评价

"两个口号"的论争发生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是中国左翼文坛上具有很大影响的重要事件,双方阵营中都包含当时及之后在文艺界具有重要地位及影响力的人物,牵涉范围十分广泛。尽管争论本身仅仅针对当时上海的特殊情况而产生,但论争的评论在之后的四十余年内却几经反复和变迁,其中所展现的不仅仅是文艺理论上的差别,更重要的是文坛内部的分歧与变化,以及纠葛其中的个人情感与恩怨。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两个口号"论争的真实历史面目被遮蔽,左翼文坛内部立场的差别变成了划分敌我矛盾的证据和工具。本文着眼于一九七八年之后论争的重新评价,综合现有的关于整理"两个口号"论争事件的书籍与资料,辅以一手报刊资料、当事者回忆录、现有采访记录等材料,梳理澄清"两个口号"论争发展新阶段的始末,整理其中牵涉到的各类事件及重要人物,力图呈现这一事件在"文革"后至八十年代中的变迁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