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赴一场未知旅程 评舞台剧《两京十五日》

《两京十五日》是80后作家马伯庸创作的热门历史小说,马伯庸在小说中一以贯之他的“历史可能性”写作风格,在立足历史宏观背景的前提下,结合历史人物的细节和以小见大的视角,在小说中展现出别具一格的历史风貌。再加上他善于在讲述传统文化故事时融入西方的叙事元素,使其作品备受关注。

基于两京(都)制论证候风地动仪存在的合理性

张衡的候风地动仪是否真实存在,至今还是一个有争议的科学与历史问题。否定其最大的理由在于因历史记载产生的矛盾。依《后汉书·张衡传》记载,张衡于阳嘉元年(公元132年)建造候风地动仪,而其卒于永和四年(公元139年)。在此期间,《后汉书》只记载过一次地震,即永和三年(公元138年)的甘肃陇西地震。一般认为候风地动仪记到的是此次地震。矛盾之处在于对公元138年甘肃陇西地震的历史记载出现不一致的情况:《后汉书·五行志》记载当时京师"裂城廓,室屋坏,压杀人",即在陇西地震的同时,京师也发生了破坏性的地震;而《后汉书·张衡传》却说"尝一龙机发而地不觉动,京师学者咸怪其无征",记载的是在陇西地震发生时京师并无任何有感地震发生。由此,有人认为,在公元138年候风地动仪记录地震的同时京师就已经发生强烈有感地震了。人都有感,地震动仪记到也就不足为奇了。更进一步,由于历史记载出现矛盾,地动仪无出土实物,发明后很快遗失,因而就认为候风地动仪历史上并非真实存在,其存在性值得怀疑。本文针对这个记载矛盾做出另外一个解释,论证在东汉时有两个京师,一是长安,一是洛阳,京师震指的是长安,而候风地动仪放在河南洛阳。从而对历史记载中的矛盾有所解释,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候风地动仪存在的真实性。

从两京一都制到两京制——明朝曲折的定都之路

国都是一个政权的政治中心,也是一个政权存在与否的重要标志,一般不可以轻易变更。但纵观明朝,定都之路十分曲折,从明初的"两京一都"到后来的"南北两京",南京、北京、凤阳、开封,都在明朝的定都之路上留下了浓重的痕迹。本文旨在讨论大明王朝曲折的定都之路,分析各个都城建都的前因后果。

明代两京官署志体例的演变

明代两京官署志众多,是古代史学史上显著的现象,其体例既有对前代官署志体例的袭用与改进,如在史志体中引入传记与图式,在笔记体中杂用传记与编年;又有新创,如黄佐的《南廱志》,仿《史记》体例,分为事纪、职官表、六考与列传四部分,首用纪传体。后"事纪"被代之以"圣训"为代表的皇帝敕谕,诏命等内容,其它三部分实质不变,演进为训传体,契合了官署志的内容特点,最具史学创新价值。两京官署志不乏续修之举,续志又多能对旧志体例进行改进。

浅析两京地区汉墓壁画在汉代墓室壁画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

两京地区的汉墓壁画是在继承西汉中晚期之前各种丧葬绘画的基础上出现并发展的。由于两京地区在汉代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这一地区在西汉中晚期已经成为了汉代墓室壁画创作的中心。之后历经整个汉代,这一地区的汉墓壁画在汉代墓室壁画的发展中都处于主导的地位,引领了汉代墓室壁画的发展潮流。

唐前期两京官府工程的经费筹集

唐前期两京官府工程的经费筹集方式多样,除通过国家库藏拨给调配之外,还有临时科率百姓财物劳役、征发官员俸禄、百官献纳、拆迁补料等多种途径。这种多样化的经费筹集方式的原因有三:一是工程建设并非国家的常规事务;二是负责营缮事务的将作监存在固定收入;三是将作监所需原料直接申报尚书省,由尚书省支拨调配。由于重大工程所需往往超出将作监的承受能力及以尚书户部为核心的财政预算,加上官府并无专项经费以供工程营缮的临时支取,所以唐前期两京官府工程营建过程中常常采用各种办法来筹集经费。这种面貌一直持续到后期设置了专项营缮经费才有所改观。

论隋唐时期两京驿道的绿化问题

唐代众多驿道中,以联结长安、洛阳的两京驿道最为重要。为适应新的交通形势需要,唐朝在这条驿路上陆续栽种了适合北方气候特点与土壤条件的槐柳等树种以保护驿道,荫蔽行人,且采取了很好的保护措施,成效卓著,其绿化方法与保护措施值得后人学习和效法。

我国两京制的理论与实践

陪都制度是我国行政制度史上一个源远流长的现象，而陪都制度中最为普遍一种形式是两京制。本文在试图厘清中国两京制度发展历史的基础上，分析两京制的类型以及作用，阐述两京制产生的原因和发展规律。

唐代丝路胡俑与丧葬制度关系蠡测——以两京地区为例

两京地区的唐代墓葬中出土了大量造型各异的胡俑,其中在初唐至盛唐中前期,出土的胡俑数量最多,尺寸较大,并且制作精美;到了盛唐中后期至晚唐,胡俑的出土数量急剧下降,尺寸突然变小,制作工艺也无法与前期相比。汇总研究唐代不同时期胡俑的出土数量、造型尺寸,结合唐代丧葬制度、丧葬习俗等相关文献记载,发现盛唐中后期随着丧葬制度的改变,新的丧葬观念逐渐盛行--人们对随葬明器不再热衷,反而重视下葬前地面上的仪式及娱乐化的活动,这可能是导致胡俑尺寸突然变小、随葬数量急剧下降乃至消失的主要原因。

浅析唐代两京地区“阎罗王”信仰

唐代长安、洛阳两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空前发展,佛教在此迅速传播。佛教的宣扬者"阎罗王"成为佛教进军民间的率领者,其形象喜好以及是非观念在当地表现明显,为民众表达心声提供了另一种有效的途径。与此同时,这与两京地区各方面的发展状况紧密联系,呈现一定的佛教民众化内容,部分反映了两京的社会现实。

宋代两京饮食服务业发展原因及概况

宋代两京饮食服务业的发展得益于两京规模扩大、人口剧增,民风奢华、市民游览成风,上流社会人士热衷户外饮食消费三个有利因素。从为饮食服务业的发展提供广阔舞台和庞大消费群体、营造良好消费环境、对普通民众的引领导向三个方面刺激和推动了宋代两京饮食服务业的发展。按照功能、档次及特点,可将宋代两京饮食服务业分作饮、食兼营的酒楼,主营主食的食店,主营饮料的茶肆,走街窜巷、沿街叫卖的流动服务及地方风味食店五类情况。

宋代两京饮食服务业的特点及作用

宋代两京饮食服务业在长期经营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诸多鲜明特点,主要表现在注重宣传、广告效应;注重内部装饰;有歌妓、妓女助兴;服务功能及服务层次、方式多元化;服务质量、环境卫生上乘;店主与员工构成了以"工价"为纽带的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品牌食品众多。宋代两京饮食服务业发展的作用已大大超出了饮食服务业发展本身,主要反映在促进了两京商业的繁荣;吸纳了大量劳动力与社会闲散成员,有利于社会稳定;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

《唐两京坊宅补遗》补辑

《古籍整理与研究》八七年第二期刊张忱石先生《唐两京坊宅补遗》,其文据晚近出土唐代墓志,补辑为清徐松《唐两京城坊考》所遗两京坊宅近六百处,资料来源多据《千唐志斋藏志》(简称《千唐志》),但仍有遗漏.笔者从《千唐志》中整理出为张文所遗而未见著录的两京坊宅二十二处,现予补辑,以使资料更为完备.

长安洛阳都城文化及崤函古道研究的力作——《两京与两京之间历史地理研究》序一

2018年春天,李久昌教授与我谈及,他计划将自己近年来所撰写的有关汉唐两京长安与洛阳的相关历史地理研究论文结集出版,我当即表示希望能够早日拜读他的大作。由于长期从事古代都城考古,古都长安与洛阳研究一直是我十分关注的学术内容。久昌教授是目前国内学术界研究汉唐两京历史地理的著名学者,我十分期盼能够尽快了解他在这方面学术研究的新进展、新成果。不久前,久昌教授将其论文集《两京与两京之间历史地理研究》书稿给我,并嘱我作序。

两京及崤函古道研究的新创获——《两京与两京之间历史地理研究》读后

长期以来,由于关注黄河中下游地区经济与社会的变迁,再加上长期在古都洛阳以学术为业,对李久昌教授的研究多有关注,其发表的相关论文大多拜读,深感其术业专攻,建树颇高。值此李久昌教授《两京与两京之间历史地理研究》出版(科学出版社2020年3月版)出版之际,得蒙不弃见赠新著,倍感荣幸的同时,略就读后侈谈感想,以示向李久昌先生求教之意。

浅析唐代两京的植物崇拜

唐代文化包罗万象,神怪传说给唐人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也成为其生活的一部分。本文主要探讨了两京地区民间对植物的崇拜反映出的两京社会中比较有特色的一类民间信仰状况及其所体现的当地人们的心理和行为。

浅析唐两京地区“地狱说”与“阎罗王”观念——关于佛教民间化问题的研究

佛教在传播过程中对于民间化的问题很关注,尤其在唐代两京地区,为了迅速占领市场,其运用各种方式影响人们,其中,地狱说和阎罗王观念是佛教传播的两大法宝,通过它们很快将佛教发扬光大。本文通过对唐两京地区有关地狱说和阎罗王观念的论述,说明佛教在民间化过程中重视采取这两种途径去渗透和影响当地人们,这二者对于佛教在民间扩大传播有重要作用,增强佛教对大众的影响,并且通过此也可反映当时两京社会的一些情况。

从士族中央化到中隐风尚——试论唐代两京文人生活的变革及其原因

"唐代士族中央化"的概念由台湾学者毛汉光先生提出。这是一个关涉唐代士族生活变革的重大社会现象,因为文人多属于士族中成员,所以它也是一个关涉唐代文人生活和文学创作的重大现象。这一现象的文学意义学界已有一些研究,但它对唐代文人生活和文学创作产生影响的脉络、路径是什么,还有探究的必要。士族中央化带来的直接结果是文人家庭生活居住地在都城地区的集中,在这一居地变迁的基础上,都城文人的生活也相应发生了变化。首先,因为中央化,唐代大量文人的生活型态由之前"乡里与都城"旧双家型态演变为了"正宅与别业"新双家型态。其次,新双家型态的形成,使文人的非在仕人生阶段也要在两京地区度过,这意味着都城文人获得了大量的闲暇时间,为他们在此践行隐逸高蹈生活提供了必要条件。再次,两京文人进而依借园林别业把本为政治世俗之地的都城地区改造为了亦可栖隐之所。这其实是通过在都城内部创造自然世界和向都城外部山林之地拓展两个途经,实现了都城生活空间由承载政治世俗生活的一元结构演变为了可承载政治世俗与山林园林两种生活的二元结构。最后,在生活空间改造基础上,两京文人形成了一种兼顾仕和隐、都市与山林的"中隐"生活风尚。

明代两京制度下的南京

南京是历史名都,且为朱元璋定鼎之地,洪武、建文两朝和永乐前期均以此为首都。永乐迁都北京后,南京是两京制度下的陪都,一切中央机构设置完备,南明政权成立以后,这些机构完好无损,加之有长江天险以为屏障,占有地理和战略优势,对南明政权存在和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唐两京城坊考》校补拾遗

徐松《唐两京城坊考》是研究唐两京宫殿遗址、街坊布局、坊市制度、风土人物及水陆交通等的一部重要著作,一直深受内外学者的青睐。1985年8月,中华书局出版了方严点校本。点校本不仅收录了程鸿诏著《唐两京城坊考校补记》一卷,而且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根据考古学的成果所绘制的《唐长安城复原图》、《唐大明宫图》和《隋唐洛阳城图》等,又附有张忱石先生编制的索引,因而极大地推进了唐两京城坊的研究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