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两代农民工城市就业的差异及特点分析

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已经成为我国产业大军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用自己辛勤的劳动,推动着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环境造就了两代农民工不同的权利意识及就业的不同特点和差异。调查、研究、概括和分析我国两代农民工城市就业和生存的特点、差异和变化,对制定、调整我国农民工就业及保障政策有重要意义。

数字普惠金融能否缓解新老两代农民工的多维贫困?

基于2014—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通过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从代际视角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工多维贫困的影响,并进一步讨论就业机会的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新老两代农民工的多维贫困均有明显的减缓作用,且对老一代农民工的作用更大;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数字普惠金融对新老两代农民工多维贫困的缓解作用加强;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高农民工的就业机会缓解其多维贫困。

新、旧两代农民工城市定居决策差异的影响因素——基于2013年在京进城务工人员经济和社会调查数据

农民工群体"市民化"成为我当前城市化进程中的重要问题。本文在数据处理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用"城市定居决策"来指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度,并通过计量方法研究不同因素对于农民工做出城市定居决策的影响,从而说明两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度的差异及市民化进程,并给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两代农民工留城意愿的比较研究——基于北京市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2010年在京进城务工人员经济和社会调查数据，研究新老两代农民工留城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利用一值probit模型，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比老一代农民工留城意愿高出32％；受教育年限和社会资本存量对两代农民工都有显著的正影响，但对老一代农民工的影响程度更大；性别、固定人口率、是否干过农活和外出打工前是否在城市生活过等因素对老一代农民工的留城意愿有显著影响但对新生代农民工没有影响；外出打工年限和月收入对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有显著影响但对老生代农民工没有影响。

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否提高新老两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来自CMDS的经验证据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工程,从数字经济视角探寻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尤为必要。本文基于CMDS微观数据和城市层面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实证考察了数字经济对新老两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提升了两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且对新一代农民工的影响更大,该结论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异质性检验结果发现,数字经济对高物质资本、高人力资本农民工群体就业质量的促进效应更强;在相同资源禀赋下,数字经济为新一代农民工带来的就业效应更大。机制分析显示,数字经济能够促进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进而提高农民工群体的就业质量。本文的研究不仅证实了数字经济对新老两代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的促进作用,而且为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提高农民工人力资本水平和物质资本水平,从而促进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代差视角下第二代农民工城乡迁移个人风险成本的实证研究——基于1012位城乡迁移农民工的问卷调查

对1012位城乡迁移农民工问卷调查数据进行的统计分析表明,第二代农民工工作的稳定性程度只有第一代农民工的54.13%;两代农民工遭遇劳动不安全、财产不安全比例无代际差异,但第一代农民工被拖欠工资数高于第二代农民工;第一代农民工中"体质大不如从前"和遇到失业的比例均比第二代农民工高;两代农民工在签订劳动合同方面不存在任何差异,都处于很低的法律保障状态;第二代农民工享受临时性福利比例略高于第一代农民工,但享受较为制度化福利的比例不存在差异,比例都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