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利率下降对信贷增长的影响——基于两区制阈值协整模型的分析

以价格型为主的货币政策调控是我国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基础,其中,政策利率是调控的核心,中央银行通过调节政策利率来影响短期市场利率,并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进一步影响中长期利率及更广泛的金融指标,从而影响总需求及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目前,我国政策利率下降,推动市场利率持续下行,促进并巩固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效果。本文运用两区制阈值模型,分析政策利率对保持信贷总量合理增长的作用,结果表明:政策利率对贷款投放存在阈值,且在不同区域与市场主体之间存在差异,加大财政金融联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平滑阈值效应。

利率市场化改革与关键政策利率的选择——基于国际经验及两区制阈值误差修正模型的分析

随着我国从制度层面实现利率市场化,政策利率对市场利率的引导作用逐步提高,但利率传导仍具有"双轨制"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货币政策调控转型的效率。如何从现有的多个政策利率中,选择一个合适的关键政策利率,直接关系到当前货币政策调控转型的效率。基于国际经验和我国国情,本文选取7天和14天期央行逆回购利率作为关键政策利率,并运用两区制阈值误差修正模型实证检验了两种期限的关键政策利率对隔夜市场基准利率的可控性。结果表明:两种期限的关键政策利率分别与市场基准利率之间存在阈值效应,但7天期逆回购利率作为关键政策利率的引导效果更好;当偏离均衡水平时,由市场基准利率承担调整,隔夜市场基准利率在正常区制中的调整时间约为19周,而在非正常区制中仅需2周。未来,我国应尽快明确将7天期逆回购利率作为我国的关键政策利率。为此,可先将存贷款基准利率等多个政策利率与关键政策利率挂钩,待时机成熟时再合并为统一的关键政策利率,实现政策利率的"两轨并一轨",进而推进货币政策调控从数量型为主向价格型为主的转型。

中国棉花产业链价格传导非对称性研究——基于两区制门限向量误差修正模型

基于两区制门限向量误差修正模型,本文对棉花产业链上的棉花价格与棉纱价格之间的传导效应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二者之间在长期内存在均衡关系;在短期内二者之间的传导存在非对称性。当二者处于门限协整的第一区制时,棉花价格能进行调整,但调整速度很慢,而棉纱价格则没有自我调整机制;当二者处于门限协整的第二区制时,棉花价格没有自我调整机制,上期的偏离会以很快的速度在本期进一步扩大,而棉纱价格能以很快的速度向均衡状态收敛。总体上,棉纱价格对棉花价格下降的反应大于棉花价格上涨的反应。棉花和棉纱进口的增加以及棉花产业链纵向市场联结较紧密是导致棉花产业链价格波动传导非对称性的主要原因。

创新背景下城市资源的空间策略性互动研究——基于门槛效应与两区制空间杜宾模型

创新为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会提高城市发展中城市资源量的使用能力与配置效率,由于资源总量的限制,城市间资源量会出现空间上的策略性互动。本文采用单区制杜宾模型、两区制空间杜宾模型,选取2008-2020年我国284个地级市创新水平与城市资源量面板数据,探究了创新水平对城市资源量的直接影响与空间策略性互动行为。结果表明:创新水平会对城市资源量产生正向促进作用,并在产业协同集聚、市场化水平方面存在明显的最优门槛区间,但与此对应,存在人力资本的“瓶颈”限制作用;在以创新程度为划分的两区制模型中,创新程度较高的城市之间存在“逐优竞争”的策略性互动行为,创新程度较低的城市之间存在“向上竞争”的策略性互动行为。

从农产品到食品的非对称价格传导过程——基于两区制门槛协整模型的研究

基于新近发展的两区制门槛协整模型对从农产品的批发到居民的食品消费这2个环节之间的价格传导过程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该模型能较好地刻划从农产品批发价格到食品零售价格之间所存在的2个不同区制下的非对称性,从农产品的批发环节到食品的最终消费环节之间存在非对称的价格传导。研究结果表明,农产品价格与食品价格之间的误差修正机制仅在两者偏离较大的情况下启动。在不同区制下,供给与需求的力量是不同的。

官员任期、标尺竞争与地方政府科技支出——基于地级市数据和两区制空间杜宾模型的新证据

本文基于2003—2016年中国地级市数据,利用官员任期考察晋升激励对地方政府科技支出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多维绩效考核下,地方官员在任期内会策略性"安排"政府科技支出,官员任期和地方政府科技支出呈U形关系,转折点出现在官员上任的第5~6年。此外,在晋升激励下,地方政府在科技支出方面存在显著的互补型策略互动,且在官员第一任期时的政府科技支出反应系数明显高于官员第二任期时的科技支出反应系数,即在官员晋升激励更强的时期,地方政府科技支出竞争更激烈,说明在相对绩效考核方式下,地方官员会围绕科技创新展开标尺竞争,提高政府对科技创新的投入,改善政府支出结构。

结构性货币政策对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成本的影响--基于两区制门限VECM模型的研究

改善民营企业融资结构、扩大直接融资规模、提升债券市场融资功能、降低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成本,是结构性货币政策的重要功能之一。分别运用线性VECM模型与两区制门限VECM模型,分析结构性货币政策对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成本的影响。只考虑线性关系时,结构性货币政策短期内可降低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成本,中期表现为平抑债券融资成本波动,长期仅存在线性关系,并且主要体现为保持市场稳定。引入非线性关系后,当政策的引导作用较强时,结构性货币政策实施效果明显,而当政策引导作用较弱时,需要大幅下调利率才能引导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成本下降。在中期,当政策引导作用较强时,结构性货币政策表现出稳定市场利率的作用,当政策引导作用较弱时,政策的直接引导作用降低。进一步,本文发现当出现特殊情况时,结构性货币政策能发挥较强的引导作用,使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成本快速回到均衡水平。

基于两区制空间杜宾模型的我国港口空间竞争强度分析

为进一步了解我国港口空间竞争格局,完善区域港口协调发展政策,基于我国128个规模以上港口2008―2017年的面板数据,运用两区制空间杜宾模型对不同规模、不同地理区位和不同整合力度下港口空间竞争强度的差异情况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大型港口之间的空间竞争强度要大于小型港口,大型港口面临周边港口空间竞争的响应系数为0.546,小型港口为0.168;沿海港口相比内河港口对周边港口的竞争更加敏感,沿海港口面临周边港口空间竞争的响应系数为0.572,内河港口为0.237;港口整合可以降低港口空间竞争强度,整合力度大的区域其港口面临周边港口空间竞争时的响应系数为0.401,其空间竞争强度要比其他区域小0.155。

城市群对地方税收竞争的影响——来自两区制面板空间杜宾模型的证据

本文采用两区制空间杜宾模型,以中国国家级城市群为对象,考察经济集聚是否会对地方政府的税收竞争行为产生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城市群城市的税收竞争反应系数显著小于非城市群城市,经济集聚有助于缓解地方政府的税收竞争行为。机制检验的结果表明,城市群产生的经济集聚效应为企业提供了"集聚租金",从而对区域内的企业形成了"锁定"效应,使城市群城市无需通过实施过度的税收优惠等措施来减轻宏观税负以吸引资本流入,因而可以降低其参与税收竞争的力度。本文认为,可以通过成立城市群内部跨行政区域的税收管理和协调组织等措施,深化并创新城市群的税收合作与协调,提升城市群的集聚优势,以高效务实的合作改变地方政府对税收竞争的依赖。

港口发展对经济开放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基于两区制空间Durbin模型的实证分析

港口是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对区域经济具有辐射带动作用。本文以环渤海三省一市为研究对象,通过G1-熵权法选取开放基础与开放程度两方面八项指标,评价43个城市的经济开放水平;通过空间相关性检验证实城市经济开放的空间依赖性与异质性;通过单区制空间Durbin模型考察港口发展对经济开放的直接关联与溢出效应;运用两区制空间Durbin模型探讨经济开放的溢出梯度与作用机制。本文的创新与特色有:一是分析港口发展对城市经济开放的直接与间接影响,丰富港城经济关系研究;二是分析环渤海城市间经济开放的空间相关性与溢出机制,弥补将研究对象孤立化的不足;三是运用两区制模型区分经济开放的不同溢出路径,探讨不同区制下城市经济开放溢出的差异。研究表明:城市经济开放受到本地港口与周边港口发展的双重影响,城市间经济开放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环渤海三省一市经济开放整体的溢出属于"互惠互利型",其中辽宁城市群为"独立发展型",河北-天津城市群属于"遇强则弱,遇弱则强型",山东城市群为"强者示范型"。

“自主创新、一区两制”的战略设想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自主创新、一区两制",建立"区中之区",是福建省可以尝试的一种发展模式。该项模式是指利用台湾海峡东西岸的特殊关系,在从福州到厦门的沿海地区,设置激活整个福建发展的枢纽"海峡经济特别区"。这种纯粹第三产业的特别区,用服务型产业群链接海峡东西岸,带动中国走向世界。

长三角地区产业生态化时空分异特征及转型空间策略性研究

分析长三角地区产业生态化水平及其时空演变规律,探讨地方政府在产业生态化转型方面的策略性互动形态,有助于制定更加精确的对策建议,促进产业生态化协同转型。研究发现:①长三角地区产业生态化水平均值总体呈上升趋势,但不同城市间产业生态化水平的差异不断增加,具有显著的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的空间俱乐部现象;②产业生态化转型力度整体呈先降后升趋势,由空间不相关向空间显著集聚转变,局部区域表现出显著的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的空间俱乐部现象,与产业生态化水平的空间错位程度不断增加;③2010—2014年空间策略性互动形态表现为无策略,2014—2019年空间策略性互动形态表现为模仿策略。最后,从顶层设计、体制机制等方面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信用秩序、制度依赖性与绿色经济效率

文章采用两区制空间Durbin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信用秩序的空间互动形式,运用空间计量法和准自然实验探讨信用秩序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及其制度依赖性。研究表明:(1)“逐底竞争”和“竞相向上”非对称性并存是我国信用秩序空间互动的主要形式。(2)信用秩序对绿色经济效率具有双重非线性影响,公共信用秩序、市场信用秩序与绿色经济效率分别呈“倒U”型和“U”型关系。(3)信用秩序的建立具有制度依赖性,地方法规和信用示范政策是信用秩序建立并影响绿色经济效率的重要制度载体。

数字经济发展对农业绿色生产效率的影响

数字经济发展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的动能,也为农业绿色转型的持续深化提供了更多保障。本文以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为样本,在理论分析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农业绿色生产效率作用机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实证检验了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显示:长江经济带城市的数字经济发展存在空间聚集现象;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于当地及相邻城市农业绿色生产效率均存在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且后者效应较前者更为突出;相较省域内,省域外相邻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农业绿色生产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更为显著。

异质性劳动力集聚对区域碳排放的影响研究

在异质性劳动力大规模流动的背景下,如何平衡产业升级进程和“双碳”目标下碳排放约束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当前中国能否实现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本文在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下,通过构建两区域、三产业的碳排放理论模型,刻画异质性劳动力和资本跨区域流动的内生机理。以异质性要素配置与能源替代、碳排放之间的关系为切入点,揭示地区劳动技能水平、要素配置结构与碳排放之间的内在关系。同时,对数理模型的结构参数进行必要校准并对模型中的关键性质和结论进行数值模拟,发现技能型劳动力的集聚能够反向推动能源使用效率的提升,进而强化能源替代效率,从而可以实现地区产业结构优化、有效降低碳排放;而资本的集聚则会对劳动力集聚产生挤出效应,对劳动要素和能源要素配置产生替代效应,不仅不利于产业结构升级,同时还会扩大碳排放水平。最后,利用中国省级宏观数据构建两区制空间杜宾模型,进一步对模型的理论性质和数值模拟的结论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地区间技术水平的高低是能否有效发挥技能型劳动力对能源替代效应和能源利用效率反向推动作用的关键所在;在技术集聚水平较高的地区,技能型劳动力对碳减排的作用效果要显著强于技术集聚水平较低的地区。

中国高技术产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其区域差异性——基于技术距离加权的空间计量研究

高技术产业的外部性通过集聚的溢出效应对外产生影响,溢出程度的不同会体现在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区域差异性上。运用单区制和两区制空间杜宾模型,从全国以及不同区域两个视角对中国高技术产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并且对沿海和内陆两个区域的空间溢出效应的差异性进行探讨。实证结果表明:中国高技术产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明显,溢出方向上的差异导致沿海地区以分散化集聚为主,内陆地区以集中化集聚为主。与此同时,我国各地区高技术产业集聚还通过研发投入、投资以及市场规模等因素对其他地区形成不同程度的溢出。其中,研发资金投入促进正向溢出作用,但研发人员投入却起到抑制作用;高技术产业投资的正向溢出效应显著,并且对本地集聚也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市场规模的扩大会注入更多的竞争因素和分散经营重心,从而削弱集聚和抑制正向溢出。

城市创新水平影响产业效率的机制分析与实证检验--基于空间分异的视角

创新驱动发展背景下,要充分发挥创新在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和提升产业效率中的作用。通过构建创新行为的出现对产业效率影响的微观机制,开展创新水平同生产活动的适应性与匹配性分析,揭示了创新行为的出现对产业效率的作用机制以及城市产业竞争的空间互动态势。研究发现,城市创新水平对城市产业效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随着基础设施的完善,创新水平对产业效率的影响有强化的趋势,但在不同的市场化水平下,这种影响呈现出“倒U形”的阶段性特征,市场化水平须同城市发展阶段相适应;创新水平与生产活动存在适应性与匹配性关系,创新程度较低的城市与非核心城市在传统地理联系与经济联系的背景下呈现出“向上竞争”的空间互动形态,而创新程度较高的城市与核心城市逐渐打破地理界限,呈现以“逐优竞争”为主的跨区域空间竞争态势。因此,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支持自主创新、完善基础设施水平、优化营商环境、提高市场化水平、规范城市竞争是激发创新、提升城市产业效率的重要举措。

封闭抑或开放:农村社区化管理中新旧组织的冲突与共生——基于浙江镇海乡村社区的实证考察

在快速推进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中,传统上相对封闭、单一的农村社区变得更加开放、多元。如何妥善处理社区内不同组织、本地人与外地人之间的关系,促进社区融合,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新课题。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借鉴城市社区先进的管理经验,推行农村社区化管理,进行社区组织体系重构,在传统的"三驾马车"的基础上,设立"新**人管理委员会"、"**村共建理事会"、"新**人党支部"、"**村社区工作站",旨在借用"四轮驱动"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社区自我管理合理衔接,为居民提供更好的服务和管理。在社区内部,新旧组织的冲突与共生,给社区带来了新的活力,促进了社区融合,提升了村民自治的功能。但是镇海的改革是有限度的,没有跳出"内外有别"的思维,在"一区两制"的制度设计中,外来人口不能和本地人享受均等的权利,在核心的村委会选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方面仍然被排除在外。

政绩竞赛、经济转型与地方政府债务增长

本文以政绩竞赛为切入点,以经济转型为背景,对地方政府债务增长的动力机制进行探讨。在对各省历年地方政府债务增长率估算的基础上,采用两区制双固定效应空间杜宾模型对债务增长的动力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全国、东部和中部地区债务增长率持续放缓,而西部地区则出现了明显的上升;随着经济转型的不断深入,在政绩竞赛思维模式下,地方政府对外地经济增长率更为敏感,债务增长也更容易受到邻近地方的影响;城市化、就业、产业结构调整对地方政府债务增长率的影响程度均较大,市场化产生的影响较小,而对外贸易水平和金融发展水平的影响并不十分显著。

基于空间计量的地级市政府间城镇化竞争分析

城镇化是地方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引擎和经济转型的重心,对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考核制度和资源流通等因素驱动下,地方政府也热衷于通过城镇化拉动投资,因此城镇化竞争不可避免。文章利用278个地级城市2005—2014年的面板数据,构建一般空间自回归模型和两区制空间自回归模型,检验地级市政府间的城镇化竞争及异质下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竞争差异。结果发现:(1)地级市政府间存在竞争性城镇化,即一个城市推动城镇化进程会驱动邻近城市竞争性推动城镇化;(2)工业化程度对城镇化竞争差异有显著影响,工业化程度低的城市土地城镇化竞争水平高于工业化程度高的城市,而工业化程度高的城市人口城镇化竞争水平则高于工业化程度低的城市;(3)科技教育投入会对城镇化形成挤出效应,降低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竞争水平;(4)省会城市人口城镇化竞争水平高于非省会城市,土地城镇化竞争水平并无显著差异;(5)东部沿海地区的人口城镇化竞争水平高于中西部地区,而后者的城市土地城镇化竞争水平高于前者。结论支持了地方政府间存在城镇化竞争的事实,也显示了我国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竞争失衡的现实,据此,文章提出针对性建议:(1)经济欠发达地区政府应该弱化对土地城镇化的依赖,提高人口城镇化的竞争力;(2)弱化以GDP增长为核心的政绩考核体制,构建多样化、综合性政绩考核机制;(3)地方政府坚持合理有序的城镇化建设,实现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