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两司马”的汉代三游侠书写

司马迁《史记》与司马光《资治通鉴》中都有关于汉代三游侠朱家、剧孟、郭解的书写。司马迁《史记》首次为游侠作传,详细记载了朱家、剧孟、郭解的生平事迹,对其予以充分肯定。至宋,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虽多受《史记》影响,但对三游侠的书写和评价却与司马迁大不同。系统比较“两司马”对汉代三游侠的书写,分析、胪列二者的不同,同时探究、揭示其原因,一方面有助于客观认识、评价游侠这一群体,另一方面也对理解“两司马”书写历史人物的特点、原则大有裨益。

两司马政治思想之异趣

司马迁、司马光,是中国历史上两个伟大的史学家。一个撰成上自黄帝下至汉武、一百三十卷的纪传体通史巨著《史记》,旨在“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报任安书》)探求治国之道;一个编修成上自战国下至后五代、二百九十四卷的编年体通史巨著《资治通鉴》,意欲“敍国家之盛衰,著生民之体戚”(《资治通鉴》卷之十九),为治政者提供借鉴。两司马在政治思想上有相通之处。但由于两人所处的时代不同,经历不同。

文章西汉两司马

“文章西汉两司马”语出于左宗棠的《题卧龙岗诸葛草庐》,意思是说,文章写得最好的要算西汉的史学家、散文家司马迁与辞赋家司马相如。这两人在文学史上都很有影响。

两晋河内司马氏的结局——兼论刘裕“族诛”说

晋室司马氏逐渐演变成留居北方、两晋之际南渡和晋宋之际北渡三种发展路径,且都可能存在后裔,并非后世所谈到的族尽说,其中夏邑司马氏是其中最有成就的一支。造成人们产生刘裕族尽说很可能是隋唐之后的史料少有与河内司马氏相关联,割裂了山阴司马氏与河内司马氏的关系,以及人们对两晋司马氏的主观性看法所致。

司马相如创作的时代意义

司马相如是汉代大赋创作的奠基者,他的文章表现了西汉文帝、景帝、武帝时期的升平气象,所以历代的评论家在论及西汉文学的时候,或称贾马、或称枚马、或称朱马、或称“两司马”(司马迁和司马相如)、或称扬马,总之都离不开司马相如。本文从司马相如的生平事迹入手,论述司马相如的文章特色,司马相如创作《子虚赋》《上林赋》的时代意义以及司马相如的文学贡献。

《司马光轶事类编》序

我国历代史学家很多,贡献卓越、影响最大者,当推《史记》作者汉司马迁和《资治通鉴》作者宋司马光。二人相距千余年,后世称二人为史学界的“两司马”。 《史记》是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资治通鉴》是记述时间最长的编年体通史。二书的内容和价值、二人的写作态度、在史学上的成就、在史学史上的地位,以及对后世产生的影响等等,都能相提并论,在我国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有这样二大史学家,可以说是我国文化史上的骄傲。

司马迁生年十年之差论争的意义

本文是"司马迁生年十年之差百年论争"这一话题疏理,所写组论文章的第六篇,重点突出"生年十年之差"对于司马迁的人生修养以及《史记》成书的意义。文章总括百年论争有五大收获,凝结为文中五个标题,即为摘要重点,随文展示,兹不赘引。第五题为核心总结的结论:司马迁生年两说,只并存于三家注;王国维、郭沫若两说,一真一伪不并存。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45年可为定论。

对《天朝田亩制度》内容的新认识

《天朝四亩制度》不只是一个土地纲领，而是尽力描绘了创建一个理想国家的蓝图。这个理想国家是以平分所有土地为基础，“两司马”做为一个基本单位，１３１５６家建立一个基层行政区域，将全国户数划分为成千上万个军事、政治、经济、宗教四者合一的农村公社──“军”。在“军”之上，设置以天王为首的文武不分的各级职官──天朝，掌握中央与地方各种权力和统管遍及全国各地的“军”，实现“同打江山功勋等臣”“世食天禄”；“后来归从”的“耕”田奉尚”者“人人饱暖”的设想。

考订记事(上)

一、考订的传统 史料经过鉴别,真实可靠;经过校勘,文字不误;而其记事并不一定正确。文字史料和口碑史料是阶级社会的产物,主要的记载是阶级斗争的事迹,记载本身也是阶级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受知识水平的限制和客观条件的限制,叙述会发生错误;更主要的是受阶级偏见的限制和受集团或个人利害关系的限制,叙述会出现歪曲、隐讳或伪造,甚至记述和阶级斗争无关的事迹也带上一些阶级烙印。所以,从史学出现的时候开始,运用史料就要辨别记事的真伪。

从“偏向经注”到“实用仪注”:《司马氏书仪》与《家礼》之比较——兼论两宋私修士庶仪典的演变

宋代士人积极致力于作仪化民,现存私修士庶仪典含通礼、专礼与杂礼,在体例和内容方面反映了两宋之別。北宋私修士庶仪典,除祭祀专礼之外,还包括仪文较少且偏重于伦理道德训教的家礼、家范、乡约,以及如《司马氏书仪》的"偏向经注的仪注体";南宋私修士庶仪典,除道德训教类与北宋礼书辑本,晚期更是出现了对后世影响至深的《家礼》,具有鲜明的实用性。藉由对《司马氏书仪》和《家礼》之"丧仪"的比较分析,可以管窥两宋"仪注体"与"经注体"由合至分的过程。不同于汉唐以降知"仪"而不知"礼",仪注之学渐盛而《仪礼》经学渐衰的情况,南宋时期"仪注体"与"经注体"的分离,恰好是实践礼仪与《仪礼》经学分别向更深层次发展的体现。

《资治通鉴》简论

中国史家,习称前后两司马。司马迁网罗文献,继承家学,是非当世得失之林,批判地总结古史,写成《史记》一书,自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为历代正史创立了“纪传表志”的体例,成为中国第一部通史。一千年之后,司马光出,直承《左传》,效法《汉纪》,把起自战国、下讫五代的千三百六十二年(公元前403——公元959)间事,按年记载。总为《通鉴》一书,自说:“因丘明(左传作者)编年之体,仿荀悦(汉纪作者)简要之文”。编年而兼通史,消纳《十七史》于一编,比之司马迁又开拓了史学的新局面。所以两司马在史学方面的建树,都是宏伟的。

论云南文化

云南文化,渊源悠久。早在周末,百家争鸣末期,即传来云南。 首先是吴起的兵家文化,经爨军抗秦传来云南,滇池、陆良两个坝子建成军事基地,抗成驱缅,两次连续全歼唐中央部队及大区部队二十万,即吴起兵家思想的运用和发展。 秦初,吕不韦子弟贬永昌。

从《天朝田亩制度》看太平天国的法律

《天朝田亩制度》在太平天国史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近年来法学界对它的法律性质问题亦有探讨,意见仍不一致。最近重读这一资料有点启示,现谈点粗浅的看法。我认为, 《天朝田亩制度》的内容具有其法律性质。

对《天朝田亩制度》性质的浅见

今年是太平天国天京建都和颁布《天朝田亩制度》140周年。《天朝四亩制度》是太平天国的一份纲领性的重要文件,是农民起义领袖洪秀全宏富庞杂的“平均平等”思想的主要载体,其性质与太平天国运动及政权性质紧密相联。因此,从50年代至今,史学界对《天朝田亩制度》性质的讨论从未停止过。结果是众说纷坛,褒贬不一:其中有人认为《天朝田亩制度》造封建之反,举革命之旗,因而对它倍加歌颂,大加赞扬;也有人认为《天朝田亩制度》逆客观规律而行,拉历史车轮倒转,于是对它或愤然鞭挞、或猛力抨击;

太平天国地方政权的质变及其原因

太平天国政权的性质问题,是史学界争论较多的问题之一。笔者认为,太平天国地方各级政权是太平天国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太平天国的基础,弄清它的性质,对于我们认识整个太平天国政权的性质是很有帮助的,很有必要的。而要弄清太平天国地方政权的性质,主要地不是看有关这种地方政权的训谕、条令、典章、制度,而应该着重考察太平天国地方政权的实际行为,分析它在历史上所起的实际作用。本文着重从太平天国地方政权实际上所起的作用来分析它的性质的转化以及转化的原因,以就教于同志们。

中国文学史上特称观念的联想

人文之初,即有数字:一二三四、十百千万等,各有定义,不可僭越。然以数称名者,却能意象隽永,通古达今。如论政有“天下一统”之要旨,治国有“百业兴旺”之景象,尚武有“勇冠三军”之赞誉,崇文有“千古绝唱”之颂扬……以数称名,既能精当而生动地概括反映所述事物的本质特征,又能超越时空的束缚,使人想出天外而又入乎彀中。它是文学和哲学、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之间博达精通的标志。

中学语文疑难释榷三题

一、此人——为具言所闻,皆叹惋。 (初四册《桃花源记》) 其中“叹惋”一词,课本未注释,一般的教参资料和目前通行的古文选本均释为“慨叹惋惜”。这样理解是有所本的,如《现代汉语词典》注云:“叹惋。叹气而惋惜。”《辞源》亦云:“慨叹惋惜”,并以此句为例证。然而,只要我们联系《桃花源记》一文的上下文意,就会发现,将“叹惋”释为“叹气惋惜”是不妥贴的。因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故闻渔人言及外界情形。莫不惊叹。前文有“见渔人,乃大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