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家诗教对两宋词论的影响

宋代是儒学全面复兴的时代,儒家文艺思想不仅直接指导着诗歌的创作,也间接影响着新兴词论的发展走向。儒家诗教对两宋词论的浸濡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崇雅黜俗、义归雅颂的理论导向;温柔敦厚的审美旨归;对"变风"、"变雅"的接受与倡导。宋代词论为清代词论向系统化和深入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北美汉学界的两宋词论研究

北美汉学界由对词的研究进而涉及词论的研究,由于后一部分成果对文论史的研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因此也需要引起我们的关注。鉴于这些研究在多数情况下往往穿插或混合在汉学家的一般词学研究中,因此需要首先甄别其存在的方式。进而,我们通过系统梳理汉学家著述中有关《花间集·序》、《词源》、《乐府指迷》等词论思想的分析,初步展示了北美汉学家自20世纪后期以来于两宋词论研究领域所做的主要贡献。

刘永济《唐五代两宋词简析》——以选为史、史选结合的词选范本

刘永济《唐五代两宋词简析》一书作为词史型选本,它不仅完整地勾勒了唐宋词史的发展轮廓,而且明确提出并完善了唐宋词体派,体现了融通、宏大的文学史观与发展的学术眼光,并将滑稽派作为唐宋词史上不可忽视的一派进行了认定,为词选史上确立了以选为史、史选结合的词选范本。

俞氏父子《唐五代两宋词选释》《唐宋词选释》选本特色论

近代文化名门世家俞陛云、俞平伯父子分别编著有词选《唐五代两宋词选释》《唐宋词选释》。在唐宋词这一特定研究领域,二本《选释》因其精彩纷呈的评点,严谨独到的考据,皆受时人所重而又各具特点。赏论其选本特色,方可探讨俞氏父子不同的选取标准和诠释理念,进而阐述词选所体现出的词学思想差异。

龙榆生《两宋词风转变论》研究方法刍议

龙榆生《两宋词风转变论》一文不仅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其中诸多词学观点影响至今。此文之所以取得如此高的价值,除了作者涉猎广泛、学养丰厚之外,所用之超越前贤的文学方法论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作者在文中灵活运用社会学分析法、系统论分析法、实证主义分析法等时新的文学研究方法,比较详赡地论述了北宋、南宋词风在不同的社会风俗、文化环境以及社会政治的复杂变化中的演变轨迹,解决了时人因"先存门户之见"、"拘于一曲"而不能解决的一些词学问题。由此启示文学研究者,不仅要转益多师,学养丰厚,而且还要及时接受新方法论,做到多种研究方法的有机交融,才能有所创新,推动学术研究不断向前发展。

元代词人追和两宋词刍议

元代追和词数量虽少,但从中仍可清晰看出当时词坛对苏辛、周姜词风的不同接受情形。追和苏辛词风之作在元代追和词中几近一半,可见元词审美的主导倾向仍为金词所推重的苏辛豪放一路。唱和、櫽括、拟古等接受形式与追和相互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元代词人追和词的创作。

两宋词学批评的文本形式

本文对两宋词学批评所运用的文本形式予以归纳梳理,计有:(一)词话专书、词学专著;(二)词籍序跋;(三)诗文题跋、书札、词作题序;(四)词选及其按语;(五)书录解题;(六)散见于宋人诗话、方志、野史、笔记之中的单篇(则)词评文字。这六种文本形式庶几囊括了中国古代词学批评的基本文本形式。

论两宋词选的编纂与词学观之流变

选本是中国古代文论的重要批评形态。两宋词选的编纂甚为纷繁,但长期未被纳入词学批评之列。词选与词话同样具有批评价值。两宋词选的编纂反映了两宋时期的词学批评观念。文章试图通过两宋词选的编纂来探析两宋词学观念的审美流变。

略论两宋词的发展

词至宋代,臻于极盛,“歌台舞榭,竞赌新声”(吴曾《能改斋漫录》),故有一代文学之称。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作家、流派,词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有着明显的区别。北宋初期,“中原息兵,汴京繁庶”(同上),为了歌舞升平、娱宾遣兴的需要,

两宋词人纵横谈

自古多情人有,而大多滥或浅,晏小山多情,而且深情.唯其深、所以痴.黄庭坚曾语“叔原固人英也,其痴亦绝人,人自负而不恨,己信人,终不疑其欺己.”痴既表现在小山的为人,更多的表现对“情”的态度,词人颇为成功的塑造了自我形象,用红楼人物戏拟之,晏家公子犹如宝二爷.宝玉,至情至性至真之人.

宋代两首悼亡词的文化意蕴比较——苏轼《江城子》与贺铸《鹧鸪天》探微

苏轼的《江城子》和贺铸的《鹧鸪天》两首词,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被誉为"词坛悼亡双绝"。它们在思想感情和艺术成就方面都结合得天衣无缝,更难能可贵的是在宋代诸多文士以戏谑的文笔乐此不疲地描述怨妇、弃妇和青楼女子时,作者却饱含深情、细腻地追忆了他们过往家庭的温馨生活场景,深情地表达了他们不因岁月流逝而消减对亡妻浓浓的相思情愫。可以说这两首词体现了人性的深度,是最具有悲剧情怀的悼亡词。

古典文学当代意义的探索——评《两宋休闲词研究》

阅读古典文学,探究古典诗词意境,能帮助现代人从喧嚣繁华的都市生活中找回宁静和谐的精神情怀。《两宋休闲词研究》(张翠爱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以两宋商业经济发展和两宋优待文吏政策为前提和基础,探究了两宋词创作中大量的休闲因子,从古典书画创作中的透视视角,窥探两宋词人休闲雅致的生活情调,并从词创作中感受中国古典文化魅力和两宋政治文化环境。

论雅正说在词史上的价值和地位——《南宋词论三题》之三

长期以来,有这么一种观念,认为文学的“俗”是大众化的标志,“雅”则是脱离大众的;宋词是结束在提倡雅正的张炎等人的手里,所以是词的雅化导致了词自身的衰落。这样,词论中的雅正说历来也就受到过分的贬低。这种情况是应该引起注意的;对雅正说这一词学中内涵极为丰富的重要的理论课题是值得深入进行讨论的。词的雅化是两宋词的发展的趋向,而词论中的雅正说则是南宋词论的中心命题。

论张炎宋词殿军的词史地位

张炎词风,宋元之际邓牧、陆辅之早有评价,认为其特点是兼融北宋周邦彦词之典丽、南宋姜夔词之骚雅,并且摒弃了周词赋情俚俗、姜词恣肆疏率而自成一体。张炎词论《词源》、词集《山中白云词》在元朝是合刊本,孔齐指为“首论作词之法,备述其要旨”,证明其词是在词学理论指导下的范本创作,而《词源》又是两宋特别是晚宋词学重要的组成部分。沈义父、邓牧、陆辅之等人的评述,与《词源》共同构成了最为原始的张词兼融两宋典丽骚雅词质并形成独特词风的阐释语境,这是后人评定玉田是宋词光辉结束者的基础,张炎的词史地位亦由斯而定。

从柳词为“俗”批评看两宋“俗”之涵义演变

历代评词,"俗"似乎已经成了柳永词的代名词,但不同时代"俗"之涵义也不尽相同。北宋人批评柳永词俗的重要原因在于其词多以地位低下的歌妓舞女为描写对象,但南宋人注重从整体来看,认为柳永多写艳词实为靡俗;在"以诗为宗"的北宋,柳词直白浅露毫无诗之"隐喻感",但南宋强调词有别于诗,要求词不仅言情更要言志;北宋看重的带有曲调的词作于南宋只剩音律和歌词,将词看作音乐文学还是曲子词来评析是有差别的,也导致了论"俗"内涵的改变。

《宋词通论》的作者 薛砺若

80年代初,被誉为“一代词宗”的唐圭璋教授曾说:薛砺若先生虽说是同辈人,但从实际上说,他是我们的老师。虽然我写了《宋词三百首注释》、《全宋词》等书,但从词的学问来说,其高度是不及薛砺若先生的《宋词通论》的。著名宋史专家邓广铭教授说:“我们北京大学是出人的。各个时代都有不同的名流,中国的国粹文学、史学等各个方面都后继有人的。例如薛砺若先生,在编著词学上就是名流,堪称一代风流!”

论宋代诗词异同之争

词在宋代兴盛不久,文坛即产生一场关于诗词异同的争论。此后,这一命题便成为两宋词论的核心所在,其它问题或由其派生,或由其引发,与之都有程度不同的关系。这场争论使宋代词论形成了自己的基本体系,并促进了宋词“一代之文学”风貌的形成。在这场争论中,主张词当与诗作一体观和主张词“别是一家”的不同观点形成两大基本派别。前者本文称之为“类诗说”,后者则称之为“别家说”。本文试图揭示这场争论的内容、实质及其历史过程。一词在中晚唐时尚为文人的偶作,在文坛还未蔚为大观。宋初,文人作词仍是“聊佐清欢力,在“文章豪放之士”眼中只不过是“谑浪游戏”而已。但是。

略论李清照的个性气质及其对创作的影响

生活于两宋之交的李清照,是一个“倜傥有丈夫气”、“不徒俯视巾帼,直欲压到须眉”的杰出女词家。她以自己富有独特个性的词作,卓然挺立于两宋词坛。与她同时代的理学家朱熹曾说过:“本朝妇女能文,只有李易安和魏夫人。”王灼在其《碧鸡漫志》中也称她“少年便有诗名,才力华赡,逼近前辈。在士大夫中已不多得,若本朝妇人,当推文采第一。”其后评家蜂起,李清照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

此花不与群花比 自是花中第一流——浅谈李清照咏花词的独特风格

本文从新的角度立论,集中分析李清照咏花词中表现的独特风格。从绘形摄神、托物寓意、物我交融三个方面阐述了词人的艺术个性与词作的美学特征。

“尚故实”与易安词

在两宋词坛上独树一帜的“易安体”,其主要特征便是“以寻常语度入音律”,所谓“用浅俗之语,发清新之思”,正可谓后人的共识。南宋至清谈及易安词且有籍可据者不下百余家,可谈到其用典的就我所知也仅清末一况周颐,而且只是就《多丽》一词所谈,严格说来,易安词总体上的用典问题还从未为人重视过。可自从今人将《词论》收入《漱玉集》,明确归到易安名下起,情况就有变化了,因为《词论》中提出了“尚故实”的主张,这就有了创作理论与实践是否一致的问题。不过刚开始在五六十年代,“不一致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