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截体制”下的朝鲜驻天津督理通商事务衙门——兼谈19世纪后期朝鲜王朝的对华外交及其文化背景

从1884年到1895年间,朝鲜王朝的对华外交是在所谓"两截体制"双重国际关系框架下展开的。作为朝鲜王朝最早常驻海外近代外交机构的驻劄天津督理通商事务衙门,其基本制度便是按照近代外交关系原则与惯例(西例)来制定,并被看做是驻劄天津乃至中国的领事。首任天津驻劄督理通商事务南廷哲的主要活动,就是承担朝中两国外交通商事务,并根据近代外交关系惯例悬挂国旗,与驻津各国领事相互往来,从而成为驻劄天津乃至中国的最高外交通商代表。在19世纪后期东亚朝贡国家中,既与中国维持传统朝贡关系却又向中国派遣具有近代意义之常驻外交使节者,只有朝鲜一国,从而与当时清政府对外关系领域的"一个外交两种体制"之双重国际关系秩序互为表里,因而具有东亚史乃至全球史的深远意义。至于这样一种对华外交的文化背景,一是东亚文明圈之中心与边缘之间关联、紧张与冲突的关系使然,二是与朝鲜王朝的"小中华意识"密切相关。

试析晚清时期中朝间公文的传达体系——以天津海关为中心

19世纪末以来,随着朝鲜逐渐开国和中朝间订立了一系列贸易章程,两国间开始互派常驻使节,并且天津海关与朝鲜使臣、统理交涉通商事务衙门、驻津大员间收发传达着往来的外交文书,表现出正处于近代外交通商关系制定的过渡期的清政府和朝鲜之间,极具时代特色的既相互矛盾又带有双重性的"两截体制"外交关系。

1884至1895年朝鲜驻津公馆考论

1882年中朝签订了《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使两国关系进入传统的"朝贡体系"与"近代条约体系"共存的过渡期,朝鲜开化思想家俞吉将这一时期称为"两截体制"。按章程的第一条规定,两国互相派遣商务委员,也是这一过渡时期的表现。而朝鲜第一次设驻外公馆,工作开展困难重重,并且受到两国传统"朝贡体系"中宗藩关系的影响,朝鲜驻津公馆侧重于处理外交文书及执照等行政事务,几乎未能办理有关外交交涉事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