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董事制度重解:公司法团队生产模型对两权分离理论的调试结果

所有权和控制权的两权分离被视为现代企业的基本特征。同时,与之关联的契约理论、代理理论和产权理论也被认为是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理论研究的重要步骤,且皆建立在科斯将企业的性质界定为生产要素交易组织的基础之上的。与代理理论相比,团队生产理论并不突出加强股东的控制权以及其就高管机会主义进行合同限制谈判的能力,与契约理论互不冲突,但对代理理论进行质疑和反思且明确否认股东产权理论。鉴于此,通过对公司法团队生产的理论基础及其组织结构展开讨论和分析,发现其依旧是以两权分离理论为基础构建的治理模型,而且与独立董事制度的存在相互契合。

审计师地理距离对审计质量的影响及两权分离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

本文基于2017—2021年度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验证了审计师地理距离与审计质量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审计师地理距离与审计质量之间呈负相关关系,两权分离能够对这种关系起到调节作用。研究拓宽了审计师地理距离对审计质量的影响路径,有助于企业提高自身会计信息可信度。

环境信息披露质量两权分离与融资约束

以2012—2020年沪深A股重污染企业为研究对象,依据国泰安(CSMAR)数据库、万得与巨潮资讯网,应用多元OLS回归模型,实证研究重污染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对融资约束的影响,并分析两权分离在这种影响中发挥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重污染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对融资约束具有负向影响;重污染企业两权分离对融资约束具有负向影响;重污染企业两权分离增强了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对融资约束的负向影响。并提出重污染企业应提高相关信息的披露质量、重视控制权与所有权之间的协调关系,政府相关部门、金融机构要建立健全重污染企业的绿色信用体系建设等建议。

农地“两权分离”到“三权分置”:制度变迁与绩效分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农地产权制度变迁以农地权利的分割和配置为主线展开。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农地产权与经营改“公有公用”为“公有私用”模式,“两权分离”得以逐步确立。实践证明,“两权分离”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的最优制度选择,其制度绩效得到了充分释放。但是,随着农村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该制度安排开始显现出负面效应。“三权分置”是因应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其在明晰土地产权关系、维护相关主体权益、提升土地资源利用效率、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实现适度规模经营等方面展现出显著的制度绩效。但是,“三权分置”并不排斥“两权分离”,两者将长期并列运行。实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农业强国的目标,要秉持渐进式路线依法推进农地“三权分置”改革,充分预见并防范其可能风险。

两权分离与企业漂绿:基于社会责任报告披露与环境违规的研究

社会责任报告是企业向政府和社会公众传递环境和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的重要载体,然而企业披露的信息未必等同于履行责任的真实水平,当实质性表现不能满足合法性要求时,在漂绿动机之下,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会演变为一种印象管理工具。本文将2008—2018年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以是否披露社会责任报告与遵守环境法律法规的程度为依据,构建企业漂绿变量来衡量环境表现方面的象征性与实质性行为。在此基础上,实证检验了两权分离对漂绿程度的影响,以及代理成本和政治成本在二者关系中发挥的间接作用。结果表明,两权分离与漂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代理成本和政治成本在两权分离与漂绿之间发挥了遮掩作用,削弱了两权分离本身对漂绿的正向影响。

“继任”与“继承”应该合一还是分离?——为中国民营企业接班危机求解(下)

随着第一代民营企业创业者逐渐步入暮年,企业接班问题愈发突出。这就像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考验着一代创业者的智慧。从国内外的现实情况可以看出,家族企业的传承模式一般有两种:一是既继承企业所有权,又继任企业经营权;二是由家族成员继承企业所有权,而企业经营权由职业经理人掌握,也就是“两权分离”传承模式。“继任”和“继承”应该合一还是分离,成为一代创业者面临的块择。本刊邀请多方人士就此展开讨论。

融资融券、终极控制人两权分离与大股东掏空抑制

采用2010-2016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融资融券机制、终极控制人两权分离对大股东掏空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两权分离度越高,大股东掏空越严重。而融资融券抑制了终极控制人两权分离引起的大股东掏空。进一步分析发现:在投资者保护环境更差、信息披露质量较低、内部治理机制更差的公司中,融资融券的掏空治理效应更加明显。

控股股东两权分离、过度投资与公司价值

本文以2003年至2008年期间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对终极股东控制权现金流权分离、公司投资行为与公司价值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终极控制股东的两权分离导致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进而降低了公司价值,而且这种负面作用在高自由现金流公司中更严重。

治理环境、终极控制人两权分离与股权融资成本

本文以2004-2006年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终极控制人现金流权、两权分离、治理环境和终极人性质对股权融资成本的影响,终极控制人的两权分离程度与股权融资成本之间的关系是否受治理环境的影响,以及上述治理环境与股权融资成本的直接和间接关系是否与终极控制人性质有关。研究发现,(1)两权分离与股权融资成本显著正相关,而现金流权与股权融资成本显著负相关。(2)治理环境本身与股权融资成本负相关,且治理环境的显著改善能弱化两权分离对股权融资成本的负面影响。(3)相对于非国有上市公司,国有公司的股权融资成本较低,且上市公司的国有性质在一定程度上能强化治理环境对股权融资成本的正面作用。

家族企业内部两权分离:路径与治理——基于百年家族企业香港利丰的案例研究

家族企业内部两权分离源于所有权继承与控制权继任的分离,分化出家族股东和家族经理两种角色。以往的研究认为,华人家族企业不能发生内部两权分离,而该研究对百年家族企业香港利丰的案例分析却发现,冯氏家族企业在跨代成长过程中发生了两次内部两权分离,但因缺乏相应的家族治理机制,内部两权分离是短暂和不稳定的,对企业的持续发展造成较大的威胁。从理论和案例分析中可以给出的探索性结论与假设是:家族内部两权分离有着不同的路径方式,其稳定性才是影响企业跨代持续成长和持续创业的关键;家族内部两权分离将导致复杂甚至严重的代理问题,如不能建立有效的家族治理机制治理内部代理问题,家族企业内部两权分离将难保其稳定性。

终极控股股东、两权分离与股权融资成本

本文以2004～2006年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结合终极控股股东性质,考察了控股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程度对股权融资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现金流权与股权融资成本显著负相关,两权分离程度与股权融资成本显著正相关,而且这种正相关性在高自由现金流与低成长公司中更显著。进一步检验发现,两权分离对股权融资成本的影响还与终极控股股东性质有关,与国有控股公司相比,两权分离程度与股权融资成本的正相关关系在非国有控股公司中更显著,而在国有控股公司中,地方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中两权分离程度与股权融资成本正相关性显著高于中央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

公司治理演进轨迹与问题把脉:基于"两权分离”与"两权偏离”

根据两权分离程度和两权偏离程度变化的不同组合,我国公司治理大致经历了萌芽期、试水期、跟进期、改进期和完善期五个阶段。公司治理渐渐由股东单边治理模式向大股东主导下的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模式转化,公司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有了较大改进,并呈现出显著的经济型治理特征。但是,由两权分离与两权偏离导致的两类委托代理问题依旧存在,无论是国有上市公司,还是民营上市公司,终极股东控制下的经理人败德问题、终极股东对中小股东的剥夺问题、股东合谋和控制权争夺问题都亟待解决。

医院管理公司“两权分离”的实践与思考

上海仁济医疗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一家专业化的医院管理公司,以医院的委托经营管理为主要模式,在我国公立医院“两权分离”理论的实践和公立医院的职业化管理方面,逐步形成一套具有系统与特色的管理体系。通过介绍其运作模式和主要内容。

基于法律环境和两权分离的利益侵占研究——来自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利用2003—2007年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数据,计量分析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利益侵占,实证检验控制权和所有权的分离、法律制度环境对公司利益侵占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司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度越低,利益侵占水平就越低;上市公司所在地区的法律制度环境越好,利益侵占水平就越低;控制权与所有权的分离为控制股东侵占中小股东利益提供了动机和便利,使得这类公司存在更大的代理问题,而解决此问题的关键在于改善法律制度的环境和加强对投资者的法律保护。

机构投资者、两权分离与公司资本结构——基于动态内生性视角的经验研究

本文首先对机构投资者持股和公司资本结构之间的动态内生性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并基于GMM模型建立了动态内生性关系分析的基本模型。实证研究中,本文以中国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对两个变量的动态内生关系进行了系统的分析,随后以两权分离度作为刻画控制股东特征的变量,分析了控制股东对这种关系的影响。本文研究认为,两个变量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动态内生性关系,控制股东对二者的动态内生性关系有显著地影响。

终极控股股东卷入、两权分离与避税战略风格——来自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证据

基于第二类代理问题和终极控制权理论的视角,本文就民营上市公司选择激进或是保守避税战略的形成动因,以及避税战略影响公司价值的内在机理这两个问题进行了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终极控股股东卷入程度越低、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偏离程度越高,上市公司避税战略风格越趋向于激进;避税战略风格越趋向于激进,上市公司终极控股股东实施攫取控制权私利的掏空行为的动机越强烈,这将显著损害公司的业绩和降低公司的价值。

生命周期视角下两权分离和股权制衡对信息披露的影响——来自深圳证券市场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文章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理论视角,探讨上市公司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以及股权制衡对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其上市公司2009-2014年的信息披露考评结果,实证研究发现:成熟期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优于成长期和衰退期公司;公司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程度越大,其信息披露质量越差,尤其是成熟期和成长期公司更为显著;与"一股独大"的公司相比,股权制衡度高的公司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削弱两权分离对信息披露质量的负面影响,特别是成熟期和成长期公司比衰退期公司的股权制衡的作用更加明显。

经理管理防御对金融资产分类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研究——基于两权分离度的调节作用

上市公司终极控制权的结构差异体现出控股股东不同的行为动机,进而影响管理防御动机驱使下经理人的金融资产分类会计政策选择。将第一、第二类代理问题相结合,以2007-2016年沪深两市所有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经理管理防御对金融资产分类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及两权分离度对二者关系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在制造业上市公司中,经理管理防御程度越高,越倾向于将金融资产划分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进一步研究发现,两权分离度会加剧管理防御动机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划分倾向的正向影响,体现出终极股东的"利益侵占效应";而终极控制权、现金流权对二者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体现出积极的治理效应。

两权分离与企业价值:支持效应还是掏空效应

企业实际控制人的两权分离对企业价值产生的效应会因研究样本、市场环境的不同而不同。笔者利用2008-2015年中国上市企业的数据,通过考察两权分离度对企业价值的总体影响以及非线性影响、对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价值的影响等角度检验了两权分离对企业价值是支持效应还是掏空效应。研究发现,当两权分离度较小时,两权分离对企业价值更多的是支持效应;当两权分离度较大时,两权分离对企业价值更多的是掏空效应。区分企业所有制类型,则两权分离对国有企业价值的掏空效应要大于对民营企业价值的掏空效应。研究还发现,两权分离度对企业第一类代理成本的影响是显著的。而由于掏空效应和支持效应的存在,两权分离度对企业第二类代理成本的影响不显著。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笔者认为:中国一方面应该加大对于企业实际控制人掏空行为的处罚力度以及制定更加完备的保护中小股东权益的制度;另一方面,还需要加快进行国有企业改革,包括进行监管体制改革以及公司治理改革等。

股权分置改革、两权分离与自由现金流的过度投资

我国实行股权分置改革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降低控股股东对中小股东的利益侵害。该文基于Richardson(2006)方法,以2006年完成股改的公司为对象,以其股改前后三年(2004-2009年)的数据为样本,实证研究上市公司的投资行为在股权分置改革前后的变化,以从公司投资的角度检验股改的成效。研究结果表明,股权分置改革降低了公司自由现金流的过度投资,抑制了两权分离对自由现金流过度投资的影响,而且股改的这一效果在非国有公司中更加显著。进一步检验发现,股权分置改革通过改善公司治理降低了自由现金流的过度投资,抑制了两权分离对过度投资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