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话视角下两河流域地区以神庙为中心的城市起源与空间发展探析

该文分析了两河流域地区苏美尔文明在宗教以及神话因素影响下城市的起源与规划情况。首先概述了两河流域文明城市发展的文化背景因素,揭示其作为仪式中心而发展的本质,而后阐释仪式发生点神庙作为城市发展中心的合理性。该文还以案例分析的方式展现了苏美尔三种不同类型的城市发展情况,并剖析了城市具体内部功能分区,以及辩证看待了处于两河流域上下游不同地区城市发展的异同性,为当今城市起源学说提供一些新的思路,理清城市发展与文明本身存在的互为表里的关系。

2000—2020年西藏“一江两河”地区人类活动对植被覆盖变化的影响

[目的]探究西藏“一江两河”(雅鲁藏布江、年楚河和拉萨河)地区人类活动对植被覆盖变化的影响机制,为该区开展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护与修复工程实施提供理论依据和科学指导。[方法]基于2000—2020年归一化植被指数、土地利用数据、生态工程数据和气象数据,利用GIS技术、残差分析、slope趋势分析和M-K检验等方法,研究“一江两河”地区人类活动对植被覆盖时空变化的影响机制。[结果]①2000—2020年研究区植被NDVI总体呈增加趋势,但表现出显著的空间差异性,NDVI增加区主要集中在河谷两岸。②2000—2020年人类活动对NDVI正向影响区主要集中在雅鲁藏布江和拉萨河等河谷地带,负向影响主要分布在拉萨市区及其周边地区,分布较少,以正向影响为主导。③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对植被覆盖变化的影响程度不同,草地和灌丛对NDVI变化的贡献率最大,两者共达到92.8%,其中城镇和森林面积急剧增加,城镇生态系统增加面积主要由农田和草地生态系统转入,森林和灌丛生态系统主要由草地和荒漠生态系统转入。④生态工程林是研究区NDVI增加主要原因之一,生态工程林面积变化与NDVI变化率、残差变化率均呈极显著正相关关系,同时生态工程林能够较好地解释残差变化。[结论]人类活动是西藏“一江两河”地区地表植被覆盖变化的重要促进因素,适度的生态工程对植被恢复有重要作用。

西藏“一江两河”地区水力侵蚀的时空分异规律

[目的]对西藏自治区“一江两河”地区土壤侵蚀强度及其时空分异规律进行分析,为该地区土壤侵蚀防治与生态治理提供科学依据。[方法]基于降雨、数字高程模型DEM、土壤、植被及土地覆被等数据,利用修正通用土壤流失方程(RUSLE)及空间信息技术(GIS)等方法估算研究区1995,2005,2015和2020年的土壤侵蚀模数并进行土壤侵蚀强度分级,分析“一江两河”地区土壤侵蚀强度时空变化特征,阐明水土流失面积变化规律。[结果]①“一江两河”地区平均土壤侵蚀模数为30.35 t/(hm^(2)·a),随时间呈先增加后降低的总体趋势,且土壤侵蚀模数呈减少趋势的区域面积逐年增加。②研究区土壤侵蚀强度呈西高东低的趋势,以轻度和微度为主,面积比例总和达70%及以上,各等级土壤侵蚀面积转移以中度侵蚀→轻度侵蚀为主。③流域内水土流失面积比例总体呈现减小趋势,谢通门县、拉孜县为侵蚀风险较高的区域。[结论]“一江两河”地区土壤侵蚀具有较强的时空分异性,中部地区土壤侵蚀风险较高,水土保持治理亟需加强。

2000—2020年“一江两河”地区耕地集约利用变化

耕地利用集约度是提高粮食产量、缓解人地矛盾,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本文基于高空间分辨率遥感影像获取的耕地数据,采用综合指标评价模型,探究了2000—2020年“一江两河”地区耕地的集约利用变化及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近20 a来“一江两河”地区耕地利用集约度有所提升,但总体水平偏低。2020年耕地利用集约度较2000年提高了38.2%,这一提升主要归因于农资投入、技术投入和开发利用水平的增加。(2)各区县间耕地利用集约度变化差异大,在空间上呈现出高集约度区域由东部向西部迁移且范围扩大的变化特征,东西区域间耕地利用集约度差异缩小,低集约度的区县数量减少。(3)灌溉指数、耕地面积比重和耕地质量对“一江两河”耕地利用集约度的独立影响最显著,社会经济因素、农业科技因素和政策环境因素与耕地资源禀赋交互作用下对耕地利用集约度的影响程度增大。基于上述结果,提出以下政策建议:应持续推进“一江两河”地区农业科技创新,重点关注区域差异,实现高集约度地区可持续发展,低集约度地区全要素投入,同时充分发挥农业政策和经济的协同作用,协调促进“一江两河”地区耕地利用集约度提升。

西藏“一江两河”流域2000—2020年土地利用演变及多情景预测

针对大尺度偏远流域土地利用演变、变化驱动和土地利用预测研究较为欠缺的问题,本文利用GIS技术、地理探测器和PLUS模型等方法,基于2000—2020年5期西藏“一江两河”流域土地覆盖等数据,分析了流域土地利用的演变,探究了影响耕地变化的驱动机制,模拟了多情景下2025年流域土地利用状况。结果表明:①西藏“一江两河”流域2000—2020年土地利用空间格局发生明显变化,耕地、水域和未利用地面积呈减少趋势,建设用地和林草用地面积增加;②流域植被覆盖范围广,土地利用程度为中低等水平,综合土地利用动态度呈现先减少后增加趋势;③距水域距离、降水和高程是影响流域耕地变化的主要因素;④生态保护情景更符合“一江两河”流域未来土地利用绿色可持续发展,可为流域土地资源合理规划提供参考。

产城融合型次中心控规编制策略探索——以济南孙村次中心(孙村、两河片区)控规编制为例

文章以济南孙村次中心(孙村、两河片区)为例,首先探讨了产城融合型次中心发展的内涵特点与发展历程。其次,在问题和目标导向下,通过对济南孙村次中心(孙村、两河片区)的现状、上版控规实施评估、地区发展动态等分析,提出控规编制的规划策略。最后,介绍了济南孙村次中心(孙村、两河片区)的控规编制规划策略,希望为未来产城融合型次中心控规编制提供一些借鉴和帮助。

西藏“一江两河流域”草地土壤养分含量及化学计量特征研究

土壤有机碳、氮、磷、钾等化学成分在土壤物质循环及生物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明确土壤有机碳、氮、磷、钾含量及空间分布对土壤资源管理和可持续开发利用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对西藏“一江两河流域”草地土壤有机碳、全氮、全磷和全钾含量空间分布特征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土壤有机碳、全氮、全磷和全钾含量均随土壤深度增加呈降低的趋势。在0~60 cm土壤深度,有机碳、全氮、全磷和全钾含量分别介于12.62~46.72、0.91~2.05、0.24~0.62、4.96~9.10 g·kg^(-1),其均值分别为30.66、1.49、0.42、6.98 g·kg^(-1),可见“一江两河流域”草地土壤肥力水平较低,均属于矿质土壤。(2)不同县域间草地土壤有机碳、全氮、全磷和全钾含量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且异质性较大。(3)草地土壤C/N、C/P、C/K和N/P分别介于10.97~29.96、33.79~100.15、1.67~6.96和2.86~5.68,其均值分别为20.17、71.08、4.39和3.57。N/P显著低于全球平均水平(14.00),说明本研究区域为明显的N元素限制类型。(4)土壤C/N与C/P和C/K化学计量比之间具有极显著(P<0.01)正相关关系,即土壤N、P、K含量均随有机碳含量的增加而增加。

1981—2022年西藏“一江两河”主要农区农业界限温度变化特征

日平均气温≥10℃是喜温作物适宜生长的下限温度。西藏“一江两河”主要农区≥10℃积温变化是判断该地区热量资源的关键指标。基于1981—2022年该区域9个气象站点的日平均气温数据,使用线性倾向估计、Pearson相关系数、Mann-Kendall检验和R/S分析法,分析≥10℃界限温度的气候变化特征。结果表明:(1)随着海拔高度的升高,≥10℃界限温度出现明显垂直地带性特征,包括≥10℃初日推迟、终日提前、持续日数与积温减少。(2)近42 a来,该地区≥10℃初日普遍提前,气候倾向率为-2.53 d·(10 a)-1;终日延后,倾向率为3.33 d·(10 a)-1;持续日数和积温均明显增加,倾向率分别为5.87 d·(10 a)-1、106.19℃·d·(10 a)-1。与青藏高原其他地区相比,这种变化更为明显。(3)20世纪80年代是过去40 a≥10℃初日最迟、终日最早、持续日数最短、积温最少的10 a,与之相对的是21世纪10年代的情况截然相反。(4)≥10℃界限温度的H指数均大于0.65,表明未来≥10℃界限温度初日提前、终日推迟、持续日数延长和积温增加的变化趋势将持续存在。

浅析古代中国创世神的属性——兼与古代两河流域创世神属性比较

从宗教信仰的方式和内容来看,神灵属性主要包括自然神、祖先神、职能神、至上神和唯一神等类型。古代中国的创世神多为祖先神,而古代两河流域创世神多为自然神,如此差异,与两地区早期的文化发展模式、家庭形态演变过程以及政治发展状况密切相关。同时,通过对古代中国与古代两河流域创世神属性的比较,可以反映出两者虽同为东方文明,但具有明显不同的文明特征,从而使人们对两种文明有更加深入的了解。

边疆观的演变与古代两河流域的国家治理

边疆是两河流域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活在古代两河流域的人们很早就从“自我”和“中心主义”概念中发展出边疆意识,并清晰地表现在其语言中。此外具象的边疆也经常出现在各个时期的文献中,更说明两河流域文明对边疆有清晰的认识。两河流域文明始终与边疆密切联系,但在不同时期,其边疆政策有较大差别,这不仅与两河流域王朝的政治体制有关联,也与边疆地区的发展水平相关。两河流域的边疆具有开放性的特点,重点表现在经贸活动和人口流动方面,使边疆成为两河流域文明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泉。

古代两河流域的他者形象初探

古代两河流域人以建构他者的方式,界定了自我并实现了自我的身份认同。在古代两河流域人眼中,相貌、肤色等外在体质特征不是区分族群的标准,语言在区分族群中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事实上,古代两河流域人对他者形象的建构,以是否从事农耕生产作为依据,把农耕社会的生活方式视为自我与他者区分的基本标准。古代两河流域人把对他者的建构深深嵌入到两河流域的中心-边缘观念之中,把他者塑造成一种依附于自我的存在。古代两河流域的他者建构是对某种历史事实的想象甚至歪曲,体现了古代两河流域人认识世界的主观愿望。

基于BPNN的一江两河流域水体中重金属浓度预测

本文将反向传播神经网络(BPNN)应用于青藏高原一江两河流域(雅鲁藏布江山南段、拉萨河、年楚河)水体中重金属浓度预测,探讨了输入变量、预测因子、隐藏层节点数和模型结构的影响.模型以溶解氧(DO)、pH、电导率(EC)、总磷(TP)、铁(Fe)作为网络的输入层,重金属砷(As)、锑(Sb)、钼(Mo)、锰(Mn)的含量作为网络的输出层,使用Levenberg-Marquardt(LM)算法进行训练.其中,BPNN隐藏层的传递函数为tansig,隐藏层节点数为9,输出层的传递函数为purelin,输出层节点数为4.结果表明:(1)以单个元素作为预测因子时,As、Sb、Mo、Mn预测值和实测值的决定系数(R2)分别为0.98、0.933、0.894、0.928;均方根误差(RMSE)分别为:9.7168×10^(−4)、1.2508×10^(−4)、3.3159×10^(−4)、1.9188×10^(−3).(2)以4个元素作为预测因子时,预测值和实测值的决定系数(R2)为0.888;均方根误差(RMSE)为2.1766×10^(−3).R2值越高,RMSE值越低,表明实测值和预测值拟合程度和适应性良好,证明BPNN能较好地应用于青藏高原一江两河流域水体中重金属浓度预测.

智慧推动黄河、大运河两河文化传承发展的探索与研究——以德州市群众文化为背景

德州作为黄河、大运河两河流经重要城市之一,自古以来就是经济、文化等往来交流的重要通道,让两河文化在德州流动起来,是文化从业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群众文化工作者应当从群文力量的角度智慧地探索和研究两河文化继承、传承、牵手发展的问题,从而挖掘更多可能性。

西藏“一江两河流域”农田土壤养分现状及分布特征

以西藏“一江两河流域”农田土壤为试材,采用常规定量测验分析方法,研究了西藏“一江两河流域”主要农耕区农田土壤养分含量分布特征,以期为改善西藏“一江两河流域”农田土壤肥力状况,增强土壤的可持续性提供参考依据。结果表明:1)就土壤养分在垂直剖面上的分布而言,西藏“一江两河流域”农田土壤有机质、全氮、全磷和全钾含量均表现为0~20 cm>20~40 cm;2)就土壤养分在“一江两河流域”空间分布上而言,土壤有机质含量以浪卡子县(LKZ)最高,可达(61.59±8.29)g·kg^(-1),拉萨(LS)最低,其值为(26.19±4.09)g·kg^(-1);土壤全氮含量亦以LKZ最高为(1.57±0.37)g·kg^(-1),桑日县(SR)最低,LKZ较SR高出了112.16%;全磷含量以尼木县(NM)最高,其值为(11.58±3.34)g·kg^(-1),扎囊县(ZN)最低,仅为(4.39±1.41)g·kg^(-1);贡嘎县(GG)的土壤全钾含量最高,其值为(10.01±2.49)g·kg^(-1),朗县(LX)最低,GG较LX高出105.12%。显著性分析表明,除墨竹工卡县(MZGK)外,LKZ的农田土壤有机质含量显著(P<0.05)高于其它各样地,LKZ和白朗县(BL)的土壤全氮含量与达孜县(DZ)、GG和MZGK的土壤全氮含量之间差异达显著水平(P<0.05),与其它各样地之间的差异均达极显著水平(P<0.01),NM和曲松县(QS)的土壤全磷含量均显著高于其它各样地(P<0.05),GG、曲水县(QSH)和QS的土壤全钾含量除了与江孜县(JZ)、泽当(ZD)、BL和扎囊县(ZN)的土壤全钾含量之间差异不显著外(P>0.05),与其它样地之间差异均达显著水平(P<0.05)。综上可知,西藏“一江两河流域”农田土壤较贫瘠,在今后利用和管理过程中应加强对土壤养发的归还。

古代两河流域与埃及人神关系的比较

一、前言朱光潜认为,教育的功用在于要顺应人类求知、向善、爱美的天性,使每个人在这三方面得到最大限度的调和发展,以达到完美的生活。教育的目的则在于启发人性中所固有的本能。在历史教学过程中,我们可以很容易发现历史与美感之间的联系,我们总是希望通过不同手段和策略重现历史情景,彰显历史之美感,以期能够带来与历史情景的情感交流。

古代两河流域与中国汉代美术的太阳图式对比

太阳是人类最容易观察到的天体之一,许多民族都有因太阳崇拜而产生的想象与神话。古代两河流域与中国汉代都有自己表达“太阳崇拜”的方式,同时也创造出各具特色、与太阳有关的神话图式。运用图像学研究法与对比研究法对艺术作品、古代文学材料进行研究,可以发现“太阳图式”在古代两河流域与中国汉代美术的发展中会在:太阳神话的认知、太阳图式的演变、太阳在图像中的位置安排与太阳神的“神性”表达等方面表现出一般性与特殊性。

协同发展背景下山东省“两河文化”高质量发展

新的时代背景下,加快振兴“两河文化”对山东省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因此,研究黄河文化和运河文化在新时代的融合与发展尤为重要。本文基于协同发展背景对山东“两河文化”振兴的文化产业结构进行比较分析,提出山东“两河文化”价值新形态及其实现路径,探索山东“两河文化”在区域共同体和联动机制、主体间通力合作、评价机制建立等方面的价值融合路径建设,实现山东“两河文化”高质量发展。

早期城市与南部两河流域湾区文明

在有关南部两河流域早期城市,特别是两河入海口一带生业环境新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湾区文明”的概念,以有利于因名循实,在同一个理论框架内理解南部两河流域早期文明和更大范围内的“两河流域文明”,前者是后者的起点和组成部分。南部两河流域早期的“湾区文明”和西亚地区两河流域古代文明有其彼此独立但紧密联系的“文明理由”,是这种“文明理由”在历史进程中的展开,让二者产生关联。至于当前在城市、国家和文明等理论问题上的论争,本文提供一种史学的选择,认为可以在继续使用“文明”一词的情况下避免没有必要的戏剧性判断。对有关的证据和理论问题,都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但以早期南部两河流域为例做出的尝试,或可有利于亚洲西部地区文明史的写作和比较研究。

古代两河流域自然灾害研究综述

古代两河流域文明留下了为数不少的灾害记录,其中所涉及的防治思维可以为研究古代两河流域文明的国家治理提供重要素材与独特视角。当前,国内外亚述学家对古代两河流域自然灾害的研究虽已取得一些重要成果,但这些研究多聚焦于文本释读与个案研究,而缺乏对灾害防治以及其背后所折射出的国家治理方略的分析,以及对古代两河流域自然灾害的整体性研究。无疑,古代两河流域自然灾害研究尚存在一定的学术研究空间。

西藏“一江两河”农区草业发展探讨

西藏"一江两河"地区为适应未来西藏农牧业产品的优质、大量需求,必须大力发展农区草业。在一年两收农作制度中,采用饲草体系调控农业种植结构和"一江两河"的水热高效分配,既有利于该区农业结构调整,为畜牧业生产提供大量的优质牧草饲料;又有利于该区的生态环境保护,提高植被盖度和减小风速,控制水土流失。西藏"一江两河"农区草业的兴起,能减轻天然草地目前承受的巨大压力,减轻草地退化。发展饲草生产和畜产品深加工产业,使西藏成为高原特色畜产品生产基地,能加快当地农牧民的经济增长步伐。大力发展农区草业对促进西藏"一江两河"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西藏地区可持续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