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视角下唐宋之际两税法的制度变迁及启示

两税法改革开启了“以资产为宗”的新格局,其税制层面的公平性较“以人丁为本”的租庸调制有了明显改进,但政策实践中的赋税不均问题却依然突出。与此同时,“田制不立”和“不抑兼并”成为新的政策取向:一方面,土地交易更加活跃,土地占有趋于集中,富民阶层崛起;另一方面,租佃关系愈加发达,人身依附关系松弛,农民获得更多自由,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农商经济的繁荣。当然,富民阶层存在着逃避赋税的强烈动机,而获得更多自由的农民在生产生活上也面临更大的风险。所以,国家需要采取土地清丈和建立以贫民下户为重点的因灾减免救济制度等措施来解决赋税不均问题。历史经验表明,在一定条件下,完备的产权保护制度与税收发挥调节收入分配作用是可以相兼容的,关键在于保护民众发展生产和创造财富的积极性的同时,采取有力措施来维护和落实税收公平原则。

两税法与中晚唐诗歌的流变

中晚唐推行的两税法不仅与儒家政治理念相左,而且加重了中下层文士与百姓的生存压力。如此以至于儒学迅速衰落,并导致中下层文士与官方存在隔阂而亲近百姓。这些社会变迁又进一步使得诗歌出现了写自身苦难及写他人苦难两种创作倾向。生存压力及儒学衰落,已经无法再规范贫士们做到安贫乐道,因而出现了写自身的倾向——苦吟派。切肤之痛又使他们更能感知两税法残虐下广大庶民的痛苦心声,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已经无法再克制其愤怒情绪,因而出现了写他人的倾向——写实派。

论中国古代的赋役制度——浅析唐朝两税法的进步意义

从中国古代赋役制度的发展意义层面来看,两税法作为唐朝对国家税收体制做出的重大调整,究其实质,是在保证封建统治阶级的更大利益的前提下,顺应了土地占有形态发生变化和农民人身依附关系有所减轻的历史发展趋势的,以户税和地税来代替租庸调的新税制。两税法的出现,不仅标志着封建社会由“实物地租”向“货币地租”的过渡,开辟了中国古代以货币计税的历史先河,相比之前的税制也展现出了复合税制简单、负担合理的优点;而且是将赋税由按户、丁征收的收益税转变为按户资、地产征课的财产税,这是中国农业税收制度发展历程中,也是中国赋役制度发展中划时代的一次变革,具有重要的标志性意义。

从“两税法”到“分税制”——中央地方博弈下的财政税收制度

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的实质在于有关权力和利益的分配。财政税收制度是调整中央与地方利益关系的重要手段;财政税收制度变迁是中央与地方利益博弈作用的反应和直接结果。唐"两税制"和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是对中央地方博弈下的财政税收制度变迁的最好诠释。

两税法改革对唐代农村社会的影响

以两税法为主体的赋税制度变革,对唐代农民家庭和农村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新的赋税制度下,农民的家庭结构、经营模式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商品性农业和农产品的商品化迅速发展,商品交换的场地如草市、墟市等也开始向城市转化。这些变化对唐代农村生活、城乡经济以及国家税收结构等等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两税法取代租庸调制的制度分析

任何一种制度变迁,都是相关利益主体在权衡了成本与收益后选择的结果。唐中叶时以两税法取代租庸调,是一种"帕累托改进",是中央与地方政府在权衡了各自的成本收益后作出的选择。由于两税法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在两税法的设计过程中,唐中央将下级政府的利益纳入考虑因素,使得这一强制性制度变迁推行起来阻力较小。

唐朝“两税法”税制要素欠缺析论

唐朝建中元年颁行“两税法”,是中国古代影响深远的一次重大的农业税制变革。借用现代税收学的“税制要素”概念,从国家税法的规范性、完善性的角度剖析其税制要素欠缺及其影响可以发现,“两税法”有关纳税义务人、纳税客体、税率、纳税期限、减税免税、税务违章等诸多税制要素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欠缺,并不是一部规范的、完善的国家税法,实施百余年间所产生的诸多社会弊病均与此有关。经过五代十国至宋元明清历朝的取舍和弥补,中国古代沿承唐“两税法”而来的田赋制度的税制要素才逐渐齐备。

独孤及的“口赋法”是唐代两税法的前期探索的研究

独孤及是中唐著名政治家、文学家、经济学家。他在经济方面开创的"口赋法"实是唐代两税法的前期探索。该文对独孤及在江淮的经济探索予以了揭示。

《资治通鉴》唐建中元年两税法材料辨误

《资治通鉴》对唐代两税法记载存在错误与遗漏:杨炎上奏时间有误;误把杨炎奏议当成两税法条文;误把建中元年正月赦文当成两税办法;对建中元年二月命官巡视各地语焉不详,漏载两税法重要内容。

唐代“两税法”新探——基于“掠夺性统治理论”的分析

安史之乱后唐政府相对议价能力的削弱是两税法产生的关键因素,交易费用的降低则是两税法发展的前提,而低贴现率则保证了两税法的先进性。但是,唐政府相对议价能力的制约作用,又是两税法迟来和低效的重要因素,交易费用的降低则最终将负担转嫁于民众,产生了种种弊端;低贴现率在战争的影响下也最终难以实现,唐代的两税法并不能挽救其走向衰落的命运。显然,相对议价能力、交易费用和贴现率对唐代岁入政策的影响具有两面性:它既促进了两税法的改革和发展,但同时也是造成两税法执行力度有限、弊端和低效的重要动因。

试论两税法对唐代私奴婢的影响

众所周知,唐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实行的两税法包括地税、户税两部分。地税的征收以田亩的多寡为据,户税的征收以户等的高低为本。定户等的标准则是“量其资产”。“资产少者则其税少,资产多者则其税多。”这里,据以定户的资产是否包括奴婢?占有奴婢与交纳户税有什么关系?史书中有关两税的令文未作明确交待,治唐史者亦尚未有人注意到这个问题。为此,就所见资料提出一点不成熟的看法。

简论两税法的内容及其历史地位

两税法是唐代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是适应当时土地集中、商品经济发展的赋役制度。两税法的总原则是“量出制入”,其主要特点是以资产定税。这一制度否定了“以丁身为本”的赋役制度,征税标准从人丁转移到土地资产,对唐朝后期的政治以及唐以后历代税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国封建社会赋役制度发展中的里程碑。

两税法与唐后期农商社会发展

作为中国古代赋税制度的重大变革,两税法集中体现了农商社会经济性质,实现了由重农抑商农本社会向重商轻农农商社会的转变,推动着唐后期社会向着农商社会发展。两税法之争实质上是农商社会农与商的社会地位之争。传统儒家崇农抑商治国理念日益落后腐朽,已经成为唐以后农商社会发展的阻力。

唐朝两税法在华北的区域化实施

唐朝制定两税法和采取两税三分分配原则的初衷,是要削弱地方藩镇经济实力。但中央的愿望能否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政府能否接受和贯彻中央这一法令。从目前所接触到的材料来看,在华北平原地区中央控制较弱的河朔等藩镇仍得到了较好的执行。

浅析“两税法”改革及其影响

经过两税法改革,由唐代税收对象和税收内容的改变可以看出,税制改革的最终目的是:税收以资产为据,缴税方式以实物税和货币税并存,并向货币化发展。以"量出制入"为财政原则,开创国家预算制度先河;扩大纳税主体,推进税收公平;明确各阶层税率,体现双向税收公平;实行费改税,实现简化税制。两税法实施后,这种被迫的钱重物轻的现象在乡村中表现严重,农业商品化发展逐渐成熟。

对两税法及其所体现的财税思想的探究

唐朝的两税法是我国赋税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是唐中后期的主要赋税思想。本文从两税法的提出背景入手,探讨了两税法中所体现出的财政税收思想,并对两税法做了简单的评价,具有一定的意义。

论赋税制度对政权的影响——以两税法、一条鞭法、摊丁入亩为例

本文对古代典型盛世的赋税制度的发展进行分析研究,分析赋税制度对国力的强盛,政权稳定的影响。通过比较典型的唐朝中后期的两税法,明朝中后期的一条鞭法,清朝前期开始实行的摊丁入亩的赋税制度,我们得出一个好的执政方式下的税收的共同特点,希望对现在的税制能有借鉴意义。

唐代两税法改革的财政背景考察

唐代两税法改革是封建唐王朝为适应土地私有制的发展而实施的一项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赋税制度变革。两税法改革的推行不仅巩固了当时唐王朝的封建统治政权,促进了封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且确立了以资产定税的课税方向,对当前我国税制改革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此项改革是在特殊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背景下逐步实施的。对于财政背景而言,可以从赋税制度变革的历史趋势、国家财政的收入状况、财政发展的地域重心,以及税收来源与课税对象的变动等四个方面加以考察。

中国传统税收思想评价——简论唐代两税法

两税法是中唐时期为解决财政危机而实行的一次重要的税制改革,它不仅对改善唐朝的财政起到了显著作用,对以后的税制改革也有深远影响。其中的很多税收思想都是史无前例的,因而具有进步意义。

陆贽论两税法平议——兼论唐德宗实施两税法的局限性

在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研究中,中唐名相陆贽是一位引人注目的人物,尤其是他那份于德宗贞元十年(794年)写成的《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奏疏,千载之下仍是脍炙人口的名将,屡为史家所征引。与此同时,他对两税法的态度,也成了评论其经济思想的焦点。有一种颇有影响的观点,称陆贽是反对两税法最早的代表人物,他反对以资产为课税的基础,坚持恢复以“丁夫为本”的租庸调制,在财政观点上属于因袭保守的一派。有的论著把陆贽反对“定税计钱”的意见,视为面对封建赋税货币化趋势却“思想落后于实际”的典型事例。有的论著称陆贽“攻击两税法”。我认为这些评论都有似是而非之处。如何正确估价陆贽对两税法的态度,不仅关系到能否准确把握陆贽的经济思想脉络,而且涉及怎样认识唐德宗实施两税法的主客观局限性问题,因此是值得继续探讨的。本文拟就此略陈管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