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部门经济体低碳运行长期均衡的决定及路径分析

采用一般动态均衡的分析方法,基于微观视角,构建了两部门经济体低碳运行的经济模型,研究了低碳运行模式长期均衡的决定及发展路径,并得出了一些重要结论和改进措施。首先先,只消耗资本和清洁空气的两部门经济体运行的长期均衡路径是存在的的,它是由微观主体最优化选择导出和决定的。其次,低排放运行模式长期均衡的条件是资本的边际产出等于资本折旧率与效用函数贴现率之和,以及碳排放的边际产出等于空气损失率与效用函数贴现率之和,两者缺一不可。第三,低排放运行模式的长期均衡发展路径主要是由资本和碳排放同向变动的互动机制所决定的的,并且使经济体必然朝向稳态均衡收敛。

政府债务率、私人部门跨境资本流入与经济增长--基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实证检验

全球金融危机后大部分国家的公共部门债务规模大幅扩张,同时金融抑制程度有所反弹。本文以金融资产利率管制指数来衡量一国金融抑制程度,通过使用交叉项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对1990—2019年间55个新兴经济体及发展中国家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私人部门跨境资本流入对一国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存在政府债务率门槛效应,即当债务率偏高时资本流入的积极效果将会减弱。作用机制在于,政府债务率偏高会推高国内金融抑制程度,而金融抑制会削弱跨境资本流入对经济增长的正向效果。上述发现凸显了我国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与传导机制对于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积极意义。

抓住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关键环节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提出,“到二〇三五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成《决定》提出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各项目标任务,需要紧盯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以重点带动全局,由点及面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充分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 开辟吉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广阔前景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仍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突出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明确了重点任务、指出了主攻方向。省发展改革委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和省委部署要求,立足经济综合协调部门职责,坚持小切口、大纵深,着力破解制约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有力有效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走深走实,把中央的“大写意”切实变成吉林的“工笔画”。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基于两部门模型的中国实证研究

有关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越来越深入,本文的研究侧重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微观经济基础和关联机制,通过两部门模型揭示金融发展影响经济增长的两个方式:外部性和边际生产力差异。中国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以M2为测度指标的金融发展与经济长期增长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并且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

金融发展的经济增长效应——基于扩展两部门模型的实证研究

借鉴Feder(1983)两部门模型的思想,构建了一个改进的包含金融部门和实际经济部门的两部门模型,分析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全国样本实证估计结果表明,以各省银行贷款总额为测度指标的金融发展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关系,以投向非国有部门的贷款总额为测度指标的金融发展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有比较显著的正向关系。从三大地区估计结果来看,以各省贷款总额来衡量金融发展水平时,西部和中部地区的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效应不显著,而东部地区显著为正,说明我国中、西部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相对滞后;以投向非国有企业的贷款额来衡量金融发展水平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在三大地区都是显著的,但显著性程度和大小从西部到东部依次增强,充分说明我国东部地区非国有企业的贷款效率较高。

制度内生的两部门经济增长模型

在一般的两部门消费优化的经济增长模型中引入制度因子,从动态优化的一阶条件中导出了经济系统非均衡状态下经济要素对制度因子演化的影响规律制度因子的演化速度与产出资本比和消费资本比正相关,与人口增长率负相关,还与要素分配比例以及各要素对产出的贡献份额有复杂关系.通过对微分动力系统的均衡分析,得到了这些规律的均衡形式.经济均衡时,制度因子的增长率与产出增长率成正相关而与技术进步率和人口增长率成负相关.

基于一般均衡的两部门经济演化模型及模拟

将整个宏观经济系统分成传统产业部门和新兴产业部门 ,在一般均衡假设下研究了这一经济系统的演化过程 ,给出了这种情况下的经济演化解 .并通过分析和模拟证明这一解是不稳定的 ,会出现分叉现象 ,其中间轨道就是这一非线性两部门经济演化的快车道 .

东亚地区新兴市场经济体金融部门FDI的增长及其发展趋势

东亚金融危机之后,东亚新兴市场经济体的FSFDI大幅增长。从FSFDI兴起的直接原因看,东亚新兴市场经济体与拉丁美洲国家的FSFDI均属于"冲击诱导型",但前者在金融部门开放程度、FSFDI的来源国以及区域内的国别差异等方面表现出了与后者不同的特征。近年来,随着中国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化,FSFDI在东亚地区的发展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和趋势,值得我们予以关注和研究。

一个金融和经济增长的两部门计量模型

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 ,通过金融部门与实际部门存在的外部性 ,研究了金融部门与实际部门的相互作用以及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 ,提出了一个金融部门和实际部门相互作用的动力学模型 ,在此基础上建立了金融部门与实际部门的作用关系的计量模型 。

金融扩张伤害实体经济了吗——基于两部门划分法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理论上,金融部门规模扩张存在最优路径和合理规模,其过度扩张会对实体经济产生不利影响。利用中国1998~2014年31个省(区、市)的省际数据,采用时变系数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了金融扩张与实体经济关系,结果证实:金融部门确实存在最优规模,在2008年以前金融扩张对实体经济起促进作用,但之后转为长期抑制,不仅仅是在要素变动上带给实体部门挤出效应,还表现为降低了实体产出效率。此外,近年来实体部门资本边际产出逐渐递减接近于零,说明金融与实体的脱节与实体自身的生产率低下也有关系。

县乡两级公共服务部门改革的制度经济学分析——以河北省平山县为例

县乡两级公共服务部门改革在我国公共服务部门改革中占有突出重要的位置。农村税费改革之后,基层政府面临的财政困境对县乡两级公共服务提出了新的挑战。文章基于对河北省平山县的调查研究,通过制度经济学理论中的成本效益分析、委托代理分析和产权结构分析,认为县乡两级公共服务部门改革应当在清晰的改革框架下进行;对于政府与社会共同出资的公共服务部门,要正确计算政府出资的比例;在改革的实施过程中要考虑到低收入群体的需求。

两部门经济假设下的印度经济增长模式探析

南亚学者大都认为印度目前已经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经济增长模式。但是,对于印度经济增长模式究竟具备了哪些基本特质,却未形成理论共识。因而,本文企图从两部门经济假设条件下进一步揭示印度经济增长模式的内在特质。

马克思的生态经济理论和生态经济体制的建立问题——“两型”社会建设的几点思考

从马克思的理论看,经济活动不是单纯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人与自然界的物质变换是以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作为中介的,即生产总是以一定的社会关系进行,并形成相应的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的制度化就形成经济体制,生态经济问题的要义应在经济体制中去理解和把握。基于此,我们这里讨论生态经济问题,不是单纯地思考某一生态的经济产品或产业,而是着重考虑生态经济体制建立的着力点。目前在我国,一是应建立"再生产自然"的经济体系;二是着眼社会发展的整体性和实行"有限的资本生产体制";三是强化主体功能区的分工及其合理协调的发展与生态建设功能;四是优化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的工业管理体系构建。

大国两部门经济结合的战略模式选择

建立拥有自主武器装备生产能力的完整国防经济体系是大国增强国家竞争力的基本战略目标之一。由于国防部门的非生产性,大国需要寻求国防经济与民用经济“两部门”结合的最优模式。从世界大国的长期实践经验看,“军民两用”战略无疑是大国实现经济资源有效配置的最优模式。在大国之间的竞争中,中国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应从大国战略构架“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国家经济、科技创新体系,以军品采购改革为基础,通过国防经济组织再造、国防军工转型推动“军民结合,寓军于民”战略的实现。

引进外资、两部门模型与中国经济增长

本文通过部门间的外溢效应来研究引进外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建立了外资与内资的两部门模型,并对中国的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证明两部门间相互存在外溢效应。对中国经济外资与内资数据的描述性分析、两部门模型的回归分析以及外溢效应分析后,发现外资在中国经济中的重要性正在增强,但对内资的外溢效应正趋于减弱。与此相适应,中国引进外资的政策应该由依靠政策优惠为主向依靠增强内资实力为主转变。

两部门的时滞经济增长模型

本文考虑了存在生产滞后的 Furuno两部门经济增长模型 .给出了此模型资本 -劳动比 k的稳定性和振荡性 ,分析了生产周期时滞对 k稳定性区域的影响 .进一步利用 Hopf分支的方法讨论了 Furuno模型存在周期轨道的条件 .

产业结构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两部门模型的分析

通过一个两部门模型,实证研究了产业结构对中国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证明第二产业的生产要素边际生产率高于第三产业。生产要素边际生产率在产业间的差异,导致生产要素由低生产率产业向高生产率产业流动,这个过程就是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产业结构的调整将会促进经济增长。尽管从产业结构上来看,第二产业的产值比重是连年下降的,但是,本文通过实证分析表明,第二产业仍然是我国城市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