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交易试点政策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基于两阶段价值链视角的分析

从两阶段价值链视角出发,将绿色创新效率分为绿色科技研发效率和绿色成果转化效率,采用2008—2021年中国24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通过双重差分法探究碳交易试点政策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碳交易试点政策的实施能够显著促进两阶段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并且经过PSM-DID、安慰剂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得到一致结论。分区域研究表明东部地区城市的碳交易试点政策可以显著地促进两阶段绿色创新效率,而对于中西部的城市来说,碳交易试点政策对绿色成果转化效率的促进作用较为显著,但对绿色科技研发效率的促进作用不明显。非资源型城市和资源型城市对比分析表明碳交易试点政策对非资源型城市两阶段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更为显著,但对资源型城市的绿色科技研发效率和绿色成果转化效率均并未产生显著影响。

异质环境规制、政府支持与企业绿色创新效率——基于两阶段价值链视角

基于两阶段价值链视角,综合利用静态面板和动态GMM面板模型分析异质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两阶段效率的U形或倒U形影响,分别探索政府科技支持与环保支持在两阶段中的调节效应。研究表明:(1)激励型环境规制对绿色科技研发效率具有“先抑后扬”的U形影响,绝大多数省份环境规制水平尚未跨过拐点,其与绿色成果转化效率呈倒U形关系;投资型环境规制对两阶段效率均具有倒U形影响;命令型环境规制则分别与绿色科技研发和成果转化效率呈倒U形和U形关系。(2)政府科技支持负向调节激励型和投资型环境规制对绿色科技研发效率的影响,而正向调节命令型环境规制对绿色科技研发效率的倒U形影响;政府环保支持正向调节投资型和命令型环境规制与绿色成果转化效率的倒U形和U形关系。

企业绿色创新产出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基于两阶段价值链视角

基于两阶段价值链视角,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分析2008—2015年中国各省份工业企业绿色科技研发和成果转化两阶段产出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工业企业绿色创新两阶段产出均显著空间正相关,且存在明显的区域集聚现象;在绿色科技研发阶段,R&D经费支出对相邻地区绿色专利产出正溢出效应明显,产学研合作会显著促进本地区新产品项目产出的提升;在绿色成果转化阶段,绿色专利申请量有利于本地区和相邻地区绿色GDP产出的提升,环保投入、政府支持对相邻地区绿色GDP存在显著的正溢出效应,绿色专利申请量对本地区和邻近地区新产品销售收入产出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

数字经济产业发展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基于两阶段价值链视角的分析

基于两阶段价值链视角,运用Super-NSBM模型测度2011—2020年中国284个地级市的绿色科技研发和绿色成果转化效率,并利用135.53万家数字经济企业微观数据构建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指数,通过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探究数字经济产业发展对两阶段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数字经济产业、绿色科技研发效率和绿色成果转化效率三者在空间上均呈现出“高高—低低”的集聚态势。数字经济产业发展能够显著促进绿色科技研发效率和绿色成果转化效率的提升,但是会对绿色成果转化效率产生负向溢出效应,且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分区域研究表明,东部城市和中心城市的数字经济产业发展对两阶段绿色创新效率的促进效应更明显。“硬设施”和“软环境”的调节效应表明,数字基础设施、人才数字素养和数字金融支持分别在绿色科技研发与绿色成果转化两阶段起到不同程度的正向调节效应。

新时代科技创新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基于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内涵,构建指标体系并实证分析2008—2017年中国内地30个省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差异及空间相关性,选取3种空间计量模型分析各创新指标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均值为0.322,中西部地区明显偏低,经济创新发展和经济开放发展指数不高是其主要原因。中国各省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空间正相关性显著;②全国两阶段创新势力均明显偏低,东部地区省份两阶段创新指数、创新势力和创新效率值均处于全国较优水平,而中西部省份至少在某一阶段绩效损失显著;③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与科技研发阶段创新指数呈U型曲线关系,成果转化阶段创新势力有利于高质量发展水平提升,政府支持在成果转化阶段创新指数促进高质量发展中的正向调节效应显著。

产权性质、技术差距与高技术企业创新效率

基于两阶段价值链视角,将产权性质纳入企业创新研究框架,利用共同前沿理论和DEA模型测度分析2007-2016年两种前沿下中国区域不同性质企业创新效率差异,探索不同性质企业两阶段技术差距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中国各省份不同性质企业效率差异明显,国有企业研发和成果转化效率最低,而外资企业效率较高,各企业成果转化效率递减趋势明显,共同前沿下效率值均不超过群组前沿下效率值;②国有、民营等四大群组间在两阶段均存在明显的技术落差,成果转化阶段国有-港澳台、国有-外资之间的技术差距均值分别为0.124和0.110,且技术差距值在不断增大,2016年接近于0.300;③所有制结构加剧了国企与其它企业间技术差距,政府支持、劳动者素质对国有-民营、国有-外资企业两阶段技术差距起阻滞作用,产学研合作、知识产权保护、金融环境和外商投资对3种技术差距分别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