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技术服务业与资源型产业融合对资源型企业两阶段创新效率的影响

基于新技术与新知识的高技术服务业跨界融合是传统企业实现创新资源优化配置、创新研发和商业转化的重要因素。因此,运用熵指数测度全国各省区高技术服务业与资源型产业融合水平,并利用2014—2017年资源型上市公司面板数据检验两大产业融合对资源型企业两阶段创新效率的影响,同时探讨企业吸收能力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现阶段高技术服务业和资源型产业融合程度不高,但发展态势良好,处于从失调走向协调的转变期;产业融合对资源型企业创新研发效率短期无显著影响,长期存在抑制作用,资源型企业技术能力刚性导致对新技术的排斥,且较大的产业间认知差距削弱了产业间良性互动带来的技术扩散效应;产业融合对创新转化效率呈先抑制、后促进效应,就长期而言,产业融合具有良好的创新转化推动力;资源型企业吸收能力分别在产业融合与滞后一期创新研发效率及滞后三期创新转化效率的关系中起正向、负向调节作用,表明资源型企业吸收能力构建尚不全面。

福建省创新两阶段效率及影响因素探析——基于随机前沿分析模型

基于福建省9个地市的面板数据,运用随机前沿分析模型量化测度福建省的创新两阶段效率,同时考察和分析创新两阶段效率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福建省创新两阶段效率总体水平不高,技术研发效率呈小幅度波动态势,成果转化效率呈总体上升态势;福建省创新两阶段效率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但这种差异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呈下降趋势;研发人员投入是影响创新两阶段产出的重要因素,研发资本的利用效率有待提高;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支持力度对创新两阶段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优化产业结构能促进技术研发效率提升,外商直接投资对技术研发效率具有明显的负向作用,而人力资本水平未能促进技术研发效率提升,但对成果转化效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专业化、多样化集聚对两阶段创新效率的影响——基于创意产业面板数据分析

基于2007~2018年中国28省份面板数据,构建并测度创意产业知识开发阶段与经济转化阶段的创新效率,在此基础上研究了创意产业不同集聚模式对两阶段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中国创意产业整体创新效率值较低,且知识开发创新效率表现优于经济转化创新效率;在集聚模式与创新效率的关系中,专业化和多样化集聚对知识开发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显著高于经济转化创新效率,其中多样化集聚效应强于专业化集聚效应;从区域角度来看,集聚效应在东部地区最强,中、西部地区则依次减弱。

中国创新两阶段效率及影响因素——基于社会资本理论视角

基于社会资本理论视角,运用2001—2016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随机前沿生产法考察社会资本对中国创新两阶段效率的影响机制,借助面板门槛模型检验社会资本对技术开发效率和成果转化效率的门槛效应。研究发现:(1)中国的创新两阶段效率整体呈上升趋势,但仍处于较低水平且呈现显著的区域差异。(2)社会资本对技术开发效率的影响呈U型关系,当社会资本跨越一定的门槛值时才能促进技术开发效率提升;鉴于尚未触及门槛值,目前社会资本对成果转化效率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除直接影响外,社会资本还可加快人力资本积累、提升创新效率。(3)社会资本对创新两阶段效率的影响均存在门槛效应。随着社会资本水平的不断提高,其对技术开发效率的影响效应由负转正且正向效应不断增强,其对成果转化效率的负效应也将降为最小。(4)其他影响因素中,除对外开放能显著地促进创新效率提升之外,政府研发资助具有负向作用,企业自主研发的正向效应并不显著。

基于Super-NSBM模型区域绿色创新效率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两阶段创新价值链理论,将“三废”治理投资指标纳入两阶段绿色创新效率研究框架,利用超效率网络SBM模型测度2006-2019年区域工业企业两阶段绿色创新效率值,运用GMM模型验证影响因素的动态效果。结果显示:①我国绿色创新效率主要由东部地区拉动,中、西部地区需强化绿色创新研发活动,绿色创新成果沿长江流经省域呈T字形扩散;②34.48%的中、西部地区为低研发-低转化型,44.81%的中部、沿海地区为低研发-高转化型和高研发-低转化型,可按6种提升类型逐步提高各地区两阶段绿色创新效率;③绿色创新研发效率持续影响下一阶段研发活动,而绿色创新成果转化效率不具有延续性,两阶段绿色创新效率与产业聚集、环境规制均呈U型关系,与外商直接投资呈负向关系,绿色创新成果转化阶段需重视企业规模、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