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教育投资回报率的两阶段最小二乘分析

近20年的统计数据显示的是天津市整体教育水平的发展,最后以天津市某外资企业的数据为例,用SPSS统计软件做了两阶段最小二乘的回归讨论,并进行检验,最终得出估计的回归方程和结论。教育投资的回报率是显著的。受教育年限对员工工资的正向影响是最大的,工龄对员工工资也有正向影响并且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也通过了检验,但系数不像受教育年限明显。教育投资的回报率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本案例选取的是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某生产型企业,对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的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深化。

改进的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在异方差模型中的应用

在实际的回归分析过程中,常常会出现异方差性而使传统的OLS等回归估计失效,因此必须通过其他途径对异方差模型进行修正。文章设计了一种基于正交表方法的改进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应用于异方差模型。通过与传统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比较发现,改进的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无论是在模型拟合效果还是变量系数上都普遍具有较高精度,同时也在一定程度避免了传统方法在估计截面数据模型时因分组不同带来的估计偏差。由此可见,这种改进的新方法在异方差模型应用上具有较强的适用性。

变系数联立模型的变窗宽局部线性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

研究了变系数联立模型的参数的估计问题,利用变窗宽局部线性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对变系数联立模型的系数进行了估计,进而得到了估计量的大样本性质。

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宏观传导效应——基于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本文利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基于1994-2013年一季度的数据实证分析了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宏观传导效应。结果表明,人民币汇率升值对我国进出口有显著的负面冲击,损害了对外贸易部门的利益,但由于受政府宏观调控政策的冲销,对总体经济产出的影响有限。最后,本文根据分析结果给出了简要的政策建议。

半参数面板空间滞后模型的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及应用

发展了一种半参数面板空间滞后模型的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方法.证明了参数分量估计具有渐近正态性且收敛速度为n^(-1/2),非参数分量估计在内点处具有渐近正态性,其收敛速度达到了非参数函数估计的最优收敛速度.并将方法应用于外商直接投资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分析.

非线性输出误差模型的两阶段递推辨识算法

输入非线性系统的输出误差模型在实际工业生产中是一类常见模型,针对含有色噪声的输出误差模型提出基于辅助模型的两阶段递推增广最小二乘算法。根据辅助模型思想和分解技术,将复杂的非线性辨识系统分解为系统模型和噪声模型子系统,再根据最小二乘思想分别辨识,其中噪声信息向量中存在的不可测噪声项用其估计值代替。最后与递推增广最小二乘算法在参数估计精度和收敛速度的比较,验证算法在此类模型应用的有效性,仿真结果表明该算法精度高,收敛速度快,计算量小。

异方差模型两阶段估计的一种新方法

异方差是线性回归模型中经常出现的问题,解决异方差问题的一个常用的方法是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当样本容量较小时,通过分组产生重复数据,将会损失大量样本信息,使得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得到的估计结果不具有精确性和有效性.利用正交表将样本容量扩大,并通过分组产生重复数据,进而对数据进行两阶段估计.结果表明,该方法大大降低了估计的误差,得到了更准确的拟合模型.

高级劳动力要素阶段性“断点”特征与企业创新——来自吸收能力理论和“威廉姆森”假说的解释

研究高级劳动力要素的规模效应对政府制定合宜的人才政策、合理引导高级劳动力要素向企业集聚并促进企业创新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结合吸收能力理论和“威廉姆森”假说,提出高级劳动力要素规模效应对企业创新存在Ⅰ、Ⅱ、Ⅲ三阶段的“断点”特征。实证表明,中国企业高级劳动力要素创新存在阶段性“断点特征”,并且更偏向吸收能力理论所指示的“断点”特征。高级劳动力要素向非本土、东部以及创新差距较小行业的企业集聚,更有利于企业高级劳动力要素规模突破吸收能力理论所指示的“断点”值并促进企业创新。政府一方面可出台合宜的人才政策引导Ⅲ阶段企业的高级劳动力要素向Ⅱ阶段企业转移,另一方面可实施合宜的产业政策促使产业内部形成企业创新差距较小的创新结构,以激发企业创新活力。

最小报价单位对我国股票市场流动性影响——基于高频数据的实证研究

最小报价单位是影响证券市场流动性的重要因素之一。利用上海证券交易所分笔交易数据,从价差、深度以及交易金额三个方面考察了最小报价单位对股票市场流动性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从总体上看,最小报价单位的变化将导致股票市场平均价差、深度和交易金额同向变化。按照股价大小将股票分组后发现:最小报价单位增加将导致低价股的价差和深度变大,交易金额减少;最小报价单位增大对高价股的价差没有显著影响,但会增大深度和交易金额,从而改善高价股的流动性。最后利用“分改厘”后基金流动性的变化验证所得结论。

中国城乡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测度及影响机制研究

基于CHIP1995—2013年调查数据以及CHFS2015与2017年数据,使用双样本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方法(TS2SLS)考察中国城乡居民家庭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变化趋势及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城镇与农村居民家庭的代际收入流动性在较长的时期内均呈现上下波动的变化趋势;农村居民家庭的代际收入流动性持续高于城镇家庭;随着子代出生年份的推移,城镇家庭不同出生队列的代际收入流动性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而农村家庭不同出生队列的代际收入流动性则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影响机制分析结果表明,父代的非教育因素在城乡家庭代际收入传递过程中均发挥着主导作用,对农村家庭的影响甚至更大。得益于社会整体制度环境不断改善,父代的非教育因素在城镇家庭代际收入传递过程中的影响逐渐减弱,而教育因素的影响则逐渐上升,特别是城镇中、低收入家庭,父代的教育因素在代际收入传递过程中的影响大幅提高,但父代的非教育因素对农村家庭代际收入流动性的作用则一直保持较高水平。

财富不平等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路径研究

近年来,随着中国财富差距扩大,代际收入流动性是否有所提高,中国家庭财富不平等是如何影响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文章使用CFPS数据库,用财富基尼系数测度中国家庭财富不平等,用代际收入弹性测度代际收入流动性,并使用分位数回归方法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对数据进行分样本研究。研究结论显示:首先,从全国层面来看,中国家庭财富差距扩大会抑制代际收入流动性;其次,通过分样本回归发现,中国家庭财富不平等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抑制作用存在地区异质性、城乡异质性和性别异质性;最后,缩小贫富差距,能够提高代际收入流动性。同时,缩小贫富差距时要更加注重低收入阶层、农村地区以及女性群体的子代收入问题。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服务业增长

当前,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流量与存量规模均位居世界前列,而与类似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相比,中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并不高,研究中国OFDI影响服务业增长的机制并更好地实施“走出去”战略,对于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本文利用中国31个省市面板数据,测度中国OFDI对服务业增长的影响效应及影响机制,并进行异质性检验。

森林资源管理对生态林业发展的影响分析

通过分析《南宁市武鸣区森林资源数据更新调查成果报告(2017年度)》中的数据,探讨了武鸣区森林资源管理对生态林业发展的影响。研究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和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方法,分析了武鸣区行政区域内从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的林地及林木资源数据。主要关注森林覆盖率、不同类别土地面积的动态变化及不同林种面积和蓄积的动态变化,并分析这些因素如何共同影响生态林业的发展。研究结果表明,森林覆盖率的提高对生态林业发展具有积极影响。土地面积的动态变化和林种面积蓄积的变化也对生态林业产生了显著影响。总体来看,合理的森林资源管理策略对促进生态林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企业创新对外部审计质量的影响研究——基于两职合一领导结构的视角

大数据时代的背景下,企业之间的产品市场竞争逐渐演变成技术创新的较量,由此引起社会各界对企业创新的研究。然而,既有研究较少涉及企业创新与审计质量的关系。基于现代风险导向审计理论,以我国2013—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探讨了企业创新对外部审计质量的影响,并基于代理理论和乘务员理论,进一步探讨了两职合一的领导结构对上述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显示,随着企业创新能力的增强,外部审计质量逐渐提高,但两职合一的领导结构却削弱了企业创新对外部审计质量的正向效应,意味着两职合一的领导结构不利于外部审计质量的提高。研究为企业创新与两职合一对外部审计质量的联合影响提供了经验证据,丰富了人们对企业外部审计质量影响因素的理论认识。

制造业服务化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研究

基于中国地区投入产出表,辅以《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科技统计年鉴》数据,利用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法对制造业服务化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进行了分析。得出结论:制造业服务化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且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服务化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最大,资本密集型制造业服务化次之,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服务化最小,进一步对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发现上述结论依然成立。最后根据研究结果提出做好顶层设计、加强以新兴产业为核心的战略调整等对策。

中国研发创新与机电产品出口地位

本文利用各省市2002~2019年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中国研发创新对于机电产品出口地位的影响效应及其机制,结果表明:研发创新虽然能够显著促进机电产品出口规模的扩张,但显著降低机电产品的出口地位,其原因同机电产业研发创新在整个国民经济研发创新中的相对地位下降而其他产业部门相对地位上升是相关的,从而促使中国研发创新对于非机电产品出口部门的积极影响大于对机电产品出口部门的积极影响。机制检验表明:中国研发创新显著降低高技术产品的出口地位,同时又未能显著提高新产品的出口地位,表明研发创新可能对其他出口部门和进口替代部门的影响较大。地区异质性检验表明:研发创新对于中西部地区机电产品出口地位的负面影响大于对东部地区的负面影响。

出口技术复杂度对中国汽车产品出口东盟国家的影响研究

为了研究中国汽车产品技术内涵对产品出口东盟国家的影响,本文根据UIBE数据库数据测算出2007~2021年汽车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数,在此基础上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估计中国汽车技术复杂度的变化对汽车产品出口东盟国家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对汽车产品出口东盟国家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汽车产品出口价格水平提升会削弱技术复杂度对汽车产品出口的正向影响。而在技术创新的作用下,即使出口价格水平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对产品出口依然具有促进作用。因此中国应该提高汽车产业研发水平,积极完善中国汽车产业自主创新的政策环境,积极建设中国汽车品牌,以技术创新为核心完成中国汽车产业的升级,增强中国汽车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高新技术产业真的需要供地政策扶持吗?——基于广州市产业升级与地价变化的实证分析

以往文献研究地价如何影响产业升级时,较少对工业内部和城市内部进行研究。本研究采用组内估计的个体固定效果模型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对广州市2007—2017年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回归结果显示,工业地价上涨对产业升级整体上有促进作用,而这种促进作用仅在靠近市中心的区域表现显著,在远离市中心的区域则不显著。分析显示,供地扶持政策削弱了工业用地的市场需求,导致地价呈下跌趋势,并不利于产业升级。而充分竞争的工业土地市场,比起扶持高新技术企业的供地政策,对推动产业升级效果更明显。建议将政策重点从产业与供地扶持政策,调整为强化对偏远区域基础设施的投入,同时强化工业土地市场竞争的公平性。

组合型政策干预对规模养殖户抗菌药过量使用行为的影响——来自生猪养殖户的实证分析

基于陕西、河北、山东、河南和湖北455户生猪养殖户数据,从监管处罚规制、补贴补助规制和宣传引导规制等3个维度刻画组合型政策干预,并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和调节效应模型实证分析组合型政策干预对养殖户兽用抗菌药过量使用行为的影响效应与路径。结果表明:监管处罚规制、补贴补助规制和宣传引导规制对养殖户抗菌药过量使用行为均存在负向显著影响。其中,监管处罚规制、补贴补助规制和宣传引导规制的强度每提高1个单位,养殖户抗菌药过量使用金额分别降低1.32%、1.12%和1.65%。可见,宣传引导规制的抑制作用最强,监管处罚规制和补贴补助规制的抑制作用次之。进一步地,宣传引导规制在监管处罚规制影响养殖户抗菌药过量使用行为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宣传引导规制的强度每增加1个单位,监管处罚规制将促使养殖户抗菌药过量使用金额降低0.45%,但宣传引导规制在补贴补助规制影响养殖户抗菌药过量使用行为中并未发挥调节效应。据此,提出加强规范用药宣传与培训、强化抗菌药政府监管、完善养殖补贴补助政策以及推广抗菌药替代产品使用等对策建议。

成长性差异、信息披露与权益资本成本

本文研究成长性差异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信息披露与权益资本成本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成长性差异可以显著调节信息披露与权益资本成本之间的关系,利用分组回归分析法发现,高成长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水平越高,权益资本成本越低。进一步研究发现,在高成长性样本组中,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相对显著,而在低成长性样本组中,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相对显著。在采用工具变量法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等(2SLS)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上述结论仍然成立。本文的研究结论为上市公司和监管机构完善信息披露制度提供一定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