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刑事政策初论

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刑事政策,是我国在经济建设初期为了应对严峻的社会治安形势,快速有效地使社会秩序恢复稳定而酝酿与确立的。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刑事政策在政策含义、对象范围以及内涵特征、效力特征等方面显著地区别于"严打"政策。这也表明随着时代的进步,需要赋予刑事政策新的科学、丰富的内涵,使之更好地服务和适应于我国的刑事司法和刑事立法活动。

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与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为了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依法从重从快惩处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和《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这两项重要决定,据据当前的社会治安情况,针对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对《刑法》。

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是综合治理的首要措施

党中央和国务院根据我国当前法制建设的实际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为了在短期内争取社会治安根本好转,作出了关于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的重大战略决策,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和《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一场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斗争正在全国范围深入发展。开展这场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斗争,顺乎民心,合乎民意。

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 为实现社会治安的根本好转而斗争

目前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正在健康地向纵深发展。这场斗争是按照中央依法“从重从快,一网打尽”的精神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在国家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的。半年来的斗争,上海同全国一样,已经取得了初战胜利,城乡社会治安秩序开始明显好转。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是政治领域里一场尖锐的敌我斗争,是阶级斗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反映。一些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特别是流氓团伙,他们行凶抢劫,强奸妇女,盗窃大量公私财物,为非作歹,无恶不作;有的拐卖人口,引诱、容留、强迫妇女卖淫;有的同敌特机关挂钩,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

略论依法从重从快惩处严重刑事犯罪分子

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和《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对刑法、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作了修改、补充,决定开展一场依法从重从快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斗争。这对于促进社会风气和社会治安状况的根本好转,对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和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对于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都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本文拟从几个方面,略为论述。

论“严打”与我国基本刑事政策

“严打”作为我国在特定阶段采取的一种集中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手段,在社会治安中一方面起到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也存在着消极影响。“严打”作用的双面性,要求人们站在刑事政策的高度,重新审视“严打”:“严打”不是社会治安的唯一和经常性的手段,它与严肃执法本质上是一致的。只有搞清楚这些问题,才能充分发挥“严打”在维护社会秩序方面的功效。

“严打”刑事政策的合理性解读

"严打"是在国家的总体发展政策和基本刑事政策指导下的一项具体的刑事政策,其本身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与灵活性,而并非一种固定的对严重刑事犯罪的打击模式。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作为一项具体的刑事政策具有极大的合理性,是毋庸置疑的一项政策选择。

合理应对严重刑事犯罪之政策设计——基于构建和谐社会的视野

在党和国家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社会发展总体战略目标的时代背景下,我国应在这一基本国策的指引下合理设计应对严重刑事犯罪的刑事政策。具体来讲:首先,在政策目标设计上,应当确立超越于刑罚目的的政策目标;其次,在政策对象设计上,应将重点应对对象从传统的治安犯罪向职务犯罪、经济犯罪、严重有组织犯罪等拓展;最后,在政策手段设计上,应实现从"严惩"到"严控"的机制转换。

大洋彼岸的“严打”“轻轻重重,以重为主”的美国刑事政策

20世纪70年代以来,欧美国家基本上采用了两极化的开事政策,但因各国国情不同而又有所差异。北欧基于人道文明和轻刑化的传统,采用"轻轻重重,以轻为主"的相对报应的刑事政策。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施行相对宽松的刑事政策,许多州废除死刑,减少和控制监禁刑的适用,采用"医疗模式"的刑事执行方式。后来社会治安局势严重恶化,70年代中后期开始,实行相对报应的两极化刑事政策。一些州恢复死刑执行制度,不少州废除假释,严格控制社区矫正的条件。

论邓小平关于严厉打击经济犯罪的思想——学习《邓小平文选》札记

江泽民同志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代表时代的需要和人民的意愿,强调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一定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用邓小平理论来指导我们整个事业和各项工作。”目前,我国经济犯罪问题比较严重和复杂。因此,尽力完整、准确地理解和贯彻邓小平关于严厉打击经济犯罪的科学思想,显然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

构建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经常性工作机制

依法严厉打击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刑事犯罪活动，是党和政府确定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净化社会环境的一项重要刑事政策，是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中“严”的方面，是刑事立法、司法和政府行为的一项指导性原则。多年来的实践证明，检察机关贯彻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刑事司法政策，必须要建立健全以提高工作效率为目标的经常性工作机制。

报道刑事犯罪应把握政策原则

相当一些报道刑事案件的文章中,通行一个程式:讲明犯罪嫌疑人之后,在强调其职业时,多冠以“无业人员”、“无正当职业者”,甚至还称之为“无业农民”。把“无业”和诈骗、盗窃、抢劫等刑事犯罪联系一起,很容易使人推论出:既无职业,怎么生活?能不偷、不抢、不骗吗!

我国“严打”政策的刑法学思考

“严打”是现阶段我国针对社会治安日趋严峻的形势而对严重刑事犯罪分子所采取的从重打击的一项具体刑事政策。它的实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但却与刑法的原则、刑罚的目的发生了一定的冲突。“严打”是一种无奈之举。减少和预防犯罪的根本出路应当在于对犯罪的社会预防。

打击不力缘由种种

当前,在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斗争中有一种现象值得注意,这就是“打击不力”。对重大案件,特别是一些有影响、造成严重后果的恶性案件处理不够及时,这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依法从重从快方针的贯彻落实。造成“打击不力”的原因很多,我们认为以下五个方面是值得注意的。【一】干警素质差。政法队伍从总体看,政治素质是好的。但在业务上,有的有经验,但文化水平低,难以吸收新东西。有的有理论知识,却缺乏实践经验。由于长期超负荷的工作,政法干警也很难得到系统的学习、培训,因此办案中出现如下情况:一是破案意识不强。二是业务水平低。有的干警一案在手,不知怎么办,甚至连个问话笔录也不会记。三是待遇上的“大锅饭”与工作上的鞭打快牛、苦乐不均,挫伤了干警的积极性。四是个别干警以权谋私、

他们为什么重新犯罪? 对36名累犯、惯犯的调查分析

累犯、惯犯以其犯罪的多次性、社会危害的严重性而成为影响当前社会治安的重大因素之一。对这类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注意研究其特点与我们的对策,是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加强综合治理,实现社会治安根本好转的迫切需要。一、当前累犯、惯犯的特点累犯、惯犯系指进行两次或两次以上的犯罪活动,受过一定刑罚或惩治的犯罪分子。他们屡教不改,重新犯罪。“二进宫”、“三回头”、“四进士”等称谓,道出了这类犯罪分子“恶性循环”的反复性、顽固性。据对36名在押累犯。

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刑事政策的回顾与展望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实行的“严打”政策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严打”政策符合我国转型期的国情。但情况是不断地变化的,在新的形势下,我国的“严打”斗争必将进入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因而也就要求我们必须调整观念,与时俱进,对刑事政策进行必要的改革。在继续坚持依法从重从严打击严重刑事犯罪与严重经济犯罪的同时,还要加强刑事司法中的人权保障,并要逐步削减死刑,力争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废除死刑。

宽严相济政策视野下的刑事证据制度改革——基于实践的理论分析

近年来，随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各级司法实务部门的逐步贯彻适用．司法机关开始在实践中自发探索与宽严相济政策相配套的刑事证据制度，具体包括：针对严重刑事犯罪，容忍特殊的取证方式；构建特殊的证明标准；设定特殊的推定规则；采用特殊的认证规则；区分不同犯罪，建立不同的证据调查程序，等等。实践中推行的上述改革虽然在总体效果上差强人意，但客观地讲，也存在着改革的形式合法性与实质合理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