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打政策科学运行应坚持的基本原则

严打政策自上世纪80年代执行以来,在保障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事业、维护社会稳定上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同时在执行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偏差。如何建立更加行之有效、更加科学的严打刑事政策,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问题。对此,本刊特将曲伶俐教授主持研究的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中国严打刑事政策研究》(批准号:02BFJ01)项目的部分研究成果予以刊登,以供参考。

严打政策制定之科学构建

严打政策自上世纪80年代执行以来,在保障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事业、维护社会稳定上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同时在执行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偏差。如何建立更加行之有效、更加科学的严打刑事政策,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问题。对此,本刊特将曲伶俐教授主持研究的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中国严打刑事政策研究》(批准号:02BFJ01)项目的部分研究成果予以刊登,以供参考。

论“宽严相济”与严打政策的关系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与严打政策是两种性质不同的刑事政策。因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效力及于刑事司法领域,而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实际上是严打政策的产物,故在刑事立法领域严打刑事政策尚未被取消,但在刑事司法中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则取代了严打刑事政策。

犯罪化原则与我国的“严打”政策

由于“严打”政策本身蕴含着强烈的犯罪化观念及其行动 ,因此 ,在“严打”政策法治化的过程中 ,必须正确处理好与犯罪化过程中的一些基本原则的关系。尤其要遵循最低限度干预原则、合理组织对犯罪的反应原则和刑法最后手段性原则 ,以免“严打”活动脱离法治的轨道。

犯罪化原则与我国的“严打”政策

在社会治安状况恶化,严重刑事犯罪频发的状态下,“严打”政策的实施在所难免,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转型时期人们惩治犯罪的迫切愿望和对社会安全感的强烈需求。但“严打”毕竟是对刑罚权的一种特殊分配,由于“严打”政策本身蕴含着强烈的犯罪化观念及其行动,因此,在“严打”政策法治化的过程中,必须正确处理好与犯罪化过程中的一些基本原则的关系。尤其要遵循最低限度干预原则、合理组织对犯罪的反应原则和刑法最后手段性原则,以免“严打”活动脱离法治的轨道。

“严打”政策的回顾与科学定位

针对我国“严打”刑事政策及实践之理论评价 ,有“反对说”、“肯定说”和“反思说”之分。虽然不能否认“严打”政策本身由于其具体设计缺乏可操作性 ,从而导致人们对它的争论 ,但更重要的 ,是由于一些司法部门在贯彻这一政策的实际行动中 ,背离了刑事法治的原则及“严打”政策的初衷 ,造成了负面影响。“严打”本身并不是一个法律概念 ,而是一个政治性术语。因此 ,如何科学地对待“严打” ,实际上是如何使政治性的“严打”转化为法律上“严打”的问题 ,也就是应当把“严打”逐步纳入严格的法律规制之中。

从运动到法治:“严打”刑事政策的理性趋势

“严打”是我国一项长期的刑事政策 ,在打击刑事犯罪 ,维护社会治安秩序 ,保障社会安定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由于该政策从确立到成型再到发展至今 ,经历了我国刑事法律制度从不健全到基本健全的过程。因此 ,在该政策的形成与实践中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一些与现代法治理念不相适应的问题 ,集中表现为“运动”模式的色彩过浓。但该政策的生命力是不应否认的 ,应当有所作为的是 ,将“严打”从“运动”引向“法治”轨道。

“严打”刑事政策的理性审读

"严打"刑事政策产生于特定的时代背景:严峻的治安情势是催生"严打"的现实基础;法治经验不足是实行"严打"的决策基础;对刑事政策认识混乱是导致"严打"出台的思想基础;旧体制、旧观念影响尚未消除是"严打"产生的社会基础。"严打"现实局限性体现在:制定、执行和研究"严打"刑事政策中的误定、误行和不切实际的轻易否定和批判;"严打"刑事政策没有随着社会情势的变化而变化,导致削足适履的后果。"严打"刑事政策的准确定位,应注意从中国刑事政策完整体系中定位;从刑事政策法律化的视野中定位;从国际刑事政策"两极化"发展态势中定位。

“严打”政策的问题分析——基于公共政策过程分析的视角

“严打”政策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我国社会转型、犯罪剧增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项重要的刑事政策,其存在具一定的现实合理性。该政策自施行以来,在保障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维护社会稳定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近20多年的政策实践,其问题也逐渐显露出来,我们需要对该政策进行全面认识。

非犯罪化与我国的“严打”政策

非犯罪化是与犯罪化相对应的刑事政策中“轻轻”政策的现实化 ,其基本理念源自于刑法谦抑性、刑法不完整性和刑法经济性等观念。我国的“严打”政策是一种积极的犯罪化政策 ,它与非犯罪化政策正好处于刑事政策的“两极” ,从它们体现的刑法理念而言 ,两者是不相容的 ,但在预防、抗制犯罪的目标选择上 ,却又并不存在冲突。因此 ,为了把“严打”纳入法治的轨道 ,有必要结合相关刑事政策 。

“法治”视野下“严打”政策的再度审视——兼采经济学的方法

对"严打"政策的再度审视应是多方面的,而效应与教训则是其极其重要的内容。"严打"政策既有正面效应,也有负面效应。"严打"政策的正面效应是短暂的社会稳定,并可得到经济学的说明;"严打"政策的负面效应是长远的,它不仅在观念上一度侵蚀着我们的法治信仰,动摇我们的公平正义感,而且在客观上酿成了新的对抗和秩序紊乱。"严打"政策的负面效应同样能够得到经济学的说明。从"严打"政策的负面效应中,我们所能得到的是"严打"政策的教训,并且其教训可得到经济学和犯罪学的共同说明。"严打"政策的教训将使得我们在应对犯罪、谋求稳定和实现"法治化"的道路上方向更加明确,步伐更加坚定,并将使得"宽严相济"政策在社会转型和风险多元的特殊历史时期得到更加稳妥有效的推行,从而助益于"法治国"的发展。

对“严打”政策的理性再认识

当前 ,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严打”持三种不同的态度 :不应当“严打” ;应当“严打” ;应当“严打”但要有节制。通过对“严打”决策过程、目的、成本、效益、效用及其与法治的关系等分析 ,我们发现 :“严打”自身理性存在问题 ,“严打”活动难以实现“严打”目的 ,“严打”的成本与效益比相当高昂 ,随着法治建设的推进 ,“严打”与法治处于尖锐的对立 ,而“严打”得以推行的根本原因却在于“严打”就是专政 ,它在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和维护党的政治权威上具有实质意义。因此 ,基于“严打”就是专政的认识 ,“严打”政策应当进行理性改造。

论"严打"政策与综合治理

一、有效构建预防犯罪政策的前提基础 "严打"政策与综合治理政策在刑事政策体系中的地位,我国较普通的看法是认为综合治理政策是我国刑事政策中的总政策,而"严打"政策则是一条具体的刑事政策.

基于国际组织对中国“严打”政策的看法分析

为打击野生动植物犯罪,国家林业局开展了多次大规模严打专项运动,并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国际组织提出了一些不同观点,结合中国实际分析了国际组织观点的客观性和偏颇性,分析了我国严打政策的意义和作用以及存在的不足,提出中国野生动植物保护应早日走出严打历史,与国际接轨,争取在国际事务中取得主动地位。

和谐社会视角下的“严打”政策反思

"严打"政策自八十年代实行以来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是在和谐社会建设的背景下,又面临着现实的局限性。需要做出新的政策调整,建设严打长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