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刑法定原则在刑法解释中的真实地位——从法律解释的基本法理出发

刑法学界认为,罪刑法定原则对刑法解释起着总制约作用,其实这只是表面化的共识。法律解释的基本性质是:从作为载体的法律文本“重构”作为规则的“法律”。关于“什么是法律”之法理学才是法律解释过程中隐在的指导者与制约者。不同的法律观会引发不同的法律解释理论。刑法解释受制于“什么是刑法”之法理学认知,而非受制于罪刑法定之具体原则,罪刑法定原则在刑法解释中的地位是“文本封闭原则”,而文本封闭的功能实现取决于具体的刑法解释理论。刑法解释学应当超越罪刑法定原则,回归到“什么是刑法”之法理学研究,并以之作为建构刑法解释学的理论基础。

罪刑法定原则与国际刑事司法实践对习惯国际法的发展

罪刑法定原则既是国际法治的内在要求,也是其外在表达。通过考察侵略罪(破坏和平罪)的历史变迁,我们发现国际刑事司法实践在发展习惯国际法的过程中始终面临着对罪刑法定原则的“回应”并有遵循该原则的“自觉”。一方面,由于习惯国际法在效力范围层面能约束所有国家,所以罪刑法定原则本身要求国际刑事司法机构只能适用习惯国际法或“重申了习惯国际法”的条约规则;另一方面,由于习惯国际法固有的特性,它始终处于一种演变发展的状态之中,这与罪刑法定原则所要求的规则明确性在形式上存在着相悖之处,亦体现了国际刑法与国内刑法的差异性。因此,国际刑事司法机构在通过认定、解释和适用习惯国际法来惩治国际犯罪之时,亦需证成其司法实践并未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即它对习惯国际法的发展应以罪刑法定原则为界,如果超出了这一界限,则有可能招致合法性质疑,罪刑法定原则亦由此贯穿于国际刑事司法实践对习惯国际法的发展这一命题的始终。

环境监测中干扰采样行为的刑法定性

司法实践中,以物理方式干扰环境监测设备采样的行为常被认定为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最具代表性的是最高人民法院第104号指导性案例。然而,此类判决存在三方面问题,即用司法解释架空刑法条文、用保护法益架空构成要件、用系统目的无法实现代替系统不能正常运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的保护法益应为计算机信息系统的正常运行,以物理方式干扰采样行为不符合《刑法》第286条第1款和第2款。其中,对第1款中“干扰”的限制应从行为对象和保护法益两方面展开。同时,对司法解释的理解也应遵守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规定一致。

以能动司法理念践行罪刑法定原则

《刑法》第三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要落实罪刑法定原则,如何理解“法律明文规定”,如何判断法律有没有明文规定,是需要考虑的关键问题。立法是找法的前提,而找法能够对是否已有立法给出证明,立法和找法共同组成了定罪处刑的基础。找法不能决定立法,但是能够决定立法目的能否实现,是决定立法能否解决具体问题的关键环节。

罪刑法定之明确性原则体现初论

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的基本原则。刑法明文规定是罪刑法定原则的核心要求和当然前提,这一要求和前提强调刑法必须具有明确性,即刑法条文中所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内容要明确具体。明确性原则作为罪刑法定的派生原则之一,是对刑法规定抽象性和模糊性的非难。罪刑法定之明确性原则在我国现行刑法中已有一定体现。但在现有体现方式的基础上,还更需要通过对法官适用法律解释权认同的回归和刑事法解释专业体系的兴立的确立,从而更好地限制权力和保障权利。

论罪刑法定原则与刑事立法

罪刑法定原则在刑法典中不只是一项保护人权的基本原则 ,从立法的角度看 ,更应该将它视为刑事立法上的一项重要原则。罪刑法定原则并不仅仅限于被写入刑法典 ,它需要刑事法律规范一以贯之 ,否则罪刑法定原则则将徒具形式上的意义。从罪刑法定原则与刑事立法的要求看 ,其消极要求的实现主要取决于一国的法治状况。对刑事立法的要求并不高 ,我国刑法已实现其消极方面的要求。其积极要求的实现的程度如何直接取决于一国的刑事立法水平。积极要求在我国的实现程度还比较低 ,原因在于我国的刑事立法水平还比较低。真正实现罪刑法定原则 ,一方面需要不断提高刑事立法水平 ;

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困境及其出路

作为资产阶级反对罪刑擅断的产物，罪刑法定原则适应了现代民主与法治的发展趋势，迄今已经成为各国刑法典中的一项基本原则。我国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典（以下简称新刑法典）第一次将罪刑法定原则作为一项基本原则予以明确规定，开启了刑事法律制度发展的新篇章。时至今日，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确立至今己整整十年，我们拟在回顾罪刑法定原则十年发展历程的基础上，

罪刑法定原则的现代挑战及其应对

随着行政国家的强化、网络社会的发轫与风险社会的兴起,社会治理对刑法的倚赖日益加重。为了落实行政目的,并对新兴领域进行有效规制,刑法呈现出刑事处罚弥散化与刑罚介入早期化的特征,并开始出现过度犯罪化的倾向。立法的这一姿态也催生出司法的惯性与惰性,不少司法解释与司法判例对刑法条文任意进行扩大解释,模糊了类推与扩张解释的界限。罪刑法定原则也因此受到了立法与司法的双重挑战。当下,立法应当秉持积极审慎的刑法观,及时遏制过度犯罪化的潜在趋势,并以明确性原则作为立法的旨归。司法在进行刑法解释时,应当保持理性克制,从而实现"立法活性、司法克制"的互补局面。针对司法解释逾越解释规则边界的现象,应当将建立司法解释的合宪性审查机制提上日程,以确保司法解释始终处在合法的范围之内。

刑法明确性原则：形成、定位与实现

我国刑法学界论及明确性原则时往往依据其作为罪刑法定独立性原则产生的特性而只注意到其实质的一面却忽视了它最初的形式意义。事实上,早期明确性原则是隶属于成文法主义的形式原则,它从法源限定主义角度出发,重视刑法的适用根据亦即形式上的成文法主义;受美国宪法实体正当程序的影响,明确性原则尔后才渐变为重视价值适正性的法律原则,从而在传统形式意义之外又增加了刑罚法规"只有明确的才是适当的"这一实质含义。为此,明确性原则作为罪刑法定实质侧面的地位当然可以肯定,但同时亦应承认其形式意义。刑法明确性原则的实现可以借助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两个途径。

刑法的权利保障机能优先──罪刑法定原则确立的必然性分析

刑法的权利保障机能优先──罪刑法定原则确立的必然性分析蔡道通，黄东平罪刑法定主义思想及其罪刑法定原则经过了几百年的发展，已经成为西方现代成文法国家刑法明确的基本原则，并且派生出排斥类推、刑法不溯及既往等规定。它以保障人的自由、尊严和平等作为其价值取向...

应然的论说与实然的评说——对新刑法罪刑法定原则“中国特色”透析与质疑

新刑法确立的罪刑法定原则具有中国特色既有消极侧面 ,又有积极侧面 ;既蕴保障价值 ,又蕴保护价值。文章从罪刑法定原则产生与发展历程及其规律的检讨入手 ,确证了罪刑法定原则在机能和价值定位上的执一性 :只能是限制机能和保障价值。并且指出罪刑法定原则的“中国特色”体现了社会本位和权力本位的价值取向 ,违背了刑法谦抑精神 ,造成了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的冲突。故而应予破弃 ,以还罪刑法定原则之本来面目。

论相对负刑事责任能力人责任范围的限缩——以罪刑法定原则之还正对罪名说的选取为视角

我国《刑法》在规定罪刑法定原则的条文中内含了消极侧面和积极侧面。这使"罪刑法定"承载的人权保障机能依附于社会保护机能。罪行说、折衷说对《刑法》第17条第2款的解释,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随着对罪刑法定原则的深入理解,其人权保障机能得到还正,必然延伸出对《刑法》第17条第2款的解释由罪行说向罪名说转换,以贯彻罪刑法定原则。

英美法系罪刑法定原则的维度和启示——兼与大陆法系罪刑法定原则比较

在美国等英美法系国家,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的第一原则,其始于程序法上的明文规定,并逐渐延展至刑法实体上的严格遵守和践行。从抽象的法治层面看,英美法系的罪刑法定原则以自由法治为基础,重视罪刑法定原则的实质和消极功能。从更具象的微观层面分析,英美国家基于判例法制度,以具体的判例辅以不断增加的成文法规范,限制刑事司法权和立法权,保障刑法本身的合法性和保障人权。实践中通过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和严格正当程序实现罪刑法定原则的自由法治维度。与之相较,大陆法系的罪刑法定原则是以实体法,即以刑法典为核心和统帅对具体罪和罚进行法定,重视形式之维而赋予规范绝对命令性,约束的仅仅是刑事司法。实践中通过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和罪刑法定原则的积极功能维护绝对规范隐含的秩序。但跨法系沙文主义和跨时间沙文主义的言说,常以大陆法系罪刑法定原则的面相为准据,导致对英美法系罪刑法定原则的忽略。比较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罪刑法定原则,英美法系罪刑法定原则既约束司法亦约束立法,且通过严格程序使刑法本身置于合法性审查之下,这更符合法治国思想。英美法系罪刑法定原则的法治国思想、人权保障和宪政思维,是纠正缺乏宪政思维和法治精神的我国罪刑法定原则在实践中的不良实像的重要参照。

量刑规范化实践中错误倾向之纠正——以罪刑法定原则为视野的思考

罪刑法定原则之"法"应是形式与实质的统一,罪刑法定原则之"刑"应解读为"刑事责任"。在我国的量刑规范化实践中,存在着"司法机械化"与犯罪处置手段单一化两种错误倾向。就纠正这两种错误倾向而言,司法人员要明确认识量刑的法律依据应是所有相关刑法规范,对量刑指导意见也应采取体系解释,并在量刑规范化实践中强化对非刑罚处置措施的适用力度。

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有权解释

罪刑法定原则是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在罪刑法定原则下,定罪处罚必须严格按照刑法的规定进行。刑法的规定都具有一定的抽象性,需要进行解释,作为刑法解释的一种,刑法有权解释应当在刑法用语的范围内进行,而不能超越其用语的最大射程。但我国现有的一些刑法有权解释却超越了刑法用语的含义,有违罪刑法定原则,应当予以克服。

法条竞合的分类及法条选择原则——以罪刑法定原则和罪刑相适应原则为视角

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和罪刑相适应原则的相互关系,在确定法条竞合的分类及法条选择原则时,首先应根据立法效用原则和全面评价原则判断,判断无结果时,则选用重法,但无轻重法之分时,应选用狭义法。对从属关系的法条竞合,适用特别法优于普通法原则;对交互竞合,法定刑不同时,适用重法优于轻法原则,法定刑相同时,适用狭义法优于广义法原则;对偏一竞合,适用复杂法优于简单法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