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武再帅剑南抑或三镇蜀川考

史籍中关于严武节度剑南一事,语焉不详,或谓再帅,或言三镇,文史学界对这一问题亦多有分歧。文章结合杜甫、岑参诸人与严武有关的诗歌,证之以史,考辨严武确仅两为节度使镇剑南。

“穷途愧知己,暮齿借前筹”--杜甫在严武幕府的心境、处境与作为

严武于唐代宗广德二年再次镇蜀,盛邀避乱于川北的杜甫回成都,并为之奏请官职。其目的在于让杜甫一家重归安定而有保障的生活状态。杜甫急切地返回成都,后在严武幕府中做了半年节度参谋,但最终因复杂原因而以辞幕收场。对于这段经历,正史及诸多注家,均认为杜甫辞职,乃是不满严武未能善待故人所致。其实,无论从杜甫前后的生活情景看,还是从半年幕府经历看,他始终视严武为“知己”,并且始终心存感激报恩之情。杜甫选择辞幕,心态复杂,同僚不和、鲜有作为及向往自由闲适生活是其诱因,而起着决定作用的,则是杜甫的独特个性。

杜甫为何没有当即哭悼严武之诗作

杜甫与严武关系密切,但于严武之死却无即时哭悼之作。对此,学界有三说:一是"失传"说,认为哭悼诗作失传;二是"为郎离蜀"说,认为杜甫在严武死前就离开了成都;三是"隔阂"说,认为杜甫对严武执政的某些做法不满。以上三说均存有疑点,应该从文学创作心理的角度去做解释,文学创作时应该具有相对平和的心态,感情太过强烈的时候,人的审美活动会受到影响,而难于正常进行。

两唐书本传中的严武与杜甫笔下的严武

严武是唐代民族战争中的风云人物,两《唐书》本传对严武的执政和人品的记述,却颇多微词,与时人杜甫对严武的评价相比有所不同。将史书与杜诗对严武事迹的记录与评价之异同进行对述,对史书本传对严武的微词加以辩驳,给严武以公正的历史定评。

杜甫、严武“睚眦”再考辨——与傅璇琮、吴在庆先生商榷

杜甫、严武之间是否有过一次严重的酒后冲突,历来有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双方争论的焦点是:当杜甫对自己有失敬言行时,严武的态度,在表露愤怒和不以为忤两者中,哪一种可能性更大一些。通过文献记载、严武的性格、杜甫若干诗歌的迹象三个方面的讨论,应该认为:杜甫、严武之间有过一次严重酒后冲突事件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杜甫与严武关系考辨

杜甫与严武的关系自唐以来有两说,一为情谊深厚,一为杜甫酒后失言,严武耿耿于怀,杜甫几乎招致杀身之祸。有的论者对杜甫的诗作曲意附会,以坐实杜、严二人有"睚眦"之事;有的论者不从杜、严的上下级关系出发理解二人的礼数问题,竟以此为二人"睚眦"的佐证;有的论者不从杜甫的思想状况出发理解他辞幕的原因,而是不合情理地将它与二人的"睚眦"之事联系起来;有的论者指出杜甫悼严武诗感情不深挚,推测二人不睦,这也是深文周纳。

从杜甫“赠严诗”看杜甫与严武的关系

杜甫与严武的关系历来众说纷纭 ,难下定论。今从杜甫的“赠严诗”中得知 :杜、严二人关系密切 ,友情深笃。其交往历程分为发展期、蜜月期、转折期和怀念期四个时期。他们的关系、情感主要体现在 :政治上同属“房党” ,文学上是诗友 ,生活上严武对杜甫关照有加。探讨杜甫与严武之间的关系 ,有助于我们研究诗人晚年的思想、创作、生活与行踪 ,有利于我们全面、深入地认识杜甫。

论《去蜀》诗是杜甫对严武不告而别的告别——漫议杜严关系演变始末(下篇)

本文赞成子美第二次离开成都是在严武病逝之前的观点,认为《去蜀》是子美在诗作中向成都和严武告别,由此多方面展现子美的人生处境与内心矛盾及其性格特征,在情感方面还原一个唐朝伟大诗人﹑一个既特殊又普通的流浪者的生态与心态,这对全面认识和理解子美的人生与精神世界,有一定的探索意义。

严武“三持节”考论

杜诗云"三掌华阳兵""主恩前后三持节",指出严武三次节度蜀中。对此问题,杜诗宋人注(赵次公、黄鹤)或近于真相,或偏离事实,都对后来注家及研究者有源头性的影响。本文在宋注基础上,参合众说,加以调和,提出自己的看法。

杜甫、严武“睚眦”问题覆议

“严武欲杀杜甫”故事的雏形最早出现于中唐李肇的《唐国史补》,经晚唐五代笔记小说不断的演化,至新、旧《唐书·杜甫传》方逐渐定型。实际上该故事乃晚唐五代人杜撰而成,杜撰依据是杜诗“常恐性坦率,失身为杯酒”及严武诗“莫倚善题《鹦鹉赋》,何须不著■冠”。此外,史籍中严武残忍嗜杀的形象,也是杜撰者编造此故事的另一心理动因。《新唐书·严武传》中关于其杀父妾之事,更是助长了世俗对严武残忍嗜杀的印象,其实此事仍是来源于《云溪友议》之类的笔记小说,不足为凭。然而由于两《唐书》作为正史的巨大公信力,使得“冠钩欲杀”故事以讹传讹,影响恶劣。

严武有无想杀杜甫

杜甫(712—770)系唐代大诗人。其远祖杜预,是西晋著名的左传学专家,官至征南将军;曾祖父杜依艺曾经做过巩县令,所以他们一家就落籍在巩县。杜甫的祖父杜审言是初唐时期名重朝野的大诗人。杜甫7岁时候作了一首《凤凰诗》,杜审言见了大吃一惊,叹为观止。

严武行年考

严武行年考陈冠明严武为盛唐大臣、诗人。与诗人岑参、王维等善、而＂最善杜甫＂（《全唐诗》卷二六一小传》）。今存诗七首，有三首与杜甫唱酬；杜诗中，亦以与严武唱酬诗为多。严武生平事迹，见新旧《唐书》本传。但均甚略，且多异同、抵牾，几乎判若两人。严武历官，常...

严武《巴岭答杜二见忆》系年新考

清人钱谦益、仇兆鳌、杨伦、浦起龙所编杜集均附有严武《巴岭答杜二见忆》。这首诗是这样编附的: 杜甫《九日奉寄严大夫》: 九日应愁思,经时冒险艰。不眠持汉节,何路出巴山。小驿香醪嫩,重岩细菊斑。遥知簇鞍马,回首白云间。严武《巴岭答杜二见忆》: 卧向巴山落月时,两乡千里梦相思。可但步兵偏爱酒,也知光禄最能诗。江头赤叶枫愁客,篱外黄花菊对谁。跋马望君非一度,冷猿秋雁不胜悲。

严武与《南山表碑》

严武(726——765)字季鹰,华阴(今陕西华阴县附近)人。唐玄宗天宝年间,工部侍郎严挺之子。他第一次入蜀任巴州刺史期间(758——761年),在巴州留下了一些史迹,其中奏请肃宗皇帝为巴州南龛佛寺题名表碑(以下简称《南山表碑》)在历代产生了较大影响,它是我们今天研究以南龛为主的整个巴中石窟艺术最重要的文献(图一) 《南山表碑》刻于巴州城南二里古化成山南龛右侧,距地面3.5米高的云屏石上,字数虽然不多,但涉及的问题较多,内容丰富,为巴州早期摩岩造像提供了重要线索;为唐代佛教的情况,提供了宝贵的史料。

公来雪山重 公去雪山轻--从杜甫诗谈对严武的评价

《八哀诗》为大历元年(公元七六六年)杜甫寓居夔州时所作。王嗣奭云:“此八公传也,而以韵记之,乃老杜创格,盖法!《诗》之颂,而称为诗史,不虚也。序简而该,亦非今人所及。”(《杜臆》卷七)杨伦云:“《八哀诗》亦杜公大著作,意欲与太史公争衡千古,……”,(《杜诗镜铨》卷十四)郝敬(仲舆)云:“《八哀诗》雄富,是传纪文学之用韵者。文史为诗,自子美始。”

严武的两首佚诗

杜甫的好友严武,也是一位诗人,但作品流传较少。明正德刊本《严武集》,明铜活字本《严武集》,都只有六首,内容完全相同。《全唐诗》也收六首,但有一首和上述《严武集》不同,合起来算是有了七首。 严武诗并不只此,《蜀中名胜记》还保留着他的两首诗。 严武任过巴州刺史,他崇拜佛教,修过巴州(今四川巴中县)龙日寺西龛,并在西龛石壁上题了一首五言古诗,其中有“嗟余参符守,汉主远分忧”的句子,证明是在巴州刺史任内的作品。诗中还有“远江崩涛喧,复涧微雨休。嘹唳猿响谷,参差峰入流。碧烟曳篁径,白日悬沙洲”等句,写巴中雨后初晴的风景,宛然如画,风格也清新真切,应该算是好作品。

杜诗论严武

杜甫一生困顿潦倒，但结交往来不乏上流权要，如房琯、高适、严武之属，在这些人中，严武算是过往较密的，在杜甫一生可怜的仕宦生涯中，严武幕下的幕府生活就占了很重的比重。翻开杜诗，严、杜诗酒唱和、迎送酬答之作不在少数，据粗略统计竟达三十余首。这些诗又几乎集中在严武坐镇两川时期。严杜交往对杜甫后期的政治生活曾产生过一定影响，然而作为杜甫诗友的严武，在正史本传中却是一个聚讼纷坛的人物。刘昫《旧唐书》卷一百二十九严武本传载：……（武）前后在蜀累肆年，志逞欲恣行猛政。梓州刺史章彝初为武判官，及是小不副意赴成都杖杀之，由是威震一方。蜀土颇饶珍产，武穷极奢靡，赏赐无度，或由一言赏至百万。蜀方闾里以徵殆至匮竭。

杜甫退出严武幕府的原因——兼论杜甫的功名思想

唐代宗广德二年(764)二月,严武第三次入蜀,任成都尹、剑南东西川节度使。同年六月经严武推荐,杜甫被朝廷任命为节度使署中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赐绯鱼袋。但杜甫进入严武幕府不到一月,就表示“主将归调鼎,吾还访旧邱” (《立秋,雨,院中有作》),只要严武西征吐蕃归来,他就要回草堂去了。其后,由于杜甫的多次恳求,严武于永泰元年(765)正月三日解除了杜甫的幕府职务。杜甫在幕府中任职只有半年。为什么杜甫刚入幕府就要退出呢?有人认为这是因为杜甫与严武有矛盾。我认为这种看法是很难令人信服的。

从严武到杜甫:巴中南龛名人题刻的地方叙事与文化记忆

巴中南龛的摩崖题刻因与“诗圣”杜甫及其友人严武的关联,被学界广泛关注。然而,以往研究多聚焦于考辨“杜甫书、严武诗”的真伪,对题刻诗词反映的景物变迁和地方记忆少有讨论。通过对南龛相关名人题刻的考订,梳理其从追慕严武向怀思杜甫的转变,可讨论与题壁诗词相关联的石窟改凿、衍生建筑及讹文问题,并解析石窟寺院、文人群体及地方社会之间的互动及名胜景观中地方文化记忆的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