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而不厉,爱在其中

管孩子过于苛严,不利于孩子自信心的培养和创造性思维能力发展,有碍于孩子潜能的开发,有损于亲子关系的和谐。在家庭教育中,家长应该遵循教育规律、尊重孩子人格,力求做到大事善管、小事慎管,严管与慈爱相结合、无微不至与适可而止相统一。当孩子积极幻想的引路人孩子尤其是七岁以前的孩子大都处于“幻想期”。

从“厉而不严”到“严而不厉”:中国刑法结构的发展趋向

"严而不厉"和"厉而不严"是我国著名刑法学家储槐植教授在对世界各国罪刑配置深入比较的基础上,提出的两种刑法结构类型。前一结构更有利于实现刑法关于犯罪控制和人权保护的两大机能。刑法和刑事政策的转变表明,我国刑法结构正在由"厉而不严"向"严而不厉"这一更加科学的方向发展。

唐代严而不厉的廉政法制及其当代价值

唐代惩治贪污腐败,注重事前规制、预防制度的严密,同时在事后法律制裁时又避免严刑峻法,体现了"一准乎礼"的立法原则,呈现出严而不厉的总体特征。这一反腐惩贪策略内含了崇官与仁恕的传统政治法律精神,又包含有严以治吏的吏治思想,对于当代反腐倡廉的法律制度建设不无积极的参考价值,即在注重从腐败细微处抓起、不断细化反腐保廉制度、织密反腐败法制网络的同时,也应走向刑罚的规范化、制度化与文明化,通过更科学的廉政法律制度建设,实现政治廉洁的长效化。

论“严而不厉”的审计监管政策模式

在厉而不严的审计监管政策模式下,虚假审计报告被查处是偶然的现象,而严厉处罚注册会计师却导致监管的不公平,也不能起到监督提高审计质量的作用。恶劣的审计执业环境和权责利一致原则决定了监管机关不能严厉处罚注册会计师。选择严而不厉的监管政策模式,建立严密的虚假审计报告查处机制,可以达到消灭虚假审计报告的监管效果,同时也能保护注册会计师的利益,给注册会计师行业发展营造宽松的环境氛围。

“中罪中刑”的刑法结构之提倡——对“严而不厉”的一点质疑

"严而不厉"的刑事政策是我国著名刑法学家储槐植教授在20世纪80年代末综合世界上主要国家对罪刑配置深入比较的基础上提出的一种刑法结构。该刑法结构从入罪和刑罚的角度上提出了我国刑法应当向"严而不厉"的刑事政策靠拢。但是,在进入新世纪,特别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背景下,"严而不厉"需要反思和进一步发展。"中罪中刑"的刑法结构值得提倡。

刑法结构优化论——与“严而不厉”和“中罪中刑”两种刑法结构论商榷

从宏观角度来看,刑法结构是犯罪圈与刑罚投入量的搭配组合形式。在我国刑法学界,围绕刑法结构的最优化模式,有"严而不厉"刑法结构论和"中罪中刑"刑法结构论两种观点。受研究所处的时代和研究视角的限制,上述两种理论均存在不够完善之处。应吸收借鉴其中的合理要素,对我国刑法结构进行优化,科学划定犯罪圈、科学确定刑罚投入量,确保二者之间的组合形式合理、配置均衡。

当代中国轻罪制裁体系的系统反思与优化

当前,中国的轻罪制裁范围日趋泛化,制裁手段过于严苛,制裁程序以繁为主,严重阻碍了以自由、教化、效益为主要内容的当代法治价值之实现,故而急需予以系统反思与优化。源于“轻重分离”的治理需求、“轻者轻处”的政策导向、“恶小必罚”的观念革新,轻罪制裁体系应以形塑“严而不厉”为目标,通过恪守谦抑以适度严密轻罪法网,通过宽缓处置以实现轻罪轻罚,通过程序分流以提高诉讼效益,最终实现轻罪治理能力与体系的现代化。

我国轻罪化社会治理模式的立法反思与批评

我国先后十一部刑法修正案新增28个轻罪,但表现出了“轻重并进,重罪为主”的立法特征,轻罪制度并未成为立法主线,“轻罪化”之所以屡被用于渲染当前的犯罪化立法及其趋势,源于对“废除劳教制度”法治意义的误解。劳教制度被废的根本原因在于,其从教育帮扶性措施异化为罪刑失衡的监禁处罚,因而轻罪化立法不应是“劳教功能”的栖身之所。“轻罪化”作为刑法参与社会治理的立法方案源于“严而不厉”的目标导向,但“严而不厉”内含“严”与“厉”概念交叉、狭义解读刑法谦抑性、迷信刑法积极预防功能等不足,在“去重刑化”目标尚未实现之前追求法网之“严”,则导致刑法结构“又严又厉”。增设轻罪也不是校正.重刑主义司法偏向的恰当措施,重罪构成要件的司法扩张是解释者背离罪刑法定原则使然,应正视司法恣意性的根源而非通过轻罪化立法为之开脱,否则将陷入“司法无限倒逼立法”的恶性循环。因此,追求法网严密的轻罪化立法应予放弃,从而为发挥刑法之外其他规范及其主体的功能让渡空间,真正促成社会治理所需的多元共治格局。

对风险社会刑法思想的辩证思考

面对风险社会给人类带来的诸多新问题,世界多数国家的刑法作出了刑事干涉普遍化和刑罚处罚提前化的反应,但这种反应可能会使刑法过于膨胀并进一步工具化,从而侵犯到公民的个人自由。在中国,尤其需要协调好保障公民个人自由与防范社会风险、维护社会安全之间的关系,应当贯彻严而不厉的刑事政策,合理地应对风险社会的挑战。

刑事政策视域下我国腐败犯罪立法的重构

当下我国"厉而不严"的刑事政策模式过于注重提高刑度在腐败犯罪治理中的作用,但却疏于以严密法网堵截腐败犯罪的发生,以至于出现了惩罚几率下降与防卫重心偏离等政策乱象。腐败犯罪的严重危害及犯罪利益对犯罪人的极大诱惑,决定一国治理腐败犯罪必须采取零容忍刑事政策,"严而不厉"就是实现这一刑事政策的立法选择,这不仅需要扩大具体个罪的犯罪圈,以严密刑事法网,而且还需要调整腐败犯罪的刑罚结构,降低刑罚的惩罚强度。

防控金融犯罪的刑事政策研究

金融犯罪是高发性、高危害性犯罪,要达到整治和预防金融犯罪的目标,必须对相关刑事政策进行研究和调整。通过历史分析法、比较研究法,总结和分析了金融犯罪以往的刑事政策,并对金融犯罪应采用的刑事政策提出了设想。认为应根据"宽严相济"的总体要求,按照"严而不厉,渐进调适"的思维设计刑事政策。其中"严而不厉"指保持高压性的刑事规制姿态的同时,妥善解决"刑罚过分依赖症候"的倾向;"渐进调适"指充分考虑制度环境,采取连续性、平稳性、阶段性的方式来构架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的刑事政策,避免对金融生态造成过于剧烈的扰动。

走向刑法的现代化

刑法现代化是一个宏观问题,涉及到刑法结构及其调整。刑法现代化应从"厉而不严"转向"严而不厉"。"不严"的问题有一元化而不是二元化的立法体制、犯罪概念的定量因素等。"厉"的问题在于有死刑、罪名都规定了监禁刑、罚金适用不多,决定刑罚体系是一个重刑体系。应当注意对法定刑的研究。

新型盗窃行为研究

刑法修正案八将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进行了犯罪化处理,并且将三种行为的既遂形态限定为情节犯,从而扩大了盗窃罪的打击范围。为了实现刑法保护机能和保障机能的统一,有必要基于社会常识并坚持实质解释的观念,从功能和物理形式来限定"户"的范围;有必要在对"凶器"的范围做出限定的基础上,对携带凶器盗窃中的"凶器"再限定,排除盗窃工具被认定为凶器的可能;有必要明确扒窃应当具有多次性的特征,司法机关可以通过刑事推定确定是否具有多次性,同时允许行为人提出反驳。

刑事政策视域下的行贿罪——以《刑法修正案(九)》为背景的思考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贿赂犯罪立法来看,相较于受贿罪,我国对行贿罪一直采取较为宽容的态度,但贿赂犯罪的治理成效不尽如人意。十八大以来,国家倡导加大反腐力度,严惩贿赂犯罪,尤其要从源头上惩治行贿。在此背景下,对行贿罪的刑事政策有必要进行检讨。2015年8月29日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对行贿罪的修订仍然遵循"厉而不严"的刑事政策,强调提高行贿罪的处罚力度,而忽视提高处罚几率。从行贿罪的本质和司法实践的角度看,对行贿罪的刑事政策应从"厉而不严"向"严而不厉"进行根本性的转变。为此,在立法上应进行相应的调整,即严密行贿罪的刑事法网,适当下调行贿罪的处罚力度。

二战后美、英、法、日刑事政策对中国的启示

通过对二战以后美、英、法、日四国刑事政策发展历程的回顾,比较四国在二战以后刑事政策的特点,分别对法、日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和以英、美为代表的普通法系的刑事政策进行评价,得出两大法系的刑事政策在理念上逐步取得共识,向轻重并举的两极发展,重罪重罚,轻罪轻罚,但是各国刑事政策是在不同经济、政治、文化和历史背景下发展起来的,还是保留了自己的特色。在此基础上,希望对中国刑事政策有所启示。

从侵犯版权罪看英国刑事政策的变化——兼议我国刑法中的侵犯著作权犯罪

长期以来,英国一直奉行"严而不厉"的刑事政策,利用轻刑矫正罪犯,减少监狱压力。但是面对日趋严重的犯罪全球化问题以及"严而不厉"政策的局限性,英国议会不得不考虑对某些犯罪实行"严而又厉"的刑事政策。本文将通过英国议会对侵犯版权罪的近几次修改,论述英国刑事政策的发展和变化。与此同时,比较中英两国对侵犯版权罪在立法上所存在的差异,分析我国侵犯版权罪所存在的问题。

暴恐犯罪的机理与刑事政策反思

暴恐犯罪是一种意识形态犯罪,我国境内的暴恐犯罪主要受宗教极端思想驱动.宗教本身并不蕴含暴力,但经曲解后对暴力具有“正当化”解释功能.我国防治暴恐犯罪的“既严又厉”刑事政策忽视了犯罪的发生机理,因未能对症下药而难以取得预期效果.在预防暴恐犯罪方面,重刑威慑效果有限,以公正为导向的积极一般预防能够发挥较大作用.我国反恐刑事政策应转向“严而不厉”,刑法应凸显公正、淡化威慑,通过严密法网阻断犯罪生成.

质疑未成年人奸淫幼女的非犯罪化

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解释在程序和内容上均不合法。未成年人奸淫幼女不能非犯罪化。保护未成年人与未成年人犯罪形势严峻是一对矛盾,解决该矛盾必须遵循法治化社会的原则和“严而不厉”的政策思想。

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理性论

受贿罪的法益为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刑事立法规定贿赂罪的目的是禁止公职人员将公务作为利益的对价来执行,宜将涵盖财物、财产性利益和非财产性利益在内的所有不当利益一律纳入贿赂标的范围,"为他人谋取利益"不宜出现在受贿罪群的犯罪构成中。《刑法修正案(九)》将贪污、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标准由"数额"修改为"数额与情节",并未有效解决贪污、受贿罪定罪量刑中存在的问题。域外诸多国家实行的行为标准的定罪模式并非舍弃定量任务,其通常由司法机关综合犯罪行为的性质、手段、情节、数额等因素来予以确定。定性加定量的定罪模式仍是一个理性的基本立场,具体数额与情节标准的罪量标准设置仍是一个依赖司法实践的经验型结果。"严而不厉"应当被作为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的基本刑事政策,其与"零容忍"刑事政策的贯彻并行不悖。

“刑法危机”的症结何在——就犯罪圈、刑罚量问题的些许感想

本文从新近的一种人格刑法的有力主张入手,首先给出了对于当下刑事法网是"厉而不严"而非"又严又厉"的基本判断,在此基础上,认为破除刑法危机、实现刑法机制的良性运转应该以"严而不厉"为基本保障,从而主张在刑罚轻缓化的同时,还必要强调刑法调控范围的适度扩张即犯罪化,并且,为这样的一种主张与时下的"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刑事立法意义上找到了某种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