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贩书偶记》补正

清末、民国初年,版本目录学承清代乾、嘉之余绪,蔚然成风。其私人撰著,成就最大的莫过於邵懿辰《四库简明目录标注》与孙殿起《贩书偶记》。这二部目录学著作的共同特点是收单刻本而不及丛书,以四库全书目录为纲。把著者所见所闻的各种刻本汇抄书名之下,间用案语详明出处,对於查考古籍,有按图索骥的功用,颇便学林。而且,这两书邵氏在前,孙氏在后,大凡邵氏已录者、孙氏则略去,邵氏所无者,孙氏乃补入。二书并行不悖,相得益彰,直到现在,仍被视为版本目录学要籍。但是,由於种种原因,《四库简明目录标注》与《贩书偶记》中存在着不少疏误,解放后,上海古籍出版社先后整理排印发行这二部书,邵氏之后邵友诚先生为其书改正二百六十余处,雷梦水先生也为《贩书偶记》辑有正误补遗。我在长期查考古籍的过程中,在向这二部版本目录学要籍请教的同时,间亦发现邵友诚,雷梦水先生改订未尽的疏误数十条,并详加考证。今择其若干条发表,以就正於方家。〔《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文中简称《标注》）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7月新1版本,《贩书偶记》（文中简称《偶记》）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11月新1版本,其余征引群籍须注明版本者随文附出〕。

明代《通鉴》学的成就及其特点

本文认为，明代通鉴学在宋元基础上继续发展，从其著作意旨和内容体例上可分为“续《通鉴》”和“订补《通鉴》”两类，此外亦有阐释义理和改编改作方面的著作。明代有关通鉴学的史书，无论从数量上、种类上，还是史学价值上，总体水平远胜元代，严衍的《通鉴补正》即是其中的杰作。明代通鉴学不仅成就突出，而且有自己的发展特点，大致以嘉靖为限，嘉靖以前发展迟滞，嘉靖以后著述剧增。而且研究意向也由维护正统和提倡纲常名教，重书法义例，而轻历史向考证发明，辨正是非的务实、健康的方向发展。

元本《通鑑》胡注校餘述略

本文通過對元刻通鑑現存印本實物的重新核查排次,初步梳理了其傳刻本的文字源流,嘗試評判了前代學者的校勘得失,並在此基礎上,列舉中華書局標點本脱誤一百零八條。經過系統校勘可發現,相對於元刻初印本,胡克家本存在先天不足,又有後天造成的人爲缺陷。其權威地位的形成,是由前人對元本胡注系統認知的不全面造成的,又在歷史發展中形成慣性。中華書局標點本在底本選擇上存在偏差,儘管經過細緻校勘,仍保留了胡本的不少脱誤。從今天公衆的閲讀要求看,有必要在更换底本的前提下,重新點校一部更高質量的《通鑑》胡注。

司马光施政理念在历史编纂中的表达——从《资治通鉴补》对原作的改动说起

《资治通鉴》问世后,对其注释、订补、改写、续写之作不断出现。明代学者严衍的《资治通鉴补》是其中非常有代表性的订补著作。在《资治通鉴》卷十六汉景帝后元三年、卷十七汉武帝建元元年这一段历史书写中,司马光采取了史实叙述与相关评论前后颠倒、错置,并对重要历史文献进行借用、删节以凸显己意的手法,用于表达自身的施政理念。严衍发现了这段文本中史实与评论颠倒、错置的问题,也发现了司马光对文献的删节使文献失去了原有意义,故在《资治通鉴补》中对这段文字进行了秩序调整,使之符合一般的书写逻辑。同时也将置于原书卷十六末尾一段借用自《史记·平准书》的文字删去,并根据《汉书》原文增补了卷十七开头经司马光删节的董仲舒《天人三策》。本文在分析、比较《资治通鉴》原文与严衍改订后的文字的基础上,指出《资治通鉴》中很多看似有"破绽"的地方,其实隐含了编纂者表达自身理念的深意。对其订补、改写反而消解了文本的原有写作语境,使作者力图借历史叙述予以表达的施政理念湮没不显,而成为一种单纯的历史叙述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