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制三年为25月论—兼论尧、舜年岁

古代所谓丧制三年，实际上只有25个月，从对尧舜年岁的不同理解可古代纪年难考，而中明古代如何纪年无疑具有实际意义。

以“孝”促“悌”:朱元璋丧制改革述论

洪武七年,成穆贵妃孙氏去世,因"无子"所引发的伦理危机,促发了朱元璋对传统丧制的更张与改革。他的这场改革大大超出了仅为解决贵妃丧葬之尴尬局面的范畴,极大地冲击了传统儒家的家庭与丧制理念。后世学者对此评议颇多,但基本都是从"缘人情定议"的角度予以解析。通过对朱元璋丧制改革内容的解读,不难发现朱元璋在提升"孝道"的同时,也潜在地拓展了"悌道"的场域,实质上是进行了一次以"孝"促"悌"的丧制更张。实际上,这一丧制改革与此时朱元璋的谋国理念是紧密相关的,隐含于"缘人情"之下的则是"谋国本"的政治意图所在。朱元璋这场丧制改革的实质是通过以"孝"促"悌",进一步完善他"分藩卫屏"的国家政治体制的架构。

《道士吉凶仪》所见唐代道教的丧制与服制初探

本文是对唐代道教科仪经典《要修科仪戒律钞》卷十五、十六中《道士吉凶仪》道教丧制与服制的初步整理及研究。从道教丧仪产生背景入手,通过对《道士吉凶仪》中有关丧制、服制的详细分析总结,归纳出一套比较完整、系统的唐代道教丧葬仪式,从而揭示出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逐渐朝简约化方向发展的脉络。

楚国丧制考述

丧制是鬼魂崇拜的重要形式。远古时期,人类在灵魂不灭观念的影响下,开始对人类自身的死亡现象给予严重关注,并根据当时的物质生活条件以及人们对鬼魂阴间生活的幻想对死者的尸体作出处理,随着时代的发展,进而形成一套固定的礼仪和制度。我国很早就出现了一套繁复而严格的丧制礼仪,如据《仪礼·士丧礼》

楚地丧祭礼制研究——以出土简帛为中心的讨论

近年来中国南方地区连续出土的简帛资料,包含大量的礼学信息,推动了对楚地丧葬和祭祀礼制的复原研究,也为今人超越历代经学研究提供了可能性。楚地简帛(尤其是卜筮祭祷简)所反映的丧祭内容,包括疾病占卜、祭祷神祇、初死及丧仪、丧服和丧期、祖先和庙祭、祭祷仪式等,完全可与《仪礼·士丧礼》等礼学文献进行对证考察。考察的结果表明,春秋战国时期南方楚地的丧祭礼制虽与中原地区颇有差异,但中国古代病、死、丧、葬、祭的人生礼仪,自商周以来就形成连续的系统,并未中断。楚地的丧祭礼制,对于汉代文化影响较大,此即汉承楚制的一部分。此种考察还有助于解决"三礼"文本的成书时间问题。楚简材料表明,楚人有常贞和常祷,还有散贞和散祷,前者对于复原楚地丧祭礼制更为重要。

马王堆汉墓丧制与敛服考

长期以来,关于周代礼制中涉及丧制程序中的具体实施情况,学者们针对相关文献记载争论不休,但大多停留在文字诠释阶段,说法不一。本文以马王堆一、三号汉墓出土的实际状况为例,尤其是尸体包裹情况的剖析,就马王堆墓主人的丧礼程序与大小敛时的敛服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总体来看,汉初的丧葬礼仪程序与周礼基本一致,只是具体处理细节上存在不同;小敛的衣物包裹在尸体之上,大敛之服则随其他明器一起陪葬,但大敛之服不在遣策中记录,不属于陪葬的明器范畴。

稱情而立文:兩晉六朝禮文與哀弔文辭的制禮準則研究

喪禮"稱情而立文"是荀子爲三年之喪提出的禮文制立原則,後收入《禮記》成爲《三年問》。本文透過全面追溯傳世文獻爲相關實例以爲史證,指出"稱情而立文"的觀念歷經鄭玄注釋後,在兩晉六朝受到重視,多番成爲帝主和禮官討論禮文隆殺等議題的重要理據,説明"稱情而立文"觀念在魏晉六朝迄唐前數百年之間的開展和變化。研究過程中發現,杜預極爲通達的處理方式,值得重視。而文情相稱的用禮自覺在此背景下尤見強烈,並輻射到哀弔文辭的制作理論之中。六朝兩部文論經典對於哀弔文體都強調止乎禮義的要求。劉勰《文心雕龍》是這個指標的具體典範,其評價曹植與潘岳的哀弔文辭失誤,同時主張歸本親親尊尊的禮學精神,這是屬於禮學原則的書寫。這一精神,先爲蕭繹《金樓子》所接受,復爲顔之推《顔氏家訓》所發揮,更確定稱情在立文上的主導意義。以此顯示"稱情而立文"的原則,溝通生死之際的禮文運用與典儀的内在氣脈,也是兩者共通的撰作意義。

胡寅对南宋初期主和论的批判——基于胡寅孝道观的考察

南宋初期,高宗、秦桧君臣为合法化对金求和的主张,高扬孝道旗帜以镇压异论。胡寅作为和议的坚定反对者,在因主战而遭贬谪后,借助于对历史的评论,有意识地将攻击矛头指向高宗,通过对南燕君臣因孝求和、前代帝王尊崇妾母、奉行短丧之制等历史事实的批判,意图证明高宗所为不过是出于私心之小孝,而非合乎道义的天子之孝,否定了高宗刻意塑造的"孝子"形象,从而消解了高宗君臣有关和议合法性的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