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毫”与五胡时代西北地区的丧葬文化传播

吐鲁番衣物疏及实物出土的“兔毫”(狐毛)既不是制笔原料,也不是当时人财富的象征。衣物疏中与“兔毫”经常同时出现的“黄桑棺”“弩机”等,也在同时代的河西等地存在,表明两地在丧葬文化上具有一脉相承性。放置于墓主人头部的兔毫与棺木档板或壁画中的北斗、神树、手爪囊等共同构成了相对完整的墓葬逻辑。以千束、万束的兔毫等丝缕结成前往北斗、祈求长生的阶梯,从而达到灵魂升天的目的。又通过手脚指甲含血、被肉,完成复形,继续享受荣华富贵。这是西汉以来北斗求道升仙原始信仰的体现。

从“死”“葬”等字看中国传统丧葬文化

汉字作为一种表意文字,其形体结构往往能反映出一定的文化内涵。汉字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变化,从最早的甲骨文演变到如今的简体字,其字形、字音、字义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汉字中所蕴藏的丰富的传统文化信息也应该受到人们的重视。“死”“丧”等汉字的出现和演变,展现了中国传统丧葬观念、丧葬方式、丧葬礼仪等文化信息,反映了中国人对生死、亲情、敬意等价值观的理解和表达方式。对“死”“葬”等字进行考释,对理解和研究中国传统丧葬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国演义》中的丧葬文化专有项英译“失真”——以邓罗、罗慕士、虞苏美英文全译本为例

中华传统文化意蕴深厚,其中丧葬文化更是特色鲜明,记录并保留这些珍贵传统文化的载体之一便是文学作品。《三国演义》中丧葬文化相关的描写与表达在推动情节发展及人物塑造上都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本研究从微观字词层面出发,以邓罗、罗慕士及虞苏美英文全译本中丧葬文化的英译状况为研究对象,对《三国演义》英译本中丧葬文化信息的翻译进行对比研究,也从母语为源语言的评论者角度观察了一些译者的误读与误译,并对此提出了建议。从语言背后的文化信息传递效果看,三译本中对丧葬文化翻译均存在文化意象的失落。就本研究而言,译者的时代特征、翻译目的及文化背景差异是译文中出现文化“失真”的根本原因。本文旨在通过个案研究对其他传统文化外译研究提供借鉴,从而更好地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对外传播。

宋代丧葬文化下青釉魂瓶研究

本文以宋代丧葬文化背景之下的青釉魂瓶为研究对象,阐述了宋代丧葬文化中陪葬器物种类特点,着重分析了青釉魂瓶产生的背景、艺术造型及青釉色装饰的文化属性和审美特征。目的是强调青釉的色彩在农耕文化中独特的意义以及中国“天人合一”的人生观,以期对相关的研究工作者有所裨益。

贯通生死的终极之典——《生命观视阈中的藏族丧葬文化研究:对金沙江上游三岩峡谷的田野调查》述评

丧葬是"一种永远的文化",是文化人类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对于丧葬文化的研究及其成果,堪称贯通生死的终极之典。《生命观视阈中的藏族丧葬文化研究:对金沙江上游三岩峡谷的田野调查》一书以"生"的视阈理解、诠释藏族社会的丧葬文化,具有藏族丧葬民族志研究的开拓意义,是一部贯通生死研究的终极之典,也为我们架设了一座认知与理解他者文化变迁的虹桥。

死亡与中国的丧葬文化

丧葬文化是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它与民族的宗教观念、灵魂观念等紧密相关。中国的丧葬文化大体遵循着“生死如一”、“聚族而葬”和神人相通三个原则。多种多样的丧葬形式和礼仪与我国各民族的生活条件以及早期的图腾崇拜有关。中国传统文化在丧葬文化中有直接的体现，像天人合一、等级观念、人生观等等。因此。

完整结构与细节呈现:从丧葬史到个案研究——魏晋南北朝丧葬文化研究述论

魏晋南北朝丧葬文化的研究,一直以来存在由于资料分散或欠缺而问津者寡的现象,但近些年来,这种现象在逐渐改变。从专题研究到具体层面的著作和论文不断出版,那个更替迅速而政权不稳或短暂的社会中适应时代变化或发展需要的丧葬文化,开始比较完整地呈现在世人面前。述论全面地梳理和展示了近百年来魏晋南北朝时期丧葬文化研究的全貌,尤其突出了一些重点成果并作了简要的介绍,对于魏晋南北朝丧葬文化的继续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生命与仪式:教育人类学视阈下的湘西土家族丧葬文化

湘西土家族人的丧葬仪式是人生礼仪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既是人类意识外化的体现,也是一个民族对待死亡态度自觉与不自觉的反映。在丧葬仪式的过程中,每一个细节都充满着对生命的关注与敬畏,体现着对生命的尊重与怀念。重要的是,在这种丧葬习俗的展演中,土家族人的灵魂被触及、被洗涤、被净化,教育、濡染的因子无处不在,它在警示世人,生命诚可贵,但珍爱生命,和谐相处,让生命存在的价值得到极大程度地展现仍然是人生的第一要义。

丧葬文化观照下的红水河流域少数民族地区贫困

红水河流域少数民族丧葬文化折射出来的价值观念、生活观念和消费观念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对生命、对生活的态度,影响着人们的生存方式、行为方式和消费方式,是贫困文化的表征之一。从贫困发生学看,贫困文化是贫困的内因,贫困与贫困文化两者密不可分、互为因果。丧葬文化中的观念和贫困现状的互为交织共同构成红水河流域少数民族独特的文化景观。贫困文化从根本上制约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是少数民族地区贫困的主要因素之一。

回族的丧葬文化及其人文主义精神

生老病死人类所固有,而丧葬习俗模式的选择则因民族、宗教、地域等诸多因素的不同而异彩纷呈,由此形成的丧葬文化风格迥异,表现出独特的人文色彩。本文就回族的丧葬文化及其人文特色作一粗浅的探讨。

论方言词语蕴含的陕北丧葬文化

陕北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都处于封闭状态,与外界交流很少,所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陕北方言。语言与文化关系密切,方言蕴含了特殊的地域文化。在陕北方言中,有许多词语都与丧葬有关,这些词语反映出了具有浓厚地域特色的陕北丧葬文化。庄严的丧葬礼仪程序表现出了陕北人浓厚的孝亲思想,也体现了陕北人死者永生与灵魂不灭的生命意识。

从《南洋商报》讣告文本看多元信仰形态对新马华人丧葬文化的影响

新马华人在华文报纸上刊登"讣告"已成为当地华人约定俗成的丧葬习俗,这些"讣告"早已与传统中国社会的报丧文书不同,它在新马当地发展成为一个体系,继而成为一个独特的丧葬文化现象,"讣告"内容也为研究新马华人社会文化生活提供了一种特殊文本。《南洋商报》(1951—1976)报刊讣告文本数据反映了该时期新马华人宗教信仰形态是多元化的,不同宗教信仰形态对讣告内容处理的差别亦能从中折射出其对新马华人丧葬习俗在仪式内涵等方面的多重影响。

从布朗族的丧葬文化窥探布朗族社会发展进程

作为布朗族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丧葬文化 ,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显示出它自身特有的风格。布朗族的丧葬文化负载着诸多历史文化内涵 ,向我们传递着许多古代的信息 ,从而反映出这一古朴民族的社会发展进程。

从墓葬出土陶器的变化看商周两汉时期丧葬文化的演变

一、仿铜陶礼器与商周的礼制文化 商周时期,我国社会进入了奴隶制时代,原始社会末期产生的贫富分化及阶级的萌芽至此已经演变成剥削与被剥削的两大对立阶层,奴隶主无偿的占有奴隶及其他们的劳动果实,并可进行随意的屠杀,这一点,明显的反映到当时的墓葬和埋葬制度之中。一些大型的奴隶主贵族墓葬中随葬有大批精美的铜器和具有时代水平的陶器及手工艺品,一般平民墓葬中则多殉葬日用陶器,无论数量还是质量均较贵族墓有很大的差异。至于奴隶,由于他们生前便没有任何社会地位,因而也多被作为牲畜被奴隶主杀殉后用以殉葬和祭祀,因此,他们没有自己的墓葬,当然也更没有什么随葬品。

先秦赵国丧葬文化初探

丧葬礼仪风俗与丧葬制度的变化，是社会发展与变革的浓缩和反映，通过对先秦赵国丧葬观念与丧葬礼俗、居丧制度与居丧生活、陵寝与墓葬制度、谥法等内容进行研究，勾画出这些丧葬风俗中所包含的丰富的文化内涵，揭示出赵国丧葬文化的鲜明特点。

小凉山子差拉彝族丧葬文化内涵

凉山彝族的丧葬习俗在经过先辈们不断演变后一直延续下来,逐渐形成了如今独特而丰富的丧葬文化。小凉山子差拉彝族是凉山彝族的重要分支,当地丧葬习俗复杂,文化内涵丰富,在传承了凉山彝族丧葬习俗文化的同时也根据自身特殊的人文、历史、地理,发展出了具有当地特色的丧葬习俗文化。

内蒙古西部区农村方言丧葬词反映出的丧葬文化

八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末,内蒙古西部区农村方言中丧葬词表现了这一地区农村的丧葬文化。"烧下炕纸、灵棚"等,反映了人们灵魂不死、求其赐福的观念;"孝服、哭丧棒"等,表现了生者失去死者的哀痛,同时也体现了孝道;"复山、七七"等,表达对死者的怀念之情;"穴葬、小份儿钱"等,表现了重殓厚葬之风。

喀麦隆丧葬文化习俗初探——以喀麦隆中部大区恩高仁盖村的葬礼为例

喀麦隆丧葬习俗具有典型的非洲特色,同时具有自身独特的特点,反映了其所经历的历史进程。通过描述喀麦隆中部大区恩高仁盖村一位名叫马蒂尼·阿博莫(Martine Abomo)的葬礼的全过程,归纳出喀麦隆独特的丧葬文化习俗。研究表明,葬礼步骤、葬在家门口、死者身份、年龄、死亡原因不同导致的埋葬时间不同等构成了喀麦隆非穆斯林区独特的丧葬习俗,并且这些习俗与当地的音乐、舞蹈、宗教等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静穆中的伟大——丧葬文化下的唐代陵墓雕刻

唐代陵墓雕刻有着鲜明的时代精神。其中较为杰出的作品有：高祖献陵的石犀、石虎：太宗昭陵的“六骏”；高宗与武则天的合葬墓乾陵的石狮、瑞兽、瑞禽和“无字碑”；睿宗桥陵的石狮、瑞兽、瑞禽和华表：肃宗建陵瑞兽等。现以乾、昭两陵为代表加以论述。

海南黎族哈应人丧葬文化研究——以乐东黎族自治县千家镇正洪村为例

丧葬活动是每个民族独特的文化现象,但因语言、居住环境、生活习俗等方面的差异,而呈现出不同的化特质。海南黎族哈应人是哈黎支系中人口最多、分布地区最广的一支,主要居住在沿江、沿海和平原地带,其丧葬礼仪独特而隆重,是黎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多种文化展示、交融、碰撞的平台;是一个民族敬孝尽孝与祖先崇拜、鬼魂崇拜等传统思想的重要体现;同时也是民族文化传承与弘扬的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