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哲学视野下孔子与老子丧葬祭祀观之比较

孔子生存哲学以人伦关系为核心,关切人高贵的生;老子生存哲学以"道"展现宇宙视野,人需智慧以求解脱,坦然面对人的死。这种生存哲学基础的不同,决定着孔子与老子在丧葬祭祀观上有质的不同:主体态度上,真切的哀思与含蓄的超脱;核心实质上,"敬"人与人"静";深层次的死亡哲学基础上,体现生的高贵与死后的永恒的哲理倾向。

桂东南丧葬祭祀音乐探析

桂东南丧葬祭祀是桂东南地区颇具特色的祭祀科仪,至今仍顽强地活跃在桂东南大地,是当地民俗文化与地方精神生活的组成部分。本文展示了桂东南丧葬祭祀音乐的形态特征,为认识和了解桂东南丧葬祭祀音乐提供了一个实证。

黔中背牌苗丧葬祭祀仪式灵魂观研究

背牌苗的灵魂观,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日常生活中的运用,体现在丧葬祭祀仪式中的灵魂观体系以及"开路词"中对亡灵的"阳间路""阴间路"的引导,重走祖先路,不忘民族迁徙历史,最终亡人与祖先团聚,生活在另一个"世界"。这是一套完整的族群灵魂体系,是一套完整的灵魂观系统。在族群的灵魂观下,这是对人最终归属的交代即人观之中的"我到哪里去"的回答,是对家族及族群社会运行体系的维系,也会对民族文化有影响,是对族民的一种道德教化和社会约束。

鲁西南丧葬祭祀中的二十四拜礼及其传承路径研究

丧葬祭祀是对一个人离开这个世界最后的尊敬与怀念,祭礼是人们在丧葬祭祀中的一种形式。鲁西南作为典型儒家礼仪农耕区将丧葬祭祀及其反映的祭礼看得尤为重要。二十四拜礼作为鲁西南丧葬祭祀礼仪的最高标准,内涵丰富,特征鲜明。但当下二十四拜礼现状堪忧,传承祚薄,寻找二十四拜礼的传承路径是鲁西南人对传统礼仪发掘、保护、传承的新时代作为与担当。

布依族丧葬祭祀歌社会历史价值刍议

贵州省安顺地区,近年来,在中央关于整理古籍发扬民族文化方针的指引下,对流传在该地区的少数民族古籍,进行了大量的收集,获得了许多民间珍藏的抄本。并初步翻译、整理出布依族丧葬祭祀歌: 《古谢歌》、《超荐经》、《开路词》等经书。 这些经书都是在布依族丧葬时,由本民族经师(布摩)口诵的祭祀词。原文基本用近音汉字作为符号记录布依词语,还有少量是汉字布音或自造的“土俗字”。

宋金元民间丧葬祭祀对中国戏剧发展之影响

宋金元时期,中国戏剧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成熟的综合性舞台表演艺术——戏曲,最终出现在中国历史舞台上。众所周知,在这一伟大进程中,市民阶层的兴起和勾栏瓦肆的出现提供了客观条件,民间说唱、歌舞和故事扮演等多种舞台艺术手段或综合或单独的长期积累以至繁兴提供了艺术条件。然而,民间文化生活尤其是包括佛道超荐在内的丧葬祭祀仪礼和演剧在这一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却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论语》和《东巴经》中祭祀、丧葬礼仪比较

自先秦时候起,祭祀和丧葬礼仪便成为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孔子对此就相当重视,有"祭如在""事死如事生"的领悟。纳西族的《东巴经》在祭祀,特别是丧葬仪式上与《论语》有着同样的内涵,他们通过"祭如在"的仪式,表达着积极乐观看待死亡的态度,渗透着对生命本质意义的领悟和智慧。

论满汉文化交融下的丧葬舞蹈《摆字龙灯》

河北保定国家级“非遗”舞蹈《摆字龙灯》,是源于承德离宫的清音十番伴奏的宫廷龙舞形式,成型于清西陵守陵人为祭祀雍正帝而形成的祭典舞蹈形式,现今流行于河北易县忠义村农民们的节日性、民俗性舞蹈。《摆字龙灯》舞蹈的主体形态为龙,龙是中华民族固有的图腾崇拜与精神象征,是汉族标志性的民间舞蹈种类,“摆字”之形式的记载则是来自于唐朝武则天命人摆形以彰显功德,庆福祝寿,也是来源于大汉民族的文化影响。而“断龙”谒陵则是在满族特有丧葬文化影响和满清陵寝文化制度中所形成的。由此可见,“非遗”舞蹈《摆字龙灯》孕育着汉族文化和满族文化交融的内在基因和满汉一家亲的文化寓意,从而形成现今所特有的舞蹈形态。

纸扎民俗的美学研究

纸扎是丧葬祭祀等活动中使用的纸制用品,作为中国传统民俗工艺,与人民的社会生活息息相关,反映了中国社会文明的演进。但是在漫长的社会发展进程中,纸扎民俗逐渐呈现出没落的趋势并成为忌。文章从艺术民俗学的角度出发,研究纸扎民俗的美学价值,并从艺术美和文化美两个方面分析纸扎,展现纸扎民俗的真正价值。

老庄的丧祭思想——兼与儒家死亡哲学比较

面对死亡,老子主张处丧以哀、不限亲贵,祭祀以道、鬼神不祟;庄子主张处丧不哀、埋葬从简,鬼神殊途、祭祀无关。这与他们对生命和治国的不同认识有关。老子提倡"反杀"与"养生"、"无为"与"不言",认为"生死如一";庄子则指出应当安时处顺、哀乐不入,提倡"全生尽年""法天贵真"与"绝圣弃知"。老庄思想都强调人之生死顺应自然,个体要循道养生,以得享天命,统治者要循道治国,以顺应天命;也都批判以仁义礼制对待丧葬祭祀。儒道各自构建的理想社会有所不同,对待死亡和生命的处理方式也因此不同。二者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干思想,对于死亡哲学、生命伦理以及相关教育思想的建构和实践有所裨益。

先秦道家的丧祭思想——兼与儒家死亡哲学的比较

面对死亡,老子主张处丧以哀、不限亲贵,祭祀以道、鬼神不祟;庄子主张处丧不哀、埋葬从简,鬼神殊途、祭祀无关。这与他们对于生命和治国的不同认识有关:由于反对人为的损害和残杀性命,老子提倡"反杀"与"养生"、"无为"与"不言";由于反对世俗的虚情假意、认为"生死如一",同命、同气、同途,庄子指出应当安时处顺、哀乐不入,提倡"全生尽年""法天贵真"与"绝圣弃知"。总之,老庄所代表的先秦道家都批判以仁义礼制对待丧葬祭祀和修身治国,这与儒家的死亡学说极具可比性。儒道对于死亡的哲学思考立论不同,对待死亡和生命的处理方式也因此不同,这也基本决定了它们在后世的各自发展命运。

毛南族丧俗音乐活动实录

毛南族现有人口64000多,主要分布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环江毛南族自治县的上南、中南、下南三个乡,俗称“毛南山乡”。按民间习俗,凡属正常死亡的人,都要请“送终班子”为其举行隆重的丧葬祭祀,俗称“送终法事”。“送终法事”中的各项祭祀科仪,其实也是一连串风韵独特的音乐活动。笔者曾与其同好多次对这一特殊的音乐现象进行过详尽考察,并深切地认识到相应的音乐活动是相应的民俗音乐的载体。

陕西关中纸扎之陈记三多堂祭祀丧葬纸扎艺术

在中国,"纸"被赋予了神圣使命,传递着人们的感情,并被认为能通神、有灵性。在中国的民间传统丧葬祭祀中,多以纸来作为媒介,制作各种祭品,以寄托人们的哀思。这些作品虽然制作简单,但是却很巧妙,既真实又概括地描绘着人世间的物品,堪称为艺术品。关中民间有句谚语:"阴阳只隔一层纸。"本文以对陈记三多堂祭祀丧葬纸扎技艺的传承人陈朴福老师所做的采访为基础,分析其艺术作品的制作步骤、风格特点以及当地的丧葬习俗和形制。这对推动中国民间纸扎技艺的传承、保护和发展,了解中国民间丧葬文化的特点、形制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左传》“肉袒牵羊”考

"肉袒牵羊"是一个始于西周初年的投降仪式,由于史籍中记载较为简略,前人关注不多,因而有很多疑问亟待解决。我们以《左传》中郑襄公肉袒牵羊为主要关注点,经过研究发现,"肉袒牵羊"内涵丰富,受丧葬祭祀礼文化影响较大。"肉袒"在古代是一种极其屈辱的行为;"牵羊"有祭祀和弃权两层意义。

我国第一部清代社会史《清人社会生活》面世

南开大学冯尔康教授、常建华先生合著之《清人社会生活》一书,于1990年7月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计12章、48节、37万字,包括清代的等级制度、社会组织、宗族活动、家庭结构、衣食住行、婚姻问题丧葬祭祀、娱乐生活、人口增长、社会救济。

深邃出自细微——评《中国民俗辞典》

一部知识性的专科辞书,在出版后的几年时间内,就从伴随着“辞书热”而涌现出来的众多辞书中脱颖而出,从大陆走向港台,从中国走向世界,这就是由郑传寅,张健主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中国民俗辞典》(以下简称《辞典》)的魅力与效应。这一事实本身说明了《辞典》自有它的特点与价值。首先,《辞典》对中国民族文化体现了科学的态度与求实的精神。民俗学属于广义的民族文化的范畴。作为一门认识民族自身的学科。

宋代礼制与基层社会控制相关性探析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礼仪之邦”，“礼”不仅仅是礼仪，同时还是一种社会控制的基本规则。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中国“以礼治国”的核心内容。然而，在不同的时代，礼制有所不同，因而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也有所不同。文章选取了宋代官方礼制以及民间丧葬、祭祀礼制及其实施过程之中对基层社会的控制为研究对象，探讨宋代的社会控制方式的变革以及国家权力与基层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期望通过这种研究加深对宋代社会历史的认识。

毛南族丧葬祭仪及其音乐探析

毛南族丧葬祭仪及其音乐具有两种文化源流的双重性。透过丧葬祭仪及其音乐特质的层层分析,可以确认这种双重性主要体现在信仰观念、仪式行为、音乐本体等三个方面,它们都包含着本土原生性的文化传统与汉族地区植入的文化传统,两者历经碰撞、磨合与交融,逐渐形成当今的毛南族丧葬祭仪及其音乐文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与汉族音乐文化的交融轨迹。

贵州威宁出土古代刻划陶文研究

1978年10月至11月,1979年11月至12月,贵州省博物馆在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的中水区先后进行了两次考古调查和考古发掘。在调查和发掘中,采集和发掘出陶器、陶片188件,其中51件上有刻划符号,除去重复的,共有45个。这51个刻划符号,除8个是刻划在采集的陶器,陶片上外,43个均刻划在从文化层发掘出土的陶器陶片上。年代下限在东汉晚期,上限在战国中期以前,以西汉早期和战国晚期的为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