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主体的范围与顺位

自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在我国开展以来,理论界与实务界就对该类诉讼的起诉主体存在较大争议,分歧主要集中在范围界定与诉权顺位两个方面。《个人信息保护法》第70条虽然对该类诉讼的起诉主体作了规定,但主体范围不明以及诉权顺位不清的问题仍未得到彻底解决。要正确实施该制度,应否定“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的起诉资格,扩张“法律规定的消费者组织”的范围,明确“由国家网信部门确定的组织”的条件,并以《民事诉讼法》第58条及不同类型民事公益诉讼之间的关系为依据,厘清不同起诉主体的诉权顺位。当受侵害对象为普通公民时,应尊重检察机关民事公益诉权的补充性,将“国家网信部门确定的组织”的起诉顺位置于检察机关之前;当受侵害对象为众多消费者时,应考虑到受侵害对象的特殊身份,依次由“法律规定的消费者组织”“由网信部门确定的组织”和检察机关行使起诉权。

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的适用研究

个人信息的公共属性是个人信息民事公益诉讼的正当性基础,《个人信息保护法》是个人信息民事公益诉讼的法律基础。作为一般性规范,《个人信息保护法》第70条仅对提起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的起诉条件、起诉主体进行了初步规范。针对适用过程中存在的不足,文章提出在起诉条件上,“众多”不仅要考虑人数的多寡,还要考虑信息本身,要以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为实质要件;在起诉顺位上,应肯定检察机关在既有实践中的重要作用,将其作为提起个人信息民事公益诉讼的第一顺位;在责任承担上,不应把损害赔偿视为主要法律责任,不宜适用惩罚性赔偿。

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研究

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是一项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重要制度,具有公益性。目前中国个人信息法律保护体系相对完善,但具体构建仍存在争议与空白。文章以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概述为入手点,探讨了构建该制度的必要性,提出了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现实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探究相关法律建议,旨在完善民事公益诉讼机制。希望可以解决现实中个人信息保护的难题,有效维护信息社会公共安全利益。

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范围研究

为保障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正确实施,应当通过规范解读、实证考察、理论分析等多种手段,综合运用价值分析法、实证研究法等具体研究方法,对该类诉讼的案件范围进行研究。研究认为,《个人信息保护法》第70条虽然从被诉行为、适格被告、救济客体以及损害后果等方面对该类诉讼的案件范围进行了初步界定,但在规范、实践及理论三重视角下,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范围仍呈现出对被诉行为的违法性要求过于严苛、对适格被告范围的理解与立法规定的诉讼类型不符、将“众多”个人利益简单等同于社会公共利益,以及尚未将侵害“众多”个人权益的“风险”纳入救济范围等诸多问题。在此背景下,要科学界定该类诉讼的案件范围,应当遵循法定性、必要性及合政策性标准,一是只有个人信息处理者的违法行为在实质上侵害社会公共利益时,才属于该类诉讼的案件范围;二是只有当受侵害利益无法通过共同诉讼、代表人诉讼等私益诉讼机制获得司法救济时,才有必要将其纳入该类诉讼的案件范围;三是应当充分发挥政策的引导作用,留意政策倾向的价值维度,以积极、稳妥的态度对待政策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指引,避免对案件范围的盲目扩大或不当缩减。具体而言,一是应将被诉行为的范围拓展为“违反国家规定”的行为,即仅就被诉行为而言,只要是“违反国家规定”的行为,就属于该类诉讼的案件范围;二是《个人信息保护法》第70条规定的诉讼类型属于民事公益诉讼,行政机关不能成为该类诉讼的适格被告,以行政机关为被告的诉讼不属于该类诉讼的案件范围;三是不能仅因受侵害对象人数“众多”就将其纳入该类诉讼的案件范围,应将是否侵害“社会公共利益”作为判断救济范围的实质性标准;四是为提前规避“实害”的发生,应当构建预防性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将那些给社会公共利益带来现实威胁的、紧迫的、严重的、不及时制止可能产生难以弥补损害的“风险”纳入该类诉讼的救济范围。

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的司法认定——基于234件案例样本的分析

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的出现,顺应了大数据和信息化时代的发展趋势,体现了我国在个人信息保护上的全面性和前瞻性。但是,立法上的不清晰使得理论界与实务界对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的理解和适用产生争议,引发案件裁判的不统一。通过对234件案例样本的实证分析,结合理论阐述发现,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的司法认定存在许多难点,主要包括诉讼的独立性不足、起诉标准存在争议、起诉主体的顺位与界限模糊、诉讼请求存在瑕疵等。为此,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的司法认定:一是摆脱诉讼的“刑事化”趋势,二是对“众多”的含义做综合考量,三是明确起诉主体的顺位和界限,四是完善原告的诉讼请求。

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适用惩罚性赔偿可行性研究

个人信息领域侵权行为具有隐蔽性和持续性,根据传统损害赔偿的填补规则难以实现个人信息保护的目的。惩罚性赔偿制度与公益诉讼制度在功能、目的相一致,在主体适格、同案行、民、刑交叉转化上具有可讨论性。在现有的个人信息民事公益诉讼框架下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不仅有利于填补因侵权造成的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更在于震慑违法者、警示社会,在学理和实践层面均具有研究的必要性。

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的若干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将个人信息保护纳入公益诉讼范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但司法机关在办理相关案件的法律适用方面依然存在若干分歧。司法实践中,判断是否符合民事公益诉讼起诉条件时,对责任主体的身份不做限制,但应区别援引不同的法律;对“个人信息”概念的理解应注重关联性;对“侵害众多个人的权益”的理解,则应侧重考量人群的分散性和不特定性。在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中,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和国家网信部门确定的组织居于先行起诉的地位,检察机关次之。在刑事案件中发现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案件线索后,应当根据具体案情,决定由刑事案件办理检察院或者市级检察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在确定赔偿损失诉讼请求的具体金额时,侵权人因此获得的利益应为概括性获利,并将公益诉讼起诉人的合理费用纳入赔偿项目;同时,应设立专门基金账户对赔偿金进行管理。

预防损害视角下的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

在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制度的司法实践中,以适用金钱赔偿责任为常态的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暴露出金钱赔偿责任认定难、与公法责任相冲突等问题。然而对个人信息侵权行为进行分析,个人信息公益诉讼并无适用金钱赔偿的情形和理由。制度目标的不明确亦是导致公益诉讼适用金钱赔偿的原因,对此应明确个人信息民事公益诉讼“预防损害”的制度目标。基于此,对个人信息民事公益诉讼制度进行修正,以期实现与现有法律体系协调统一,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的实践检视、理论反思与规则重释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七十条创设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是个人信息保护立法最具本土化和中国特色的贡献。第七十条作为一般性规范,原则上确立了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的构成要件,赋予检察机关、消费者组织等主体合法的诉讼资格。但该条款的原则性、概括性规定存在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要件之一的“众多”个人权益是否等同于社会公共利益、检察机关、消费者组织等主体提起诉讼是否存在顺位、侵害个人信息权益造成“损害”是否包含风险状态、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是否适用惩罚性赔偿责任等问题。为提升公益诉讼实效,提起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须满足以“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为要件,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须履行诉前公告程序并作为第二顺位主体,侵害个人信息权益损害的形态中纳入危险状态,民事责任的承担上以停止侵害、赔礼道歉、赔偿损失为主,原则上不适用惩罚性赔偿性责任。

检察机关支持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研究

随着智能设备的广泛应用,违法获取、非法操控、买卖数据等各种非法使用个人信息的违法行为层出不穷,个人信息保护成为个人权利保护的新命题.《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实施为检察机关支持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提供了法律依据.从目前实践来看,检察机关开展支持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还存在着起诉顺位不明、起诉条件不明确,调取证据和举证难度高,调查核实权缺乏保障,保护公益诉讼线索发现制度建设不足等问题.基于此,必须对个人信息保护的民事公益诉讼制度进行详细架构,使其明确化、体系化,以此来促进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的开展.

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研究

自《个人信息保护法》施行以来,多起涉及个人信息保护的民事案件在各地法院相继宣判。其中,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在案件数量中占据重要地位,也充分说明了这一制度对于个人信息公共利益保护的重要性。但是,这一制度在实践中却存在着独立性尚且有限、部分程序仍不科学、赔偿制度尚不完备等问题。本文旨在明晰这一制度的功能定位,通过实证分析探究其尚且存在的缺陷与不足,为完善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制度设计、发挥其应有价值提供建议与启发。

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研究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70条规定了采用公益诉讼的救济机制,但仍然存在诉讼主体和诉讼条件规定不明、可诉范围规定过于狭窄、诉讼过程举证困难的理论困境和现实困境,为更好地发挥公益诉讼在个人信息保护领域的救济作用,我国立法机关应当优化个人信息民事诉讼的起诉门槛和起诉范围,通过完善调查取证和质证程序、构建更为完善的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制度.

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理念及实施研究

《个人信息保护法》在立法层面明确规定了公益诉讼成为个人信息保护的救济方式,但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的基础理论及实施进路仍需深入探讨。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能够克服私益诉讼中个人与信息处理者实力不对等、维权成本高的困境,也能够弥补行政救济、刑事保护和现有其他公益诉讼的局限性。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应当秉持个人信息保护与数据产业发展相平衡的理念,完善诉讼程序,从而推动形成公共政策乃至社会变革。基于理论、立法、实践的探索,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在具体实施中应着重在适格当事人、诉讼请求、管辖、证明责任、行为保全、判决效力、诉讼费用等方面进行构建。

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损害赔偿规则适用研究

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实践中,存在损害赔偿计算方式单一、损害赔偿与没收违法所得适用混乱、惩罚性赔偿适用态度不明等问题。传统的“差额说”损害论存在局限性,以违法所得计算损害赔偿的方法不具有普适性。以恢复完整公共利益为目标,损害赔偿的范围应包括经济利益与秩序利益、现实利益与未来利益,但不包括民事主体的个体损失。适用惩罚性赔偿具有正当性,但应处理好其与刑事、行政责任之关系。在损害赔偿规则适用中,应引入“动态系统论”这一理论工具,将侵害人主观状态、具体情节、影响后果、获利数额、恢复公共秩序的合理开支、侵害人经济和生活状况作为考量因素,合理计算损害赔偿数额;应平衡罚金、罚款和惩罚性赔偿的数额,明确没收违法所得与损害赔偿的折抵关系;此外还应加强损害赔偿金的管理,保证其用于填补、修复个人信息保护相关的公共利益损害。

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损害赔偿金分配路径的选择研究

为充分实现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对受损社会公共利益的补偿以及对不法行为人的惩罚功能,损害赔偿责任被广泛用于该制度中。鉴于相关法律制度趋于原则性,在加害者缴纳了损害赔偿金之后,司法实践对于该笔资金的使用主要出现了上缴国库以及纳入公益基金两种途径。其中,损害赔偿金上缴国库可能导致不利于诉讼活动开展的局面出现,然而将损害赔偿款纳入公益基金账户有利于发挥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功能,因此应被广泛采用。除此之外,为提升公益基金的实效性,应当构建合理的损害赔偿金基金管理制度。

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损害赔偿请求权研究

为进一步施放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弥补与威慑功能,损害赔偿请求权伊始广泛用于该制度中,然拘囿于法律供给尚有不足,故理论与实务层面龃龉不合。于此,藉由对司法案例梳理及域外经验探察:法定诉权机关可适用损害赔偿,基于行为功利主义及现实需求亦可提起惩罚性赔偿,对于小额分散性相关案件可针对性适用撇去不法侵害请求权。

预防性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的证立及其制度展开

在现代风险社会,司法如何通过制度架构有效预防个人信息公共安全风险是一个重要的法治命题。通过预防性司法制度应对个人信息公共安全风险,既是履行个人信息国家保护义务的主动选择,也是因应个人信息社会公共利益风险治理体系建设的客观需要。预防性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确立需要从现行保护模式入手,公共执法模式与传统诉讼补救模式在个人信息公共安全风险的防控上均存在明显的结构性缺陷,不能对个人信息社会公共利益予以周延保护。为完善个人信息社会公共利益风险治理体系,总体层面应当注重从自我控制到公共治理的转变趋势,并促进保护模式从补偿性到预防性的制度延伸;具体层面需要逐步确立“高风险”的法律基准和检察机关处于诉权主体的优先顺位,以及对诉前程序、证明责任和责任承担方式等方面的具体规则进行调整或更新。

个人信息保护领域检察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研究

大数据时代,涉众型侵害个人信息权益的事件屡屡发生,个人信息大规模侵权问题严重侵害社会公共利益,检察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成为个人信息保护的新路径.目前,个人信息保护检察民事公益诉讼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该领域相关制度规范过于原则,对适用条件、法律责任等尚无明确规定,难以指导司法实践,目前存在损害要件难以界定、法律责任不够明确、调查取证缺乏刚性等难点.应完善检察机关调查核实权,明确侵权人损害赔偿责任,并且与相关行政机关建立个人信息保护协作机制,探索个人信息保护领域检察机关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以震慑功能预防相关犯罪.

检察机关提起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的困境与破解

随着信息化社会发展,我国明确规定了个人信息保护的公益诉讼制度,赋予了检察机关提起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的诉讼资格。但在个人信息保护实践中,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如受案范围模糊、起诉主体范围与顺位不明确、诉讼请求适用不完善等。对此,应当进一步完善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制度,合理拓宽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受案范围。检察机关应当积极能动履职,高质效办理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在案件办理中合理探索适用惩罚性赔偿等诉讼请求。

个人信息保护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检视和完善——基于157份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

数字时代个人信息兼具个体和社会属性,该保护领域已由个人控制转向社会协同共治,具有寻求公益诉讼保护以解决结构性困境的迫切需求。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具有区别其他公益诉讼的独特实体和程序性价值,在程序治理体系中的重要性逐渐提升。基于司法大数据的微观检视,相关司法实践尚面临起诉主体范围狭窄、诉讼请求选择单一和赔偿资金管理不明等具体规范阙短之难题。为优化制度设计,我国应当着力拓宽该制度领域多层次的主体范围,探索多元化的诉讼请求类型,并健全规范化的资金管理机制,以回应纾解信息化时代个人信息保护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