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块链技术应用下个人信息删除权适用挑战与应对

[研究目的]为协调区块链的技术特征与个人信息删除权行使可能产生的矛盾,探求区块链技术、应用实践、法律主体与删除权的融合治理之路,提出区块链场景下保障个人信息删除权行使的具体举措。[研究方法]综合运用比较研究,考量区块链技术理念层面、实践层面、法律主体层面与删除权行使如何协同,从而实现区块链技术与删除权的共生共长。[研究结论]法律解释层面:合理法律解释推动区块链技术应用与删除权相适应;技术层面:寻求删除权“可替代”方案和链上链外双重保障机制;主体层面:区分区块链的用途和类型来确定区块链上个人信息控制者。

论个人信息删除权:特性、困境及完善路径——以新冠疫情防控为视角

个人信息删除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的个人在个人信息处理过程中享有的重要权利.个人信息删除权兼具公私法属性.从新冠疫情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性质以及我国在疫情防控期间出台的相关规范性文件可知,当前的社会状态实质上可以等同于紧急状态.在此社会背景下,将个人信息删除权认定为公法上的权利能够有效发挥防御权、客观法功能,进而通过公权力的保护义务保障个人信息权益.在这种逻辑路径下,通过设立“个人请求-公权力机关通知”的模式,利用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公开个人信息处理标准,完善个人信息删除权的制度设计,解决实践中存在的新冠病毒感染者行权成本高、个人信息处理者义务履行难的问题.

论公众人物的个人信息删除权

在网络空间中,个人信息的广泛传播给信息主体带来了许多困扰。《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四十七条,引入了个人信息删除权,为解决数字技术飞速发展语境下“数字记忆的默认性”与“个人信息的私密性”之间的矛盾提供了重要的司法参照。公众人物在社会上具有知名度,必须牺牲一定的个人信息权益,至少将其生活的一部分暴露于公众的监督之下。然而,公众人物也是社会中的一般自然人,他们也应当享有并受到法律保护的合法权益。即使是公众人物,也不应当完全被曝光在公众视野中。结合欧盟被遗忘权的理论探讨及具体适用案例,通过研究公众人物个人信息删除权与其他权利的矛盾及制约关系,得出界定公众人物个人信息删除权应遵循公共利益优先、相称性、相关性和时限性等基本原则。

反电信网络诈骗中个人信息删除权的实现路径

《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是我国在数字社会中进行前端防控犯罪治理思路的典型转型,其中构建的信息监测共享机制成为政企多方协同治理的范例。该机制授予企业组织一定程度以个人信息工具化利用为特性的用户信息控制权,使得信息主体与信息处理者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张,其结果可能表现为个人信息删除权的被迫落空。在信息监测机制通体流程解构为“信息实名-信息留存-风险信息识别-风险信息核验-风险信息共享-中止服务”的程序链条中,包括安全义务主体、信息处理目的、信息留存时限都与删除权的权利场景不相协调。其疏解路径应当分别从《个人信息保护法》和《反电信网络诈骗法》两法规范体系内进行思考,明确在法理和规范性解释下法定个人信息利用行为对信息删除请求权抗辩的合理性,厘清信息监测共享机制中与义务主体、内容有关的模糊地带,同时对信息留存的时限与方式给予上限性规定,实现两法以个人信息保护为核心的共同意志。

个人信息删除权的实践样态与优化策略——以移动应用程序隐私政策文本为视角

[目的/意义]个人信息删除权对于保护用户个人信息安全、规制运营商信息处理行为、实现用户个人信息自治,具有重要意义。[方法/过程]文章以移动应用程序隐私政策文本为视角,对国内外排名靠前的20款App用户个人信息删除情况进行研究,对隐私政策中个人信息删除权之规定及其问题进行分析,为个人信息删除权的完善提出合理建议。[结论/结果]为了推动个人信息删除权的规范、理性运行,应当在建立健全个人信息删除权相关规定的基础上,确保个人信息删除权的有效性、彻底性和自愿性,消解个人信息删除权的现实难题。

大数据时代被遗忘权本土化的考量——兼以与个人信息删除权的比较为视角

大数据时代的来临给个人信息保护带来了全新难题,网络社会中被遗忘权的价值将日益凸显。目前,我国司法实践审判中已经出现了首个引用被遗忘权进行权利救济的案件,尽管法院讨论的焦点为对一般人格权组成要素的判断,但此案引发了学界对被遗忘权本土化的热议。通过对涉及被遗忘权的国内“任甲玉案”和欧盟“谷歌案”进行梳理,不难发现该案件对于学理研究与司法裁判的推动具有举足轻重的重大意义。同时,从法律法规和网络平台规定两个层面对现阶段我国个人信息删除权的相关规定进行梳理与分析,在对被遗忘权和个人信息删除权两者进行对比基础上,可以进一步探求我国被遗忘权本土化的考量因素及其潜在风险。通过对被遗忘权本土化必要性的考量从而得出“推动现有法律规范实施、谨慎对待被遗忘权立法”的观点,被遗忘权本土化值得我们进一步理性思考。

论被遗忘权与个人信息删除权之差异

随着互联网行业的发展,信息永久记忆带来的诸多问题亟需法律予以规范,欧盟于《一般数据保护条例》(GDPR)第十七条规定了被遗忘权,我国于《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四十七条规定了个人信息删除权。被遗忘权与个人信息删除权虽存在相似之处,但本质上不能等同。通过对比可以发现:在名称内涵上,权利命名体现的人文情感与法律余地不尽相同;在适用条件上,被遗忘权与个人信息删除权的主客观要件规定和权利义务分配有较大差别;在主体关系上,两项权利涉及的主体内容因信息处理过程的差异存在不同界定;在抗辩事由的规定上,二者法律条文的内容存在较大差异。

分析个人信息删除权及其保护路径

个人信息删除权是数字时代下一项时新而亟待探讨的人格权益,如何规定删除权之权利义务,我们已经可以在《民法典》1037条和《个人信息保护法》第47条规定中找到答案,然而仍有诸多概念与问题需要探讨和研究,个人信息删除权概念确定、权利义务主体的界定标准、个人信息删除权与被遗忘权之间的区别、个人信息删除权的保护路径等等。本文将着重从以上几个方面与角度浅析个人信息删除权的具体内容,并深入探讨其具体概念与保护路径,为个人信息删除权之实践建言献策。

区块链技术与个人信息保护法律的冲突及协调路径研究

区块链技术对个人信息的处理并非以完全匿名化的技术措施贯穿全链条网络,区块链技术以节点利用机器算法对个人信息进行去中心化处理为特征,而现行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以个人信息处理者集中化对个人信息进行处理为逻辑,区块链的技术特性及运行逻辑与现行个人信息保护法律的规范逻辑产生冲突。冲突的化解需要在符合区块链技术发展特性的前提下衔接现行个人信息保护法律规范。规范区块链上个人信息处理活动应坚持以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治理为价值面向,区分区块链多方主体参与个人信息处理活动的角色定位与责任分配、明确区块链信息服务者合规义务以及创新区块链监管模式。基于区块链技术优化与相对解释论的立场,构建区块链上更正和删除个人信息的权利体系。根据区块链具体应用实践以及信息服务主体对链上个人信息处理的关键要素有无实际影响力和参与程度,以区块链信息服务提供者为主体构建个人信息处理的分级分类责任体系。

Word2010提高3——标记文档最终状态及删除文档个人信息

和他人合作完成的公文或者著作,一般是由两人或多人完成,然后还要有相关领导或者专家进行审阅,文档的最终版本确定后,可以为文档标记最终状态来标记文档的最终版本,该操作将文档设置为只读,并禁用相关的内容编辑命令。如果希望将文档的电子副本共享给其他人使用,有必要删除文档隐藏的个人信息。这时就要使用到Word的高级功能。

解释论视域下的区块链个人信息删除权

在区块链场域中,个人信息删除权的行使与区块链记录的完整性、防篡改性、可追溯性等原生特性存在实践悖论,往往在技术上难以实现。由于我国现有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并未明确界定“删除”的含义,导致个人信息处理者在回应公民的链上个人信息删除请求时面临多重困境:链上删除存在法律解释难题,其是否与数据最小化原则相抵触,以及链上删除对算力要求过高等。为此,有必要基于解释论立场,以法律规范解读下的绝对删除与相对删除为切入点,多维度解释“链上删除”的含义。通过匿名化处理、断开、限制或屏蔽链上个人信息的访问路径等替代性方案发挥实质性删除效果,抑或从访问控制与链外存储的二元结合、历史记录追溯与特定信息检索的双重满足等方面构建“链上+链外”的个人信息删除权协同保障机制。

个人信息保护的被遗忘权实现

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制定未有实质进展,而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立法所采取的分散立法模式又无法满足公众的个人信息保护需求,且以事后追责的传统侵权法逻辑作为个人信息保护的制度起点难以缓解制度设计与现实需求之间的紧张关系。相比之下,欧盟法制中的被遗忘权制度作为一项制度和实践的创新,不以侵权成立为权利行使条件,对于促进个人信息保护尤其是网络环境下的个人信息保护具有重要意义。从其历史、功能和特质三方面考察,被遗忘权能融入我国法制环境,从而改善我国的个人信息保护状况。在不修改实定法的前提下,应通过司法功能的能动发挥,运用解释、类推等裁判工具"创设被遗忘权"保护个人信息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