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信息处理规则的程序法治

法律要求个人信息处理规则通常应获得个人知情同意。但这既不能彰显个人的自治,也不能有效保护个人信息免遭不公。个人信息处理规则的实质法治,面临着立法者的认知负担过大、用法者的操作负担过大和构成家长主义干预的困境,故应转向程序法治。哈贝马斯的商谈程序法治理论之缺陷一是所预设的独立于政治系统并能对其施加制约的公共领域未必存在,二是国家法未必能够穿透系统的壁垒而左右它们的运作。更为可取的是采纳托伊布纳的商谈程序法治理论,将政治和法律系统难以把握的问题,下放到其他社会系统和非官方组织进行自我规制和自我立法,并由国家法严格规范相关的程序和组织。为了落实这种程序法治,应由各行业组织主持制定有法律效力的个人信息处理规则,由公众代表和专业代表参与制定程序并开放公众参与,并由法院保障个人信息处理规则符合国家立法内容、遵守国家法规定的程序规则。

个人信息处理规则的法律经济学分析

个人信息处理规则是信息保护制度的风向标,反映了制度在信息利用与保护之间的价值偏向。实现个人信息保护与利用的衡平,本质上是追求效益最大化的资源配置问题。法经济学中的边际效益理论以及静态博弈范式有助于对个人信息处理规则的法律效果作出鉴证。通过边际成本收益分析,信息处理规则中对主体、处理者以及信息的分类正视了不同情形下帕累托最优点的差异,提高了资源的配置效率。在静态博弈视角下,信息处理规则的确立规避了信息主体与信息处理者双方消极对立的囚徒困境,促进了信息要素市场的流通。针对实践中存在的一般个人信息保护过度以及敏感个人信息保护不足的问题,应通过动态化信息分类、督促企业数据保护合规等方式予以解决。

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中的个人信息处理规则分析

我国针对个人信息安全保护出台了各种法律法规,其中包括《个人信息保护法》,而个人信息处理规则作为《个人信息保护法》中的关键内容,主要通过法律法规实施强行性规范,对个人信息处理进行了全面化、系统性调整,以此来维护公众的个人信息安全.当前,社会发展方方面面涉及诸多个人信息处理行为,为了在法律允许范围内合理处理个人信息,需要处理者履行好告知同意规则.该规则的实施不能作为民事责任减免的理由,在信息处理过程中受到各种规则的限制.众所周知,个人信息包括多种信息资源,其中包括敏感信息,其功能和目的与《民法典》中的私密信息存在较大差异,除了行政法规有特殊规定外,通常不得处理个人信息中的敏感信息.所以,本文通过概述个人信息处理,探索《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调整范围,并深入分析个人信息处理规则,希望能够为相关人员进一步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论个人信息处理规则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适用

个人信息处理是科学治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关键一环,根据2021年出台的《个人信息保护法》,我国法律将“知情同意原则”认定为个人信息处理规则的合法性基础,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作为原则的例外情形,但并未明确具体适用规则的范围和限度,个人信息处理的相关保障机制缺位。在我国新冠疫情防控期间,违法和不当处理个人信息的问题仍然存在,因此,明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个人信息的保护范围和途径以及知情同意原则的适用范围和条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个人信息主体基础法益的设定与实现——基于“个人信息处理规则”反射利益的视角

我国民法典和个人信息保护法并没有确立“个人信息权”概念,但有关条文使用了“个人信息权益”的概念表述,由此带来了关于“个人信息权益”的理解困惑。从法律实证的角度来说,现行法其实并未对个人信息主体基础法益进行直接确权,而是将其隐含规定在对“个人信息处理规则”为重心的体系设计之中,呈现为一种反射利益意义的基础法益设定。在这种意义上,可以将“个人信息处理规则”视为“以保护他人为目的的法律”。针对个人信息处理规则隐含个人信息基础法益的特点,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还引入了以强化多重治理体系、压实行为主体责任为内容的独特实现路径,具体包括“个人在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中的权利”“、个人信息处理者的义务”“、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法律责任”四个方面的合力。以此为分析,可知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四章“个人在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中的权利”,其所确立的多项个人信息保护权,属于强化治理体系结构中的机制内涵,而不可混同理解为基础法益。这些权利因具有请求权的形式,也称个人信息保护请求权,可以纳入广义人格权请求权的范畴。

我国敏感个人信息处理规则的规范解释与体系构造

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确立了严格的限制性原则与“告知-同意”规则,以期为敏感个人信息提供特殊保护,是对域内外立法的一种突破。但其在规范体系上仍然存在诸多不足之处,需要进行调适。在具体路径上,可运用民事权益位阶理论、隐私合理期待理论建构“特定的目的”与“充分的必要性”的限制性规则,合理限缩其适用范围。课以信息处理者“提示或者说明义务”。除例外情形,敏感个人信息的处理应以信息主体的“书面同意”为原则。敏感个人信息处理规则设置理念由“告知-同意”转向“风险预防”,可创设递进式应对方案予以回应。“告知-同意”规则呈现受限态势,应以限制性原则对“告知-同意”规则进行补强。敏感个人信息影响评估模式实现了由单一评估模式向复合评估模式的转变,需建立规范协调制度以消解由此引发的系列问题。

重思个人信息权利束的保障机制:行政监管还是民事诉讼

个人在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中的权利,包括知情、决定、查阅、复制、删除、可携带等权利的集合,是立法为个人配置的个人信息权利束。这些权利并非个人民事权利的逻辑延伸,而是国家为了履行个人信息保护义务,通过制度性保障赋予个人的工具性权利。这些工具性权利与个人信息处理规则在内容上同构,二者共同构成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制秩序。以行政监管为中心对个人信息权利束进行保障,是个人信息保护法内在逻辑的必然要求,其能够更高效地规制个人信息处理活动,更有效地实现保障个人信息权益和规范信息处理活动的双重目标。以行政监管为中心,并不排斥民事诉讼等私法救济途径。如果违法处理个人信息的行为在侵害个人信息权利束的同时,也侵害了民事实体权益,个人可依法提起侵权之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