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信息法律保护体系的建构:以信息界定与分类为前提

个人信息保护法律规范体系的建构以对信息的界定与分类为前提。通过对信息界定方式的梳理得出传统“可识别性”界定标准出现缺陷,需要以“情境说”理论进行优化的结论。在此基础上,形成以信息的敏感性为核心的“敏感信息与一般信息”二元分类模式。信息界定标准与分类前提确立后,才得以建构个人信息法律保护的体系。在法律保护体系内部,尤其注重对敏感信息的保护,通过对信息敏感层级的划分,形成民、行、刑三方为主导的多元保护模式。

个人信息保护视域下ChatGPT的法律风险及其治理

在ChatGPT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的背景下,需要正视其引发的个人信息保护风险,促进技术与法律的融合。ChatGPT的广泛应用可能冲击个人信息保护原则,侵犯个人信息权益,引发个人信息的泄露风险。对此,通过检视、反思既有的法律规范与规制手段,需要在理念与制度两方面展开治理。在理念层面,不应盲目禁止ChatGPT,而应积极应对个中风险,促进个人信息保护与处理的平衡,实现个人信息的场景化保护;在制度层面,应实现ChatGPT的综合治理,打造基础性立法与专门性立法相结合的规范治理体系,形成覆盖研发者、运营者、使用者的全流程产业治理体系,以及政府监督与行业监督联通的监管治理体系。

征信体系建设下个人信息保护的进路研究

目前,我国征信体系在社会多个领域实现了覆盖且仍在深入。为弥补“结果保护”理念引发的个人信息收集与共享泛化、个人信息处理规则透明度较低等缺陷,应引入“过程保护”理念,明晰个人征信信息收集、共享的范围,加强有关征信规则的有效应用。同时,要统筹个人征信与失信惩戒的体系建设,明晰个人征信信息侵权赔偿的认定标准,进而实现对个人信息的有效保护。

劳动者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问题探讨

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用人单位对劳动者个人信息的监控和收集条件越来越便利,一而再,再而三地突破了时间和空间限制,入侵劳动者个人领域,影响劳动者的正常生活与发展。劳动关系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受到传统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制度的局限性等一系列原因的影响,企业对劳动者的侵犯愈演愈烈。现阶段我国高度注重个人信息的保护,并已经形成了社会共识,国际上劳动者个人信息的保护也深受重视,因此我国有必要加强对劳动者个人信息权益的保护,完善相关立法。基于此,本文结合劳动者个人信息权的基本理论和劳动者个人信息保护的现实问题进行,以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为背景,结合域外立法经验,深入分析了我国劳动者个人信息保护制度存在的不足以及完善方法。

论敏感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机制优化——兼评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相关条文

在信息化已成为当今时代潮流的背景下,侵犯敏感个人信息的案(事)件频发,但依照现行法律法规却难以有效规制。我国刚颁布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在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地区)的先进法律保护机制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在立法理念、界定标准、保护机制等方面有所发展和突破,对敏感个人信息特别关注,不过在具体法律条文上还有完善的空间。建议从进一步划分敏感信息类别、强化信息主体的权利、细化信息处理者的义务、建立惩罚性赔偿制度以及引入独立的第三方监管机制的路径出发,优化完善敏感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机制。

个人信息保护法律本体模型构建

个人信息保护是时代数字化发展的重要议题。在人工智能辅助裁判的背景下,司法保障的关键是个人信息保护案件的裁判公正与审判效率之间的协调。法律本体模型是连接法律知识和人工智能裁判之间的桥梁,是法律知识的计算机化,是人工智能辅助裁判的底层逻辑。因此,对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律规范解构,在此基础上,构建个人信息保护法律本体模型,实现个人信息保护领域法律知识的组织和表示。挖掘个人信息保护法律本体模型在司法保障中的应用场景,从法律咨询的可靠度、量刑辅助的准确度和类案推荐的相关度等三方面保障个人信息保护案件的裁判公正。

法秩序统一性视角下“守门人”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的完善

《个人信息保护法》是我国首部专门规定“守门人条款”的法律,其创新性的一个突出表现在于,相较于美国和欧盟,该法第五十八条“守门人条款”是一种由单个领域向平台治理延伸的“综合式守门人”制度。然而,该法施行仅一年有余,不仅需要厘清“守门人”的主体范围,擅自向他人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未尽到合理审查义务和过度采集、存储、使用公民个人信息等行为的边界,以及“守门人”监管义务的限度,而且亟待在法秩序统一性视角下理顺“守门人”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责任体系,为“守门人”使用个人信息提供明确指引,防范相关刑事法律风险。目前此领域的专门研究较为鲜见。未来我国须加强“守门人”监管责任的刑事激励,发挥行政和解制度的前置分流作用,从而实现对“守门人”刑法规制与保护的动态平衡。

论App用户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

近年来,App应用市场发展迅速,通信、支付、购物、娱乐等App已成为人们必不可少的生活工具,随之而来的就是用户个人信息泄露问题突出:用户个人信息被App过度收集和使用;App软强制用户同意隐私和用户协议;App后台收集用户个人信息,未保障用户选择权、知情权;因信息泄露而导致的悲剧频发。结合目前App用户个人信息法律保护问题,提出了如何保护App个人信息安全,构建以个人信息保护法为核心的法律保护体系;强化行政保护,建立专门个人信息监管保护机构;优化App服务,保障用户选择权、知情权;强化刑法保护,细化入刑和量刑标准,扩大承担刑事责任的主体范围;提高全社会个人信息保护意识,建立以专门机构为主、公众广泛参与的监督制度。

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的权利基础探究

2021年8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出台,表明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已初步形成,探寻何为该体系的权利基础具有了现实的意义和时间的紧迫性。大数据时代的背景下,个人与信息处理者对话和谈判力量悬殊,对个人信息保护应当采取更为强力的权利模式。然而目前民法学界提出的个人信息权与民法既有的概念存在张力。因此,应当依循《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中“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的立法提示,连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的人权条款、人格尊严条款、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条款,通过宪法解释的方式对个人信息受保护权予以确认,明确个人信息受保护权是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的权利基础。

基于人脸识别技术的公民个人信息法律保护探究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人脸识别技术因为具有优化用户体验设计、提高安全认证效率等优势,得到迅速普及,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也对公民的个人信息保护构成挑战。这表现在存储安全性不足、隐私权存在被侵犯风险、监管机制滞后、法律适用范围不明确等方面。基于人脸识别技术的公民个人信息法律保护措施:(一)建立健全数据存储安全标准;(二)明确隐私权保护指导原则;(三)强化监管机构的技术能力和资源;(四)明确法律适用的具体范围和条件。

电子商务背景下消费者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

消费者使用电子商务平台购物过程中,个人隐私和信息极其容易泄露,甚至可能被用于非法行为,如金融诈骗、窃取银行账户资金等。因此,电子商务行业的迅猛发展,一方面给人们购物带来极大便利,另一方面由于当前信息保护机制的欠缺,人们在电商平台购物过程中消费隐私泄露问题日益严重,给当前的法律和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新的问题和挑战。

数字人民币试点中的个人信息法律监管

自2021年中国人民银行开展试点数字人民币工作以来,在技术创新和市场需求共同作用下,法定货币数字化将对我国金融制度和结算体系产生重要影响。但是,在提高交易效率、节约交易成本、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同时,也产生了诸如个人信息泄露的金融风险,例如:监管层的信息泄露与权力滥用风险、交易层的信息处理风险以及应用层的交易信息泄露及二次侵权之风险等。金融监管一直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核心途径,能够有效弥补法律法规出现的供给制度不足。为此,应当及时在立法层面完善制度机制、采取先进的监管科技手段、改良知情同意规则等,最终为国家层面提供良好的制度借鉴与实践基础。

个人信息法律保护理论之反思

为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规范体系、制度体系,必须完成对已有个人信息法律保护理论的本土化改造。对个人信息出场范式及其外延的审视,改变了传统的个人信息法律保护视角,丰富了个人信息的权能谱系,有助于系统化重塑个人信息的法权结构。对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绝非是基于救济个人信息被非法收集和使用时可能产生的权益损害,而是在于“可识别特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上蕴含着某项独立的人格权益。立法上个人信息与个人信息数据的模糊处理可能导致权利设置的偏差。为个人设定一项积极的支配性权利并不能让个人信息得到有效保护,无法满足社会发展的要求。正面设权的方式并不适用于对个人信息的保护。

网络风险背景下儿童个人信息保护研究

自我保护意识不足、大数据的挖掘特性等因素让儿童在互联网中面临个人信息泄露、潜在算法歧视、身心受挫等风险。究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现行儿童个人信息保护机制仍存在法律法规尚不完善、监护人同意制度流于形式、网络平台鲜少采取主动保护措施等问题,亟须政府完善制度设计与落实、网络平台建立全链条儿童保护机制、家庭加强网络教育,多方共同建立完备的法律保护体系。

公民个人信息保护领域的检察公益诉讼实践与优化——以未成年人敏感信息为例

大数据时代给人类社会带来前所未有的变革和冲击,被巨大风险裹挟的个人信息也亟待法律的保护。然而,由于前置性法律的缺失以及信息管理机制的不完善,导致刑法被作为个人信息保护的廉价工具,刑法的功能定位也被模糊化。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明确刑法的边界,严格把控刑事制裁标准,慎用刑罚。同时要完善社会公共服务和管理措施,构建一体化的个人信息法律保护模式。

个人信息法律保护的现实困境与路径优化

随着互联网飞速发展,个人信息呈现出了高度的敏感性和价值多元性的特点。个人信息既与人格尊严密切相关又具有极高的商业价值,与公民的人身权和财产权息息相关。如何保护个人信息安全已经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一个重要问题。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保护个人信息,保护公民的隐私权,有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加大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是大势所趋。

消费者个人信息保护在电子商务领域的困境及完善建议

近几年电子商务飞速发展,大数据应用作为开启电子商务新时代的关键,在给人们带来便利条件的同时也是一把双刃剑,对个人信息保护造成巨大威胁。由于消费者个人信息具有重要的财产价值,因此个人信息的人身性和财产性在电子商务领域体现得更加明显。因此,电子商务背景下的个人信息保护,既是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也是促进电子商务领域健康发展的需要。本文通过揭示目前消费者在电子商务领域个人信息遭受侵害的主要表现,就目前个人信息保护在电子商务领域的困境作出分析,结合域外个人信息保护对我国的启示,分别从个人信息类型化区分、优化信息收集阶段消费者个人信息的告知同意规则、明确商家义务这三个方面对个人信息保护的完善提出建议。

违法处理消费者个人信息行政处罚的法律适用研究

数字经济时代,消费者的个人信息权益无疑是消费者权益的核心内容之一。在执法实践中同一侵犯消费者个人信息安全的违法行为可能适用多部法律调整,而不同的法律存在处罚力度上的巨大差别,因此监管部门在法律依据的选择适用上就存在难题。在涉及消费者个人信息安全的案件中选择正确的法律适用依据,需要围绕消费者的身份属性展开,明确《个人信息保护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不同侧重点下保护的法益,厘清法律适用的争议。市场监管部门作为监管的责任机关,应当准确适用法律依据,提高监管效率,加大行政监管的力度。

《民法典》视域下的手机APP个人信息保护机制研究

本文围绕《民法典》视角下的手机APP个人信息保护机制展开讨论。首先分析了《民法典》中有关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框架,重点关注个人信息权益保护、数据处理主体责任等规定。接着对手机APP个人信息保护现状展开分析,涵盖信息收集、安全保护、用户权益等方面存在的问题。然后阐述了《民法典》对APP个人信息保护的实质影响,包括加强法律规范、提升用户权益保护等方面。

数字治理中的个人信息保护制度建设: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

近年来我国积极推动个人信息保护立法,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在数字治理领域仍然存在着许多不足。不同于常见的法学领域的研究,本文构建出一个较为全面的分析框架,将数字治理中的个人信息保护制度划分为法律层面、行政层面和治理主体层面三个维度,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制度发展的成果和问题进行了分析。在制度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就数字治理中的个人信息保护制度的完善提出了政策建议:首先,要推进立法精细化,注重行政法规和行政诉讼,坚持严厉问责,完善救济渠道;其次,要建立强力的个人信息保护监管机构,增强技术标准的强制力和约束力;最后,要完善公民的参与机制和维权制度,鼓励社会组织积极参与个人信息保护工作,实现数字治理中的个人信息保护工作中的协同治理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