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解除刑罚事由”制度探究

晚近以来出台的几个刑法修正案和司法解释显示,"个人解除刑罚事由"制度正在我国被不断适用。对于法律作这种制度安排的理论根据,域外刑法学者提出了"奖励说"、"刑事政策说"、"刑罚目的说"、"违法性减轻说"等几种学说。我国之所以大量适用这种制度,是因为该种制度具有符合社会现实需要、彰显刑法谦抑主义、顺应轻刑化的历史潮流、契合恢复性司法的时代脉搏等价值。要使该种制度真正发挥其积极作用,就既要弄清我国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关于该制度的具体规定,又要对该制度存在的缺陷进行具有针对性的弥补。

“法益恢复现象”:适用范围、法理依据与体系地位辨析

当前,"法益恢复现象"的概念运用比较混乱、尚未形成规范的话语体系,出罪化的法理依据众说纷纭,体系地位模糊不清。将"法益恢复现象"中的前行为限制在"轻微罪行"、将侵害法益限制在特定法益的观点并不完全妥当。"法益恢复现象"出罪化的法理依据在于报应刑和预防刑的缺失,而"违法性减轻说""违法性消除说"混淆了犯罪既遂成立的时间节点,引发了犯罪构成体系的逻辑混乱;"法益保护的可逆性路径""恢复性制裁的法理"混淆了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的界限,均不宜作为"法益恢复现象"出罪化的法理依据。关于法益恢复行为的体系地位问题,"刑罚论组成部分说"相对更为合理,但该说应当对在构成犯罪的情况下不追究刑事责任是否违反《刑法》第3条前半段的规定作出合理解释。

“法益可恢复性犯罪”概念之提倡

停止于既遂形态的犯罪行为,虽无回溯中止的可能,但尚存经由"法益恢复"路径得以轻刑化甚或出罪化评价的机会,相关法律文本对此命题已经进行个别化的确认。对于"法益恢复"现象的解释,"特殊中止说"回避了犯罪既遂"构成要件齐备说"的通说观点,否定了犯罪既遂标准多样化立法权力选择的正当性。"个人解除刑罚事由"存在基础理论薄弱、范畴局限和类型化区分不足的弊端,科学性不足。依托类型化思维工具,"法益可恢复性犯罪"的概念抽象、条件判断及其从宽评价,在报应主义和功利主义惩罚根据的双重视域均得自洽,在法益保护可逆性路径以及恢复性制裁的论证视域理由正当,且系刑法从宽事由体系的有益补充,宜作为"法益恢复"现象轻刑化或出罪化评价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