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妮诗歌的社会敏感性——“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超然放逐

王小妮属于坚守"自闭"写作、反力写作等个人体验书写的诗人,但从朦胧诗潮起她并不缺少介入时代的"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诗歌想象维度,以此使其诗歌写作达到互补性对话和平衡。王小妮对社会的关注是自我意识观照他物的表现,体现在诸多方面:善恶互溶的宽容而疼痛的体味他者,久居城市的人赞美乡村而指责城市现代化的弊病,批判乡村在金钱笼罩下人发生的异化,在体制外以去意识形态的姿势植入社会批判。同时,社会敏感性写作能够拉近现代诗与读者的间距,为诗歌写作如何获具时代性指明通途,平衡了"自我"与读者、社会的关系,具有极高的诗学意义。

论王小妮诗歌写作的社会敏感性——幽婉游移的“个人化历史想象力”

总体观之,王小妮属坚守"自闭"写作、反力写作等个人体验书写诗人。自朦胧诗潮起,并不缺少介入时代的"个人化历史想象力"诗歌想象维度,诗人与社会的对话及对社会的审视使诗歌写作达到互补性对话与平衡。王小妮关注社会是自我意识观照他者的表现,以中国经验写作为主体体现在诸多方面:善恶互融的宽容而疼痛地体味他者,久居城市之人赞美乡村而指责城市现代化弊病,批判乡村人在金钱观诱导下发生异化,在体制外以去意识形态姿势植入社会批判。

贾樟柯“故乡三部曲”中个人化历史记忆的影像建构

贾樟柯以故乡为背景,拍摄了“故乡三部曲”系列电影,这三部电影的社会背景是20世纪70年代末至21世纪初这段历史时期。从个人的生命经验出发,贾樟柯在影片中展现了社会转型时期山西小县城的历史变迁图景,反映了社会转型过程中小县城中小人物的生命体验和精神世界。在“故乡三部曲”中历史成为背景,贾樟柯对那段历史的表达带有个人的生命印记,在影片中进行了个人化历史记忆的影像建构,重建起历史的民间记忆。

论70后诗人的个人化历史想象力——以黄金明、陈计会和吴作歆为例的考察

个人化历史想象力并非60后诗人写作中的特殊现象,这种话语策略在同样人到中年的70后诗人的诗作中也时有闪现。三位广东70后诗人黄金明、陈计会和吴作歆,并没有始终在本体化的不及物写作中画地为牢,他们有时也能走出不及物的牢笼,直面个人生活与社会现实,对已过去和正在发生的中国当代历史展开想象。从纸上建筑到后现代话语幻象,从此时此地的地方志对国族热情的消解到社会历史现场的知识生产,他们处理当代生存经验的方法和过程,就是他们的想象力如何与社会历史遭遇、缠斗的方法和过程。他们的个人化历史想象力不是装饰性而是结构性的,他们与社会历史缠斗时的成功与失败表征着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可能和局限。

90年代诗歌的历史意识与历史意象辨识

8 9年被认为是当代诗歌的重要关口 ,之后的 90年代诗歌在转型的过程中现出种种变式 ,在 90年代的诗学立场及诗歌纪事中 ,历史意识和历史意象在共同的历史境遇中得以凸显。本文着重从叙事的角度出发 ,从历史的个人化与当代化角度剖析历史意识的存在形式 ,同时 ,在狭义的历史意象逐渐淡出的当代诗坛 ,90年代诗歌又为历史意象赋予了新的意义。历史意识与历史意象的合力造就了 90年代诗歌“永不终结的现实”。

想象与记忆的重奏:葛亮的南京书写——以《朱雀》为例

青年作家葛亮的小说《朱雀》,以异乡人许廷迈的"中间人"身份展开了对南京城时间和空间的悠远想象,同时,也借助其味觉的苏醒和地理坐标的镶嵌讲述了对南京城这一"家城"的温馨记忆,作者试图在历史的记忆和青春的想象之间,完成其个人化的城市书写,写下属于他这一时代的南京叙事。

让审美与生存互赠沉重的尊严——陈超诗学理论探赜

陈超作为优秀的诗歌评论家和诗人,诗和论相结合构成了陈超诗学的独异特性。在30余年的诗歌评论生涯中,在对新生代诗歌的深度阐释和对先锋诗潮的持续关注中,陈超形成了具有建设性和引导性的诗学理论体系。在此体系中,主要有四种诗学命题相互扭结互为支撑,即：＂语言言说＂、＂生命诗学＂、＂诗化哲学＂以及以＂个人化历史想象力＂为特征的＂求真意志＂。通过对其诗学体系中的四大命题进行深入阐释,可以窥视陈超诗学理论这一有机整体。

对《红楼梦》戏曲改编的覃思

《红楼梦》成书不久,便有学者把它改编成戏曲。把《红楼梦》改编为戏曲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把小说改编为戏曲必须克服几个障碍:小说语言的空灵性和戏曲造型的定型性大相径庭;小说第三人称的巨大视野和心理描写与戏曲的第一人称自述霄壤之别;小说在时空上的广阔性和戏曲舞台的狭窄性判若天渊。要使二者完美融合起来,解决之道是戏曲的美的造型可以缓解小说的空灵性;戏曲的"旁白""二丑"艺术可以弥补第一人称所带来的局限性;戏曲的虚拟性(假定性)可以弥补舞台的狭窄性。虽然不能全部解决,但总可以部分缓解。《红楼梦》戏曲的病灶在于:一是把历史和文学作品过于道德化。道德原则让位于历史原则,太强的道德原则必然带来强大的批判性;二是把社会教化功能中的历史罪过个人化。历史进程、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在社会的发展中负主要责任,个人责任是次要的。如果太谴责个人,把历史罪过完全归罪于个人,把历史进程、制度、文化的责任淡化,这样历史的本质就显露不出来。解决之道在于以全新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的更新来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