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阿诺德“去个人好恶”的文学批评原则

本文以评介马修·阿诺德的批评理论为中心讨论了文学批评的原则、西方和中国的批评实践、两希传统对西方批评的不同影响以及现当代多元文论语境中批评的特点和问题,并肯定了阿诺德对批评的客观性和公正性的追求。

文艺界的领导不能以个人好恶为标准

红线女说:我曾看了话剧《狗儿爷涅(般木)》,觉得很好,但听说因为有人说这出戏有问题不能评奖.我希望文艺界的领导不但要有水平和敬业精神,还要重视人民赋予的权力,对文艺作品要公正、实事求是地判断,不能以个人的好恶为界限.

《个人信息保护法》视角下的隐私保护方法设计研究:隐私告知及其对隐私不确定性的影响

要确保社会稳定和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强移动应用(App)的个人信息保护至关重要。本文以2021年11月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作为缓解用户对个人信息被收集、使用与保护的不确定性的突破口,展开隐私保护方法设计研究。总结归纳《个人信息保护法》中App服务商需要告知用户的隐私相关信息,理解用户对这些隐私相关信息的偏好,据此提出并设计App下载阶段面向用户的隐私告知方法,并通过基于插图的实验方法展开三项研究,系统探究用户在App下载阶段感知的隐私不确定性,以及隐私告知对用户隐私不确定性和App下载意愿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在中国App应用中,用户普遍存在隐私不确定性,且用户感知的隐私不确定性具有情境依赖性,即在信息敏感度更高的移动应用环境下,用户感知的隐私不确定性更高。本文提出的隐私告知能够有效缓解用户感知的隐私不确定性,并且显著缓解隐私不确定性对App下载意愿的负向影响。

基于个人健康记录的全程管理模式干预对老年糖尿病患者的效果评价

目的 分析基于个人健康记录(PHR)的全程管理模式干预对老年糖尿病患者认知水平、心理痛苦、自我管理行为、生活质量及血糖、血脂的影响。方法 将100例老年糖尿病患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成常规组和干预组,各50例。常规组患者采用常规管理措施进行干预,干预组患者采用基于PHR的糖尿病全程管理模式进行干预。两组患者均干预6个月,各失访1例,最后分别纳入49例患者。干预前后采用自制糖尿病认知问卷、糖尿病痛苦量表(DDS)、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行为量表(SDSCA)、生存质量特异性量表(DSQL)评定两组患者认知水平、心理痛苦、自我管理行为、生存质量,比较干预前后两组患者血糖、血脂水平。结果 干预后,两组患者糖尿病认知水平均优于干预前,且干预组优于常规组(P<0.01)。干预后,两组患者DDS、DSQL各维度评分均低于干预前,且干预组低于常规组(P<0.05或0.01);两组患者SDSCA各维度评分均高于干预前,且干预组高于常规组(P<0.05或0.01)。干预后,两组患者空腹血糖、糖化血红蛋白、餐后2 h血糖、总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三酰甘油水平均低于干预前,且干预组低于常规组(P<0.01);高密度脂蛋白水平高于干预前,且干预组高于常规组(P<0.01)。结论 基于PHR的糖尿病全程管理模式不仅有助于提升老年糖尿病患者的认知水平,缓解其心理痛苦,增强患者自我管理行为,提升患者生存质量,还能够改善老年糖尿病患者的糖脂控制情况。

论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主体的范围与顺位

自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在我国开展以来,理论界与实务界就对该类诉讼的起诉主体存在较大争议,分歧主要集中在范围界定与诉权顺位两个方面。《个人信息保护法》第70条虽然对该类诉讼的起诉主体作了规定,但主体范围不明以及诉权顺位不清的问题仍未得到彻底解决。要正确实施该制度,应否定“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的起诉资格,扩张“法律规定的消费者组织”的范围,明确“由国家网信部门确定的组织”的条件,并以《民事诉讼法》第58条及不同类型民事公益诉讼之间的关系为依据,厘清不同起诉主体的诉权顺位。当受侵害对象为普通公民时,应尊重检察机关民事公益诉权的补充性,将“国家网信部门确定的组织”的起诉顺位置于检察机关之前;当受侵害对象为众多消费者时,应考虑到受侵害对象的特殊身份,依次由“法律规定的消费者组织”“由网信部门确定的组织”和检察机关行使起诉权。

金融知识、风险态度与个人养老金参与行为

在我国全面推行个人养老金制度的背景下,居民对个人养老金的有限参保抑制了制度的实施效果。运用2023年对西安市居民的网络问卷调查数据,本文实证研究了金融知识、风险态度对居民参与个人养老金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金融知识能够增加居民对个人养老金制度的了解,增进对制度的信任,提升投资能力,推进居民对个人养老金的参与行为;风险态度是居民参与个人养老金的重要因素,风险偏好的居民对不确定性有更强的承受能力,对投资损失有更高的乐观程度,更积极参与个人养老金。风险态度部分传递了金融知识对个人养老金参与行为的影响,金融知识可以使居民对风险做出正确预判,减少对风险的排斥,提高风险偏好程度,从而激励居民参与个人养老金。此外,金融知识、风险态度对居民参与个人养老金的影响在学历和收入方面存在异质性。提供通俗易懂的养老金融知识和个性化的风险投资服务,推动“个人养老金进万家”活动,打造定制化的风险投资指导方案是激励居民参与个人养老金的重要举措。

个人养老金税收优惠政策何以可为?——来自美国、德国和澳大利亚的经验与启示

发展个人养老金是健全养老保险体系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重要举措,而灵活高效的税收优惠政策则是推动个人养老金制度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要素。虽然近年来我国制定了个人养老金税收优惠政策,但是仍存在诸多问题,严重掣肘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高质量发展。基于文献研究法、比较分析法对美国、德国和澳大利亚等典型国家个人养老金税收优惠政策的主要实践、基本特征、实施效果以及对中国的启示等重要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研究发现,经过数十年的积极探索,美国、德国和澳大利亚逐步建立了灵活高效的个人养老金税收优惠政策,主要体现在激励方式灵活多样、政策制定立法先行、政策调整循序渐进、关注低收入群体的需求以及鼓励以家庭为参保对象等五个方面,有效推动了其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发展与成熟。不过,这些典型国家个人养老金税收优惠政策在取得瞩目成就的同时,仍然面临对低收入群体的吸引力不足等现实困境。结合典型国家的有益经验和深刻教训,对我国个人养老金税收优惠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剖析,并提出更具针对性的见解,认为我国个人养老金税收优惠政策应当从四个方面作出改进:一是引入多种税收优惠模式,增强政策的吸引力;二是凸显税收优惠政策的精准性,助推优惠资源向低收入群体倾斜;三是提升税收优惠政策的灵活性,鼓励个人合理配置税收优惠额度;四是税收优惠政策应支持以家庭形式参保。

权利树:个人信息权益的理论重述

近年来,“个人信息权益”相关学说迭出,但在“个人信息权利还是权益”“个人信息权益是公法权利抑或私法权利”以及“个人信息权益如何构造”等问题上分歧重重。面对争议,无论是归纳路径的“实质主义权利建构”,还是演绎路径的“形式主义权利建构”,均难以达成普遍共识,类比路径的“法律隐喻权利建构”则为我国个人信息权益体系开辟了新的方向。在各种权利隐喻中,权利树模型以“根系、主干、主枝、侧枝、树叶”为形,以“自相似性”为理,融个人因素和社会因素、一般规则和特殊规则为一炉,描摹出基于《个人信息保护法》的“个人信息权利树”。其中,个人信息权利树的“根系”为不可见的宪法性权利;“主干”是个人信息知情权、决定权;“主枝”分为“面向私主体的个人信息权益”和“面向国家机关的个人信息权益”;“侧枝”包括分层的个人信息权利群;“树叶”则是依附于个人信息并与人身、财产相关的法益。“个人信息权利树”不但妥善弥合了既有学理分歧,而且为个人信息权益的未来成长奠定了理论之基。

个人破产法的范畴厘定与误区纠偏

个人破产法之“个人”是与企业法人相对应的概念,个人破产法可以弥补我国破产法律体系之现有缺陷,但不宜再区分商自然人与消费者立法,而是应当采一般破产主义,制定统一适用于所有自然人的个人破产法。个人破产制度的发展经历了从破廉耻到破耻辱观的进步,但破产本身也非光彩之事,破产的结果或多或少应该给予有关方面一个教训而不是褒奖。个人破产程序不限于破产清算,还包括重整与破产和解程序,但破产清算与重整程序之间的差异在缩小,彼此在无意中有走向趋同的态势。破产免责已经成为现代个人破产法的标配,我们宜选择裁定许可免责而非自动免责的模式,同时,破产免责有着内在的“逃废债”规制和债务治理逻辑,并非所有债务人都能获得免责,也并非获得免责的债务人能够被免除所有负债。

生成式人工智能个人信息安全挑战及敏捷治理

生成式人工智能秘密收集个人敏感数据,冲破“知情同意”原则和“最小必要”原则的限制,或将使信息关联违法高发。生成式人工智能信息收集行为主动、收集内容全面、泛化能力强劲,对“知情同意”原则和“最小必要”原则带来严重挑战。宏观层面,我国现有民事法律无力于数据安全治理,刑事法律缺乏明确的违法计量标准,由行政法规挑起数据法治大梁。微观层面,我国现有法律规范体系对被侵权人加以不合理的举证义务,司法救济路径单一,不利于权利救济。选择风险控制路径,从算法协议透明化、治理场景化和多方位协同化应对信息关联违法等方面展开制度构建,引入个人敏感数据单独监管制度和预防性公益诉讼制度破解该困局。

个人养老金:政策认知与居民参与行为

个人养老金制度在我国已试点实施一年,研究居民的参与行为有助于推动该制度的全面实施。本文基于对西安市1475位居民的问卷调查,探讨了政策认知对居民参与个人养老金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政策认知对居民参与个人养老金的行为有重要的影响,居民对个人养老金相关政策规定越了解,越可能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这一结果具有稳健性。异质性分析显示,对个人养老金相关政策规定的了解更能促使女性、身体健康状况较好以及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居民做出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的行为决策。机制分析表明,居民对个人养老金相关政策规定越了解,其对个人养老金的福利效应就越认可,对这一制度也越信任,从而越可能参与个人养老金。

论企业合规改革中的个人模式与组织模式关系

在单位犯罪归责理论中,个人模式最大程度地契合了传统刑事责任理论,但其理论缺陷也较为明显,即无法适用于大型去中心化的现代企业,可能造成企业责任的严格化。组织模式充分契合了现代化的组织特征,对于激励企业合规也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倡导组织模式不意味着对传统责任理论的摒弃,强调组织体绝对独立性的观点并不值得提倡。更合适的理论方案是,将个人模式与组织模式进行有益调和。如此,一则维持了传统刑事责任理论,不至于突破传统刑法;二则充分结合了现代组织特征,具有更强的合理性;三则有利于激励企业合规,以实现国家规制与企业自治的二元共治。

个人信息保护视域下ChatGPT的法律风险及其治理

在ChatGPT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的背景下,需要正视其引发的个人信息保护风险,促进技术与法律的融合。ChatGPT的广泛应用可能冲击个人信息保护原则,侵犯个人信息权益,引发个人信息的泄露风险。对此,通过检视、反思既有的法律规范与规制手段,需要在理念与制度两方面展开治理。在理念层面,不应盲目禁止ChatGPT,而应积极应对个中风险,促进个人信息保护与处理的平衡,实现个人信息的场景化保护;在制度层面,应实现ChatGPT的综合治理,打造基础性立法与专门性立法相结合的规范治理体系,形成覆盖研发者、运营者、使用者的全流程产业治理体系,以及政府监督与行业监督联通的监管治理体系。

个人信息的内生安全机制及其实现

个人信息处理的技术性、隐蔽性,使自上而下的“命令式”监管范式失效。数字时代,个人信息治理的重点是防止个人信息处理者滥用数据权力威胁国家安全、盘剥和操控个体。为有效控制数据权力这一风险源,国家应当督促个人信息处理者建立健全涵盖制度保障、组织程序保障的个人信息内生安全机制。通过监管激活个人信息处理者内部的自我规制机制,增强其内部的组织控制和行为规范化程度,消减个人信息处理的负外部性,实现个人信息处理的正和博弈。通过监管督促个人信息处理者强化内部治理机制,严格落实个人信息保护影响评估制度,遵从“三同步”要求将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的各项义务嵌入产品“代码”中,防控个人信息处理过程中妨害个人自主性、减损人格尊严的风险。

敏感个人信息保护视阈下平台企业数据合规制度要论

敏感个人信息承载了更高的人格尊严,需要法律对其倾斜保护;平台企业履行数据合规义务,是保护敏感个人信息的关键所在。我国平台企业数据合规制度仍然存在着敏感个人信息数据处理风险评估制度难以落地、敏感个人信息数据处理的外部监管制度设计不足、平台企业数据违规的行政责任失之过轻等问题,为完善平台企业数据合规制度以切实保护敏感个人信息,应健全基于敏感个人信息保护的数据风险评估制度。同时确立综合的专职性平台企业数据合规监管机构,严格平台企业数据违规的法律责任。

个人养老金制度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结构方程模型

个人养老金制度作为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顶层设计中的一个重要制度安排,是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22年末制度落地以来,公众参保意愿不强,市场观望情绪浓厚。基于对全国个人养老金制度试点城市开展的问卷调查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系统分析个人养老金制度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和相关影响机制,发现该制度的参与意愿与居民的年龄段、居住城市、工作状况及家庭金融资产规模紧密相关;认知水平和制度信任对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会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进而影响参与意愿,而机制建设并非影响参与意愿的显著因素。建议个人养老金制度针对特定人群进行重点宣传,放宽提取要求,建立产品准入和退出制度并促进信息披露标准化。

数字经济时代个人信息法律保护的困境与思考

随着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公民个人信息遭到泄露等不法侵害屡有发生。我国立法在个人信息保护领域有所欠缺,相关部门对其监管不到位,公民维权困难。此外,由于个人信息权属界定不明,个人信息热点问题在立法上回应较为模糊,以及现行相关法律的救济手段尚不足以完全解决纠纷,影响了实践中个人信息的保护效果。为此我国迫切需要细化并完善个人信息保护法律,并加强对个人信息处理全过程的监管,进而构建具有多样化的救济渠道,为保护公众的个人信息合法权益提供法律保障。

优化我国养老金制度体系: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发展定位

我国已初步建成了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制度,但该制度尚未实现规模化发展。分析现行养老金制度体系面临的现实困境后发现诸多问题,如第一支柱可持续性面临挑战,第二支柱发挥的作用有限,养老资产规模不足等。个人养老金制度对于优化我国养老金体系具有关键作用。据此,明确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发展定位,包括完善三支柱养老保障体系、提高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水平、增加养老金资产储备、强化个人养老储备意识。提出政府应该协调发展三支柱养老保险,实施税收激励政策并加强宣传教育以激励个人的有效参与,优化养老资产储备的投资管理的相关建议。

大学生自杀潜在风险的测量指标:个人中心分析的视角

为探索大学生自杀潜在风险的核心测量指标,供高校心理普查进行参考,本研究基于自杀的应激-易感模型框架,分别在广东省3所高校的大一至大四学生中进行抽样调查,在获取的3126个大学生样本数据中建立一元回归方程、潜在剖面模型,筛选了初始的24个测量指标,重构了大学生自杀潜在风险检测的测量指标系统,其中相关的测量指标有19个。对大学生自杀风险的潜在变量多因素综合预测时关联程度最高的8个核心指标是:边缘性人格、精神病前驱症状、心理痛苦、自伤行为、焦虑、既往自杀倾向、日常烦恼事件和情绪调节能力。研究发现了大学生自杀潜在风险的三个潜在类别并对每个群体提出精准的干预策略:类别1情绪困扰组,表现出“此消彼长”的特征,需要及时的心理疏导;类别2心理健康组,呈现出“富者更富”的特征,应关注发展性心理需求;类别3高风险组,表现出“穷者更穷”的特征,是大学生自杀或心理行为问题的高风险群体,应进行重点关注。大学生自杀是应激、个人易感和环境保护因素交互作用、多方位叠加的结果,且往往以情绪与精神症状的形式表现出来。高校在开展心理健康普查时应改变只采用单一症状指标筛查的方法,注意多指标应用、综合性评估自杀风险值。本研究所筛选的有关大学生自杀风险4个维度19个测量指标8个核心指标可供高校心理普查参考。

个人破产立法中的观念转换与制度支撑

我国当前进行个人破产立法的关键问题之一,是需要大力转换传统个人破产观中的错误文化与观念,缓解、消除各方对个人破产法尤其是债务免责制度的误解,使个人破产立法得以顺利启动。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要对传统的个人破产观作出客观、全面、正确的评价,“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既要承认其合理之处,也要指明其错误之处,并以债务免责的具体制度释明破除对个人破产法的误解与顾虑。我国将建立的个人债务免责制度,不是对所有进入破产程序的债务人不加区分地一概免责,也不是对债务人所有的债务全部免责,更不是在破产程序结束或结束后满一定期间对债务自动免责。免责要有法院的审查和裁定许可,要设定一段监督债务人行为、持续清偿债务的良好行为考察期。同时对债权人的权益通过设置对债务免责的异议权、撤销权等制度予以充分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