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个人信息控制权的回归——以行为法律经济学为视角

个人信息处理者提供的隐私政策协议虽然形式上满足了知情同意规则的要求,但仍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影响个人信息控制权的行使,损害了用户的合法利益。行为法律经济学基于对用户理性选择的研究,描述了授权行为的真实意思表示,将个人信息控制权的基础、核心内容阐释为“决定权”与“删除权”,明确个人信息处理者相对个人信息控制权的应然义务,构建了知情同意的运作框架。根据个人信息控制权的权利内容分析,立法应围绕明确控制权适用范围、规范选择框架、完善信息信义义务、明确个人信息用益权等方面,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优化的路径与制度解决方案。

个人信息控制权的界定困境与应对之策

一、个人信息控制权的界定困境我国关于个人信息控制者的相关规定首见于《信息安全技术-个人信息安全规范》(GB/T35273-2020),其中第3.4条明确规定个人信息控制者指的是有能力决定个人信息处理目的、方式等的组织或个人。此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个人信息保护立法层面上我国对欧盟的借鉴。因为根据GDPR第4条,数据控制者是指单独或与他人共同决定处理数据的自然人、法人、公共权力机关或机构等等。可见GDPR的实施唤起了各国对数据保护的重视,其对数据控制者的定义已基本成为一个国际通行标准。

患者隐私权：自己决定权与个人信息控制权

当今隐私权向两个方向发展:自己决定权和个人信息控制权。侵犯患者隐私权,在我国医患关系中时常发生。我国法律虽有保护患者隐私的规定,但至今还欠缺患者个人信息控制权的明确规定。国际经合组织发布的理事会劝告八原则,对完善我国的个人信息保护制度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隐私权是重要的人格权,患者隐私权以及患者的自己决定权和患者个人资料控制权均为患者的人格权,建议在未来的人格权立法中对此作出明确规定。

个人信息控制权法律属性考辨

个人信息控制权兼具财产权和人身权说意味着同一客体上存在两种不同性质的权利,违背了民事权利的基本原理。厘清个人信息控制权的法律属性,应以其客体(个人信息)的本质特征为基础,并注意到个人信息能够以共享的形式与权利人"分离"这一事实。个人信息不具有直接的财产价值,其财产利益源于个人信息与权利人分离后的"复制物",或基于信息处理机构附加的劳动。个人信息是网络时代的一种重要人格要素,因此个人信息控制权的法律属性是人格权。

民法典时代的个人信息控制权

在以信息为标识的民法典时代,个人信息控制权现有基础理论研究不成熟使得目前我国个人信息立法在个人信息保护制度构建方面缺乏实质性推进和有用性规范。对个人信息控制权的生成逻辑、实现困境以及塑造维度进行全面梳理和科学探索涉及整个民法典时代个人信息控制权观念的革新问题。现代信息社会风险下的理念增生、传统权利惯性下的概念创设、诸多学说争议下的属性定位,以及新兴权利语境下的范畴认知共同构筑了个人信息控制权的生成逻辑。个人信息控制权在实现过程中存在权利混淆、权利冲突、权利被侵犯、权利被滥用的现实困境。客体厘定、利益调和、实质保障、合理限制是个人信息控制权得以规范塑造的基本维度。

信息控制权法理与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立法

民法典没有明确规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控制权是遗留课题,有待后续地方立法和国家立法进一步完善。深圳经济特区数据条例规定了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国家的数据权,未做实质区分。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二次审议稿规定了个人信息决定权等若干权利。信息的人格属性集中体现在其可识别特定自然人的性质,属于区别不同自然人人格权的客体种类。个人信息控制权是人格权,源自个人信息为自然人生命、身体、健康的表征或符号,对这些信息的控制实际是对生命、身体、健康权利的行使,是在维护自然人的尊严。我国正在进行的个人信息保护等立法,应坚持两元论,即个人信息保护法贯彻的是信息控制权法理,以信息处理为中心,隐私保护规则贯彻隐私权法理,以禁止侵犯隐私行为为中心。建议个人信息保护法将个人信息决定权修改为控制权、明确区分消费者保护与信息保护、删除处理者证明无过错不承担责任规定,增加规定公权力机关依法收集个人信息的具体情况、公共场所、利用技术手段监视的适用情况和条件、对人脸识别做出严格的限制。

数字经济时代下网民个人信息控制权构建研究

数字经济时代下网民个人信息成为重要因素,网民个人信息保护呼声日益高涨,个人信息控制权作为一项新兴权利,对于维护个人信息拥有者权利具有重要作用。研究个人信息控制权,需要厘清个人信息控制权赋权逻辑、基本概念与法律属性、权利架构等基本法理问题,为个人信息控制权尽快在立法层面落实提供理论支持,促进网民个人信息保护立法体系的进一步完善。

大数据背景下域外信息隐私权的困境及应对——以个人信息控制为切入点

[目的/意义]大数据背景下以个人信息控制权为核心的传统信息隐私权正在面临失灵风险,欧盟及美国以本国隐私利益的价值选择为依托,在个人数据保护方面做出了不同回应。只有明确价值选择对个人数据保护路径的决定作用,才能更好的指导个人数据保护与安全。[方法/过程]明确个人信息控制权为信息隐私权的核心内涵,论证大数据背景下因同意原则失灵及匿名化处理的失败致域外信息隐私权遭受时代困境,剖析价值选择以致美欧困境解决产生不同回应,对我国个人数据保护路径提供指导。[结果/结论]疫情下可窥我国隐私利益的保护倾向为隐私是可让渡于国家利益及集体利益的一项公民权利。

个人信息保护:基本共识与国际经验

个人信息保护应当构成政府部门依法监管的核心内容,坚持信息保护与自由共享并重原则,以个人信息控制权为核心,建立以完备法律体系、强大技术支撑、严格行业自律为"三大支柱"的保护框架,形成信息的采集需要告知、信息的加工需要透明、信息的使用需要授权、信息的全流程需要异议处理和投诉机制的管理模式,实现个人信息保护和新兴产业发展两者之间的动态平衡。

大数据时代的个人信用信息保护——以个人征信制度的完善为契机

我国个人征信制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但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不仅与欧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着明显差距,自身也面临着诸多的挑战。我国个人征信主体权利的实现,应当以权利的规范与保护为核心,建立在个人信息控制权的基础上。GDPR规则下的欧盟个人征信监管模式以及FCRA规则下的美国征信监管体系,对我国个人征信监管模式的发展具有借鉴意义。完善我国的个人征信制度,应当提升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层级,平衡个人信用信息使用与个人信息保护之间的冲突,健全个人征信主体的权利保护与救济体系,发展个人征信行业协会,促进行业自律,推动个人征信业的发展。

社交网络上的个人信息保护

隐私的核心不在于是否有人知道,而在于在什么时间和场合,让谁知道。个人信息控制权就是个人空间和生活不被窥探、窃取、跟踪、记录、挖掘、传播和曝光的权利。一般人即便踏入公共场合,隐私权也不必然尽失,而是看其具有怎样的合理隐私期待。网络时代,要区分公共媒体(或称大众媒体、社会媒体)和以社交网络个人主页为代表的自媒体,前者旨在服务公众,后者旨在服务用户个人,目的在于展现自我,尤其是与熟人实现互动。因此,用户对于社交网络可能存在完全不同程度的合理隐私期待,社交网络服务商则对之负有安全保障义务。

个人信息控制权的比较法研究

个人信息控制权起源于传统的隐私权,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已经不仅包括传统的自由性权利,即个人信息的隐私和安定生活不受侵犯的权利,还包括了个人有权自己决定其信息是否发布、如何发布等积极性权利。本文旨在通过比较法的研究方法,介绍国内外相关研究的最新进展,厘清个人信息控制权的概念与权利内容,探讨其对传统民法中的人格权、隐私权学说的影响,明确此种权利的法律属性与行使规则,在总结与批判的基础上为当前中国个人信息保护立法工作和法学研究提供一些参考。

关于人格权法理的三点探析

民法典只是规定了哪些权利是人格权,并没有规定什么是人格权。人格权是民事主体为维护其人格尊严而享有的具有支配性、排他性的绝对权和属于一身的专属权。人格权的核心是维护人格尊严。民法总则制定后之所以设定人格权编,是因为总则的三条规定仅仅是列举远不够详尽,加之我国没有判例法制度,不能像国外那样通过司法完善人格权的判例法体系,而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更应在立法上作出人格权的充分规定。关于信息人格权,民法典只是规定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内含了个人信息控制权法理,建议制定中的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规定个人信息控制权以明晰其人格权的属性。

《民法典》名誉权条款不再保护人格尊严?——论“名誉感”保护的意义、对象和界限

«民法典»名誉权条款删去了“人格尊严”的规定,有学者认为这明确了“人格尊严”不受名誉权保护的原则,因为名誉权保护中的人格尊严相当于“名誉感”,而“名誉感”又过于主观,保护名誉感会过度压制言论的自由表达.然而从法哲学的层面来说,名誉权是基于某种“可见的”或者“当然的”价值而获得的尊重,它不仅包括外在名誉的保护,即获得实事求是的评价的权利,也包括内在名誉的保护,即给予每个人最基本的尊重,后者又被称为“名誉感”.内在名誉的保护有助于个人控制自身的形象,发展健康的人格,与他人建立紧密的合作.尽管对公共事件和公众人物的评价是言论自由的体现,我们也不能像美国法那样纵容无节制的批评,而应该借鉴德国法,禁止将他人贬低为“非人”的动物或物品.此外由于«民法典»中的人格尊严可以最广义地解释为所有权利的基础,不适合作为具体权利的规范依据,因此当人们发表侮辱性的言论贬损他人的人格尊严时,我们仍应依据名誉权条款,而非人格尊严条款要求他们承担侵权责任.

我国隐私权问题探讨

隐私权是法学领域中出现很晚的研究课题,直至20世纪60年代后,它才被多国确认为予以保护的民事权利。享有人身权利的中国公民的隐私权不仅应受他人尊重,而且应专门立法来使之得以实现。

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定位

个人信息保护的本质究竟是权利还是权益,民事立法中产生了很多争论。争议的根源在于将人格权(隐私权)与个人信息保护这两项根本不同的制度强行并列,并试图以传统民事权利话语体系来界定个人信息保护,最终难免出现各种矛盾。个人信息保护是信息时代的一项全新挑战,个人信息控制权是需要通过个人信息保护法确立的一项新型公法权利。

探索激励相容的个人数据治理之道——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立法方向

在大数据时代,信息控制者对于个人信息有很强的利用激励而缺乏同等程度的保护激励。如果法律规则只是简单施加各种禁止性或者强制性规定,势必因为激励不相容影响有效实施。尽管立法模式不同,不论欧盟还是美国,近年来都在探索建立激励相容的个人数据治理体系。我国目前的个人信息保护相关立法存在法律要求与信息控制者内部治理机制脱节、刑法制裁与其他法律手段脱节、责任规范与行为规范脱节等问题。个人信息保护法应以培育信息控制者内部治理机制为目标,以构筑有效的外部执法威慑为保障,促使信息控制者积极履行法律责任,并对违法行为予以制裁。个人信息保护法应确认信息主体在公法上的个人信息控制权,不能也不应该回避基本权利话语。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实施,需要先从信息安全风险管理角度切入,由易到难,循序渐进,推动激励相容机制实现。

公益性利用个人信息保护:困境与完善

公益性利用个人信息保护的理论困境1.个人信息控制权被克减。学界普遍认同,美国学者沃伦(Wallen)和布兰代斯(Brandeis)1890年发表的《论隐私权》一文是隐私权保护的开创之作。该文关注的是技术和媒体的侵入性,认为应保护个人隐私不被极具事业心的媒体、摄影师或者任何其他可以记录和复制场景(或声音)的现代设备持有者所入侵,从而保持独处的权利(the right to be let alone)。

建设和谐社会过程中地方政府代理行为偏差的分析

本文在委托─代理理论的框架内分析了地方政府的代理行为,指出地方政府官员对控制权回报的追求以及地方官员工作绩效的选择性显示,会导致地方政府过分关注辖区经济规模的快速扩张,偏离建设和谐社会所要求的综合发展目标。为了减轻地方政府代理行为的偏差,本文提出了加强地方人大建设、推进政务公开和建立科学的地方政府官员绩效评价体系等建议。

再论中国地方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

本文着重研究以强烈扩张冲动为主要特征的中国地方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①笔者将企业经营者个人控制权理论运用于地方官员,认为官员个人控制权扩张有三条途径,而中国目前地方官员主要运用横向扩张途径以获得自我晋升。中国地方政府强烈的扩张冲动,不同于西方的地方自治和中外历史上的封建诸侯,而是产生于以下全部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在中国初期市场经济②的特定条件下,必要条件是地方官员横向扩张个人控制权特别强劲的动力,充分条件是地方资源完全的“内公外私”产权③与公共选择制度两者约束的显著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