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化背景下基于个人效用最大化的延迟退休决策分析

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后,又以较快的速度即将进入超老龄化社会,社会保障基金的支付压力持续加剧,从而不得不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本文基于个人效用最大化原理,通过考虑工资回报率、劳动者区分因子等变量,建立三状态的最优退休年龄模型。在此基础上,对比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的不同退休倾向,并依据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变化,从各省市的角度对1990年、2000年、2010年的最优退休年龄分布特点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脑力劳动者的最优退休年龄应以高于体力劳动者1—2年为宜;北京、上海等经济强省可率先推行延迟退休年龄的政策,贵州、云南等地可较小幅度延迟或滞后延迟。

道德基础性与个人利益最大化互为性分析——基于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道德是根植于个人内心深处的,其本质是"利他"。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是个人经济生活的永恒主题,同时又会产生败德行为。现在我们的社会不仅是需不需要一个道德基础的问题,而且还是一个在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时候如何发挥道德基础性作用的问题。道德基础性是指个人成长和社会发展必须是以秉持高尚的道德品质和追寻美德为前提条件,个人应该是在道德基础的框架当中追求利益最大化,道德和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具有互为性的。

亚当·斯密的理性和西尼尔的个人利益最大化

理性经济人假设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文章通过对亚当·斯密经济人理论的提出为引子,引出西尼尔的个人利益最大化理论。亚当·斯密经济人理论和西尼尔的个人利益最大化理论构建了现在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前提。

辞职权实现劳动者个人利益最大化

辞职是劳动者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它以劳动者辞职的意思表示为要素,而不问用人单位是否同意,一旦劳动者作出了辞职的意思表示,劳动合同解除的程序就相应启动。我国《劳动合同法》明确赋予劳动者辞职权。

对“股东权益最大化”理财目标的几点质疑

由于"股东权益最大化"的理论已经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肆意歪曲成为谋取大股东权益最大化以及内部人的"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挡箭牌,因此,笔者对在我国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作为理财目标提出了几点质疑。

个人人力资本投资积极性及其成本收益关系

影响个人人力资本投资积极性的主观因素包括个人收益最大化追求、认识能力和品质等 ;客观因素包括社会制度与社会环境。当代社会个人人力资本投资具有先发优势和后发劣势 ;

全年一次性奖金交纳个人所得税的运作

随着改革的深入,企事业单位的薪酬分配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员工的固定工资在收入中占的比例越来越小,而奖励工资（含全年一次性奖金）在收入中占的比例却越来越大,而且这种趋势还在发展。因此,作为企事业单位的财税人员,应当充分运用全年一次性奖金的个人所得税税收优惠,合理避税,保证员工的个人利益最大化。

教师管理如何避免个人“最理性”选择

在一定环境下，当人们面临得与失、利已与利他的两难选择时，通常会作出自以为“最理性”的选择。求得利己、自保、个人利益最大化。这就是博弈论中有名的“囚徒困境”现象——零负!矛盾的普遍性，决定了博弈的普遍性，从而也决定了“最理性”选择现象、“囚徒困境”现象的常见性。从一定意义上讲，管理就是博弈、选择、决策，其目标在于实现组织功能（利益）的最大化——共赢、多赢。具体到学校，就是让学生成才，让教师成功，让学校成名；既出人才，又出理论，既出优生，又出名师。学生高兴，家长满意，政府放心。唯物辩证法认为，要素组合越合理，整体功能就越大。所谓“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团结就是力量”，说的就是这个理。因此，学校欲“共赢、多赢”，就必须优化教师人力资源，力避个人“最理性”选择现象发生。

基于个人幸福最大化的最优退休年龄分析与柔性退休制度仿真

本文在幸福中国的背景下,将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应用到应用经济学中,构建了基于个人幸福最大化的最优退休年龄模型。在对一些参数进行设定的情况下,对这个模型的结论进行了简单的测算,发现最优退休年龄大于目前的退休年龄,尤其高素质人才的最优退休年龄大于目前的退休年龄。本文又以上海为例,设计了基于本文模型研究结论的针对高素质人才的柔性退休政策,其仿真结果发现政策对个人能够实现个人幸福最大化,对地方社会能够有效缓解养老金收支缺口。

巴泽尔产权界定的逻辑思路

巴泽尔重新厘清了产权、交易成本和最大化概念,提出或阐明了资产属性、变化性、公共领域和共同财产、法律权利和经济权利等独特的概念,并将资产属性化作为产权界定的逻辑起点。巴泽尔产权界定的逻辑运用非价格机制的独特理路,注重个人的努力和边际调整,为推进现代产权理论发展做出了贡献。但巴泽尔产权分析中的一些概念,如变化性、产权分割、限制等,尚未受到足够的重视,而巴泽尔产权理论难以数理化的特点限制了它的推广。

养老保险最优缴费比率研究

以人均产出资本比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构建了综合考虑以经济增长最大化和个人效用最大化的养老保险均衡模型。证明了在以经济增长为优先考虑目标,综合考虑个人效用最大化和人均产出资本比情况下,最优的缴费比率是存在的,并求得其表达式,发现用实际的估计数据求得的最优税率值低于现行的实际收缴比例。最后,给出了在使用最优筹资比例进行养老金筹资时如何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均衡的建议。

性别差异、预期寿命对最优退休年龄的影响研究

学术界和社会舆论对延迟退休制度争议不断,政策落地实施阻力较大。在不定寿命前提下,基于个人效用最大化目标,构建三阶段最优退休年龄模型,考察最优退休年龄与预期寿命、经济增长速度、入职年龄、计发年数之间的调整关系。研究表明:在当前经济制度参数下为实现个人效用最大化目标,男女性劳动者最优退休年龄分别为58.54岁和60.16岁。最优退休年龄主要受预期寿命和个人账户养老金计发年数影响,预期寿命延长和计发年数降低都会提高最优退休年龄。从劳动者利益角度出发,延迟退休年龄具有一定的空间和理由。因此,政府应实施弹性退休制度,以方便劳动者根据多种影响因素的调整关系选择最优退休年龄,并分性别制定合理的养老金计发年数,推动延迟退休政策的制定与实施。

一个对风险企业家管理监控的模型

通过对风险企业整体收益最大化与风险企业家出于个人利益最大化两种情况的比较,分析了风险企业家的努力程度随风险投资家的管理监控而变化的情况以及在此基础上对风险企业收益的影响,认为风险企业家的努力程度对风险投资家管理监控的敏感性处于关键性地位,并且建立了风险企业的要素序贯投入模型。

创新:功利、效率与协调

创新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功利原则与效率原则是创新活动的两条基本原则,这两条原则既是人类创新活动不断成功和发展的保证,又会引起许多负面作用,为此要不断进行协调。

意识形态的经济学分析:一个初步的框架

意识形态是对人类有关事务的应然和必然的论证;意识形态能给接受者带来效用的增加,包括信息成本的节约、基本心理需要的满足,但意识形态要求接受者偏离狭隘的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基准,个体则基于“成本-收益”的考虑来决定对意识形态的接受及接受程度;意识形态一旦为人们所接受,将通过多种机制来实现其克服个体“搭便车”问题的社会功能。

“经济人”假定的人性基础与方法论问题

"经济人"假定是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前提和分析工具,但经济学的发展逐渐暴露了这一假定的内在缺陷。不论是从人性基础,还是从方法论角度,旧的"经济人"假定都存在着不合理性。中国经济学的重建需要一个新的"经济人"假定。

企业的盈余管理

盈余管理是指企业经营者在公认会计原则（GAAP）允许的范围内，通过对会计政策的选择和交易行为的构建，追求企业价值和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它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可以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因而是经营者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另一方面，盈余管理有悖于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降低了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和相关性．误导了会计信息使用者的决策，从而对资本市场产生了负面影响。

我国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的有关问题探索

现代融资理论的“融资定律”在西方发达国家得到了普遍验证。而在我国,正好相反,上市公司表现出强烈的股权融资偏好。这一现象在实践中对公司融资后的资本使用效率、公司成长和公司治理、投资者利益以及货币政策的实施等方面都有不利影响。因此,必须加以规范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