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数据背景下的个人信息自决权——由“大数据杀熟”引发的思考

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大数据杀熟”给个人生活造成多方面困扰。个人信息自决权是有效规避“杀熟”的手段之一。有别于隐私权,个人信息自决权的内涵体现为自主自决,是积极控制之权利,其保护对象是具有可识别性和关联性的个人信息。个人信息自决权是一项具体的人格权,具有自身的独立性和所承载人格利益的特殊性。传统意义上的具体人格权体系的构造及其内容无法涵盖民事主体个人信息自决权的利益。合理设置个人信息自决权作为具体人格权的规范构造,要从权利义务主体、客体范围、权利义务内容三个方面开展。从比较法角度观察,反省我国创设个人信息自决权的必要性,能够实现个人信息全面且高度的保护。此外,个人信息自决权的创设在我国已具备现实性、客观性及坚实的法律基础,但明确个人信息自决权作为一项独立的具体人格权的法律地位,仍然是亟待完成的一项时代课题。

大流行下的“博弈论”:疫苗免疫还是个人自决?

通过探讨大流行下新冠疫苗的接种,分析部分人的拒绝动机,解释疫苗的研发机制,并从个人自决权与公共卫生的关系、疫苗接种的义务、“社会契约论”与个人自由的关系3个角度诠释个人自决权在公共卫生利益的考量下需要做出让步的原因,得出“在大流行下强制疫苗接种是保障公共安全和健康的首要任务”的结论。

个人信息自决权在中国社交网络语境下的再阐释--以情境脉络完整性为视角

为了解决社交网络中普遍存在的"隐私悖论"问题以及个人信息安全保护的碎片化现象,信息自决权作为个人信息保护的权利救济基础被引入我国讨论。针对个人信息自决权在公、私领域二分法上的固有局限,选择"情境脉络完整性"理论作为考察信息自决权适配于社交网络的切入视角,对2013-2018年以来社交网络上侵犯个人信息的司法案例进行整合分析,探讨个人信息的权利属性与价值范畴在社交网络上的扩张趋势,以及"情境脉络"在个人信息保护的程序预防与自律规范上所能提供的理论支援。

试论个人信息自决权的行政法保护

在信息社会,个人信息不仅受到来自私权主体的侵犯,且因信息公开制度的建立和信息技术的变革,也受到来自公共部门的侵犯。文章在提出个人信息自决权概念的基础上,分析了个人信息自决权行政法保护的必要性,并提出制定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初步立法建议。

医疗行为中患者承诺的一般效力与例外——个人自决权与社会连带之限制的平衡

本文从患者承诺作为医疗行为的正当性根据出发,从比较法的视角观察了医疗行为中患者承诺的一般有效要件及特殊情形下的豁免与例外等诸种情形,用尊重个人自决权和社会连带之限制的理论阐释了前述情形,最后通过对"安乐死"的简要分析初步回答了如何平衡患者的个人自决权与社会连带之限制这一问题。

个人信息自决权的理论批评与实践反思——兼论个人信息保护法第44条决定权之适用

个人信息自决权是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将宪法上一般人格权应用于个人信息处理领域的结果,其权利构造存在着局限:对领域理论的放弃模糊了权利保护范围,对侵害行为认定的宽泛性加剧了权利不确定性,基于个人意志的预防式控制容易导致保护过度。个人信息保护旨在维护个人在数字化时代的“自主”,而非保障个人对其信息和信息处理活动的“自决”。我国实定法体系中不存在个人信息自决权的理论渊源与规范基础,无论是在公法还是私法层面,都不应将其实证化。个人信息保护法第44条规定的决定权是一种个人信息处理关系中的工具性权利、概括性权利、消极权利、框架性权利,其在公法层面和私法层面的具体化形式有所差别。

已公开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界限

未经同意处理已公开个人信息是否构成犯罪在司法实务中存在争议。既有理论中,二次授权说违反法秩序统一原则,也过度限制了个人信息的合理运用;信息开放程度说则使知情同意的判断沦为形式。基于弱同意说,若未经同意的信息处理行为符合自愿公开个人信息的用途或情境,便是在合理范围内处理个人信息,因而不够成犯罪;即便不符合,只要信息主体未表示明确拒绝且未损害其重大利益,便不具有可罚的违法性因而不构成犯罪。由于依法必须公开的个人信息涉及公共利益,只要信息处理行为不以违法犯罪为目的便不应构成犯罪。对已公开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需要侧重于打击非法使用个人信息的行为,为此应将其犯罪化。

试论个人信息自决权

个人信息的收集、处理或利用直接关系到信息主体的人格尊严,当下个人信息受到非法侵害的现象十分严重。本文在个人信息概念被界定的基础之上,对个人信息主体的权利性质及个人信息自决权进行法理上的分析,以寻求其保护的法理基础。这种保护应以个人信息自决权为核心,并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保持一种平衡。

法秩序统一视野下“个人信息”的认定——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切入

个人信息已成为21世纪最有价值的资源之一。非法利用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不断涌现,成为当前刑事治理的重点领域。在司法实践中,混用个人信息与相关概念的现象屡屡发生,影响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犯罪构成要件的理解,也关系着刑罚的处罚边界。“个人信息”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行为对象,是刑民规范聚合的必然产物。因此,应当尝试在法秩序统一性原理的价值指引下解读“个人信息”概念:在形式上,以《民法典》的相关规定为基础,采取狭义的个人信息认定方式,将个人信息与个人数据、隐私进行明确区分;在实质上,深刻把握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法益内核,个人信息作为本罪的行为对象应当充分体现个人信息自决权的法益本质,从而为实现信息主体的选择权和决定权提供坚实基础。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复合法益说的提倡

2020年新通过的民法典确定了公民个人信息的发展方向在于“信息自决权”和“数据财产权”的划分,反映到刑法学维度就是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法益的判断由个人法益向超个人法益的交叉过渡。基于个人信息公共属性而提出的超个人法益说,批判以个人法益为基础的个人信息自决权说过于严守信息主体同意原则而有碍公民信息自由流动的发展趋势,但其本身也由于过于强调信息对公共利益的风险而忽视信息权本身的人格属性而造成扩大化的嫌疑,两种观点都不能兼具信息权的个人和公共属性。个人信息权固然具有越来越多的公共属性,但建立以个人信息自决权为基础,以制度信赖法益为衍生的复合法益说才能既不失信息权的个人属性本质,又能明晰信息自由流通的边界要求。采用复合法益说能更加明确“信息主体合理预期与信赖,信息控制者明确义务”的归责路径,保障公民个人信息权合理有序发展。

个人信息保护权的宪法分析

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21年8月20日出台颁布《个人信息保护法》,但对个人信息保护权的定性还存在争议。个人信息保护权本质是人格权,且主要应用领域是公法领域,自由度相对民事权利较小,带有强制性成分,因此个人信息保护权是一项宪法权利,而不是私权利。但是这项权利的知情同意原则实施效果并不理想,同时,个人信息自决权在应用中受到公权力的限制,公权力机关由此也成为最大的个人信息收集者。为加强作为宪法权利的个人信息权的保护,在行使个人信息自决权时应进行利益衡量,提高“知情同意”行使的有效性,规范公权力机关处理个人信息的行为。

“去识别化”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

司法解释将“去识别化”个人信息排除在刑法保护范围之外,但是个人信息彻底去识别化且达到无法复原的程度几乎不可能,只会导致大量形式上匿名化或者形式上已经去识别化的个人信息暴露于风险之中。“去识别化”个人信息的公共属性来源于其自身固有的流通利益,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应坚守个人信息自决权的法益立场,因此“去识别化”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具有正当性。“去识别化”个人信息有三方面刑法保护路径:修正对“识别”的理解以扩张本罪的保护对象;修正知情同意对个人信息再识别的效力规制;将“再识别”行为解释为“以其他方式非法获取”行为。

论个人信息权在人格权法中的地位

尽管实践中对个人信息采用刑法、行政法等多重保护机制,但并不能影响或改变个人信息权为民事权利的基本属性。个人信息与个人人格密不可分,个人信息主要体现的是一个人的各种人格特征,故个人信息权是一种新型的具体人格权。个人信息权不属于一般人格权。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在内容上存在一定的重合,但整体而言,个人信息概念远远超出了隐私信息的范围,应当将个人信息权单独规定,而非附属于隐私权之下。我国未来"人格权法"应当对于个人信息权作出规定,明确个人信息权的范围、内容、收集原则、侵害责任,以及商品化使用问题。

数据开放环境下个人数据权保护的研究

[目的/意义]在数据开放的大背景下,数据收集及挖掘技术成为当前全球商业发展和政府提升服务的重要推动力。然而,政府部门和商业企业在最大限度地利用个人数据实现其各自目标的同时,对个人数据权的保护也提出了更严峻的挑战。[方法/过程]在阐明数据开放与个人数据保护平衡关系的基础上,系统地研究了个人数据权的范畴及其保护方式。[结果/结论]从完善相关立法、加强行政监督、优化商业环境、提高个人意识等4方面提出对策建议,以期给我国在践行数据开放的同时,如何更好地保护个人数据权提供可供借鉴的启示。

德国一般人格权中的隐私保护——信息自由原则下对“自决”观念的限制

作为个人信息保护法理论基础的个人信息自决权理论滥觞于德国。然而,个人信息自决的观念并非德国法学上的新事物,也并非伴随着个人信息保护法而诞生。早在德国一般人格权的发展历程中,个人信息自决权的观念就屡次出现在经典判决中。这么一种广泛的自决权,一直为德国传统的法秩序所拒绝。由于个人信息不具有典型的社会公开性,在一般人格权案件中,法官们往往通过在个案中具体化其保护领域以及进行利益衡量,来判断是否存在侵害隐私的侵权行为。这一立场贯彻信息自由原则:个人信息的收集、处理和利用原则上是自由的,无需提供理由的,恰恰是对上述行为的禁止才需要特别的理由。新近出台的诸多个人信息保护法奉行的是与此相反的信息禁止原则。

《个人信息保护法》中“知情同意条款”的出罪功能

《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的知情同意原则是事先预防型个人信息保护机制的重要体现。在对知情同意原则加以合理完善的基础上,可将以“移动应用程序”(APP)隐私政策为代表的告知同意条款,视为个人信息处理者与个人信息主体之间达成的合意,而这种合意与刑法中作为出罪事由的“被害人同意”之间存在实质契合关系。在刑事合规的语境下,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对隐私政策文本作出调整,以保障用户的知情权。针对可能给个人信息背后的多重法益带来风险的处理行为,个人信息处理者必须告知用户相关行为及伴随的风险并征求用户同意,借此完成从单纯的个人信息保护原则向个人信息保护与利用之平衡原则的转变,同时帮助个人信息处理者规避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等刑事责任。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法益要素的法教义学分析——基于“泛云端化”信息特质

随着云储存便捷的运作环境、服务密集的同步操作建模以及资源互享的途径多元的群集趋势之演变,公民个人信息的'云平台'储存已经逐渐流变为一种'泛云端化'特质。在网络空间与现实空间的'双层场域'下,衔接两种情境下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法益类型与具体要素的解读,是对既定客观事实的遵循与回应。基于法教义学分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所侵犯的具体法益类型应当界定为'公民个人信息自决权',而理解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法益所涵盖的具体要素,则可以从法益类型所指的'对象、主体、程度与范围'这四个要素出发。

个人信息权的属性与构成

对个人信息权的法律属性存在不同主张与观点,包括基本人权说、所有权说、人格权说、双重权利说等。笔者认为,首先,个人信息权是一项自然权利,是一项基本人权;其次,个人信息权是一项宪法权利,属于宪法意义上的人格权;再次,个人信息权是部门法(包括子部门法)意义上的人格权,是一项新型权利,可确定为"个人信息权"或"个人信息自决权"。个人信息权由主体(个人信息本人)、客体(各种形式的个人信息)和内容构成,其内容包括自决权、查询权(知情权)、选择权(反对权)、保密权、更正权、封锁权、删除权、收益权及获得救济权等。

台湾地区《电脑处理个人资料保护法》中的行政资讯公开

电子信息化的发展 ,增加了隐私权保护的新内涵 ,也对电子政务下行政资讯公开提出了新的要求。台湾地区《电脑处理个人资料保护法》适应这一需要 ,把个人资讯纳入隐私权保护的范围内 ,并承认个人资讯自决权 ,对公务机关处理个人资讯做出了规范和限制 ,从而有助于行政资讯制度的完善。

论台湾地区《个人信息保护法》及借鉴

随着政务电子化的发展,个人信息的安全问题受到极大威胁,我国亟须加快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我国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在历史法律文化方面有诸多相似之处,且其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和理论方面较为发达,因此,研究分析台湾地区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对大陆地区的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活动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