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普遍”的感化到“趣味”的捕捉——新村主义与“五四”前后周作人的文学理念

人类主义与个人主义的抽象统一构成了新村的内在理论结构。这种二元架构主导了"五四"初期周作人的文学理念,使其在尊重个体独立性的基础上更强调"为人类"、"普遍感化"的功利文学观。随着新村的失败以及大同理想的破灭,新村主义的内在二元结构也随之瓦解。周作人放弃了救世主义的文学观,转而以日益贵族化的"自我"为本位,通过捕捉文学的趣味来寻求精神的慰籍。

译者审美趣味与诗歌中意象的创造性翻译

意象是诗歌审美的主体。在诗歌翻译中如何再现诗歌的意象是诗歌翻译的关键所在。文章通过对具体诗歌意象的翻译来诠释诗歌意象的翻译过程本身是译者对原诗歌意象进行再创作的过程,因为译者个人的审美趣味深刻地影响着译者每一次的审美体验中意象世界的生成。译者这种审美趣味,必然受到反映其时代、民族、文化教养、文化传统、习俗的社会审美趣味的影响。译者作为审美主体是社会的、历史的存在,其审美活动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进行的。译者审美趣味对诗歌创造性翻译有其积极的意义,体现了译者翻译过程中的个人审美情趣和意象翻译的创造性。

有志者何惧玩物?

健康的趣味往往和健康的人格联系在一起。故君子玩物,亦常借境调心。 “玩物”而“丧志”,向来是令人不齿的。依香偎玉的蟋蟀皇帝,斗鸡遛狗的无聊官宦,提笼架鸟的八旗子弟,都是玩场上的高手。春秋时的卫懿公无心政务,热衷养鹤,雅倒够雅的,结果怎么样?不仅丧志,而且丧国。虽然他们转眼成了昨日的垃圾,沦为文人雅士茶余饭后的谈资,但“

包装男人

与女人相反,男人对外貌的包装一向视为一个简单的话题。尽管少数当代先锋派时装设计师努力为男子汉塑造种种与众不同的形象,如本世纪60年代的“孔雀革命(Peacock Revolufion)”以及各种有代表性的服饰风貌,尽管我们的服饰专家鼓励男人尤其是名男人接受形象的包装,但是,男人的社会理想形象依照自身演变的轨迹发展,男装市场始终沿着这种轨迹引导着千千万万想包装或不想包装的各阶层各年龄层的男性消费者。 “人靠衣装”

中国多民族“语言—文学”谱系与比较研究的拓展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为自在的历史事实源远流长,但作为自觉的文学生产和学术分科,则要晚至1950年代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不是由某种超越于历史实践的纯粹个人趣味所决定,其正当性和学理性,建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本土文化实践:一方面致力于多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弘扬,另一方面着眼于新兴文化的创造与发展。

意中之象——2022年北京冬奥会宣传海报设计与表达

“意”与“象”是艺术创作中的两大命题,两者之间,有时意指导象的生成,而象又反过来影响意的理解;有时象引伸出意,意又反过来补充象的存在,两者相辅相成。所谓意象,就是意中之象,强调意与象的结合。在中国传统文论中,象具有积极的媒介功能,其目的是缓解言与意之间的尴尬和矛盾,所谓“立象以尽意”。我作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创作主创成员之一参与到冬奥主题的设计中,深知对于国家层面的冬奥设计而言,其中“象”的生成已远远超越了个人审美趣味,成为携带多重意义的视觉符号。

叙事模式与文学进程——关于《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及其他

2001年11月,我应邀在日本东方学会第51届年会上做"鲁迅的述学文体"的专题讲演,自由发言时,曾撰写书评高度评价我的叙事学研究的中里见敬教授(1),询问我为何不再接再厉,而是停止了叙事学的探索。我当时的回应,见于邵迎建的相关报道:"陈先生回答,仅靠单一的叙事学框架,继续做小说方面的研究,其成果只会有量的增加,很难再有质的突破。这里有个人趣味的转移,也有叙事学理论设计自身的局限。因此,希望在叙事学之外,加上文体学、类型学等方面的思考 .

一种反殖民的成都镜像——从空间视域看初版《大波》的辛亥革命叙事

李劼人对于民国历史的思考,是以成都为主要空间载体的。正如李怡所说,"以内陆腹地的成都为例,李劼人、郭沫若等知识分子的个人趣味、思维特点就与京沪主流有异,形成了近现代嬗变的地方特色"②。李劼人在《成都历史沿革》一文中详尽地梳理了成都在历史上的4次衰败。

离谱的“百年经典”

离谱的“百年经典”昭然在知识界，媚俗的名声历来不大好，但媚俗的行径却屡见不鲜。记得前年有年轻的捧家，出来廉价奉送“文学大师”的桂冠，连那位描划的作者也给扶去坐上了一把虎皮交椅。那场闹剧虽然曾火爆一时，却俗气得很，因而没有什么人喝彩，于是很快就败兴，就...

我喜欢她们的理由

作为一部主要体现个人趣味的小说选本,这本书的选编当然与我的阅读经验和文学观念有关。我相信大部分像我一样出生在六十年代早期的“读者”,都有着如下大致相同的文学阅读经历。小学和中学,我们的主要读物是“政治”规定的“文革”时期的作品,间或也包括少量“十七年”的作品。

语言的冒险,敞开的远方——张枣《现代性的追寻:论1919年以来的中国新诗》阅读札记

而运思之诗实乃在之地志学——马丁·海德格尔:《从思的经验而来·九》1正如张枣对梁宗岱诗学著述的概括,张枣的博士学位论文《现代性的追寻》①也应同样被认作真正的"作者诗学"。这不仅是因为其中鲜明的个人趣味或主观见识偏离了所谓客观正统、逻辑谨严的学理判定,还因为在他重新测绘新诗地图、揭示现代性追寻进程的同时,也注入了自身的写作经验,显示出一条连贯并且完整的思想线索。

千秋功业 全新评说——《雍正王朝》—《雍正王朝》小记

一位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的著名作家说:“四十集电视剧《雍正王朝》的拍摄和上演,将重写古装电视剧的历史。她把一种个人趣味的消费,与民族命运的思考联系起来,让人一扫古装剧打打杀杀、宫禁阴谋的印象,使我们国家在电视剧界真正有了一部充满艺术性、可读性的高规格的千古悲剧。《雍正王朝》

李建中书法风格成因探析

李建中是北宋初期的代表性书家,其率意自然、平淡虚静、淳厚质朴的书法风格之形成有着诸多方面的原因,本文对此作了归纳并着重从书法师承、时代因素和个人审美趣味三个方面进行探析,以期对客观评价、认知李建中书法的独特价值和历史意义有所助益。

现代诗接受的辩证实现——接受心理机制、“共同体”前提及“哑铃”模式

诗歌接受源于"心得意会"的心理机制,个人"趣味"渐成现代诗接受的主轴,由此造成相对主义接受的某些"失序"。对此困境,"共通感"基础上所形成的"阐释共同体",可作为接受前提。而"哑铃"模式的提出,旨在协调同化顺应关系,克服文本客观性与接受主观性的两难,实现现代诗接受的动态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