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文化与西方史学新趋向

作为当代社会的一种重要文化形态,大众文化对西方史学编纂正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它推动历史学家将注意力转向普通大众,去感受他们的经验、行为和欲望。历史的表现形式也变得愈发多样化和多元化,广义上的一切媒质,尤其是电影、电视,成为展现过去、叙述历史的新手段,由此带来的是对于历史性质的不同理解。大众文化的即时性和碎片化倾向,虽然助长了一种微观主义研究风尚和对宏观历史的排斥,但这种历史观最近又被大众文化所营造的对确定性的追求所修正,宏大叙事的回归就是其中最主要的表现。

论“刘泽华史学”

独特的历史观和方法论,个性鲜明的学术理念,特色鲜明的学术风格,是构成个体化史学形态的基本要素。刘泽华创设王权主义历史观,使其学术研究有了独立的思想内涵;创设在矛盾中陈述历史的“阴阳组合结构”方法论,找到了把握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基本途径;参与现实、干预现实的治学理念,保障了学术研究的正确方向;个性鲜明的学术风格,使其学术具有强烈的个性化特征。这四者的融合,成就了“刘泽华史学”这个高度个性化的个体化史学形态,使其在当代史学中独树一帜。把“刘泽华史学”研究提升到理论的水平,对当代中国史学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现代英美传记学的兴起及其启示

中国史学界很少关注传记学,而文学界却长期以来十分重视传记学,并取得了丰硕成果。这就使人们误以为传记学属于文学,传记也难免有虚构成分。然而,现代英美传记学的兴起表明,无论文学与史学曾经如何纠缠不清,传记学终归是史学的分支学科;撰写传记,只能严格遵守现代科学史学的原则,不应虚构。正是随着现代英美传记学的兴起,传记学回归到其内在的历史属性,成为主流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主要是通过回归主流的民族国家史学而实现的,编纂国民集体传记、推动民族国家建设,是其重要标志。因此,科学化和民族国家化,是现代英美传记学的基本特征。这对重建中国的传记学,编纂科学、信实的《中华民族传记辞典》,从而增强民族国家认同感,具有重要启示;对开创我国历史学科新的增长点而言,也具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