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孤独个体的承担与希望

余华《活着》从质朴文本中去探寻底层民众的生存实相,并在重新审视生存的意义时,去考察小说《活着》对生存境态的演述,展示在死亡边缘中生存的孤独个体的承担与希望。

诗歌由个体承担的理论前提

迄今为止，人们关于后新诗潮的看法意见纷纭．有相当部分的学者看到后新诗潮的诗歌写作是一种“个人化写作”，尽管对个人化没有确切的定义，一个关注当代诗歌的学者将不难看出这一主张背后的“意识形态”意味——在1980年之前，甚至在“朦胧诗”阶段，诗歌写作一直未能摆脱外在“代言”的角色，即把诗歌写作当做一种宣传或斗争的工具，因此个人化写作成了反拨宣传性或工具性写作的有效手段。相反，持另一种观点的学者却认为诗歌写作的“代言”角色并未损害诗歌的价值，诗歌史的事实是，那些伟大的诗歌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代言”的角色，因而后新诗潮的缺陷恰恰在于过分迷醉自我而损害了诗歌价值。

现代意识与个体性承担——王国维寻求“慰藉”的精神简历

王国维是引介西方近现代文化思想的先驱 ,但是 ,现代文化思潮不仅是理论问题 ,更是生命实践问题 ,它要求生命的具体的担当重压的能力和耐性。思想学说的认同是一回事 ,能够以个体的生命承担起这种思想学说的全部重量则是另外一回事。正是面对这样一个无从回避的要求 ,王国维踟蹰不前了。王国维特别关心对于个人痛苦的“慰藉” :既然真正、彻底的解脱不可能 ,那么不得已而求其次 ,能够使痛苦得以暂时的缓解、“慰藉”也好。这种方式从一开始就与勇于承担、自主承担痛苦的方式判然有别。也正是这种与旧式文人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对待人生苦痛的方式 ,使得王国维从一种思想的高度和力度上 ,从个体生命存在的紧张性之中 。

边缘处的诗性

阿来的长篇新作《随风飘散》,延续了以往作品的诗性因素和边缘化叙事,以及对于一种美丽的事物逐渐走向消亡的挽歌情调,在民族变迁的历史中透视个体和人类的宿命。但更为重要的是,在挽歌的背后,浸润了作者对个体命运和历史变迁中诗性、神性逐渐消失的焦虑,以及当边缘处的生活不断被主流生活入侵时,人性和族群精神的深度重构,并试图重建对历史、人生、民族命运的独特思考。他守护和呼唤的不仅是他的族群的而且是整个人类生存的神性和诗意。

从“原野”到“家”——论曹禺戏剧精神意蕴的转变和深层原因

曹禺剧作在1938年前后在精神意蕴上发生巨大转变。由前期《雷雨》、《原野》等追求个性独立与个人自由,表达孤独感受和荒原意识,转变为后期《家》等所体现的向群体和传统回归。这种转变的深层原因在于曹禺为代表中国现代剧作家对现代意义上孤独感的不堪忍受,与个体承担精神的缺失。

“后新诗潮”论争的理论启示

本文从利益和审美的角度论述了诗歌由个体承担的理论前提。文章认为,由个体承担的诗歌自觉疏离群体代言诗,有效克服认同谬误,追求写作的独立自足性,从而为诗歌艺术在审美领域的探索提供了更大的可能。

试论路翎笔下蒋纯祖的英雄悲剧形象

路 翎 笔下 的蒋 纯 祖形 象,是鲁 迅 人格 精神 的 对象 化和 胡风 现 实主 义文 学 理论 的人 格 化。他 填 补了 中国现 代文 学史 上 以个 体力 量 和人 格承 担 起国 民性 改 造这 一历 史重 任 的文 学形 象 的空 白 。 经过 上 下 求 索,他 认 定鲁迅 由“ 立 人”而“ 立国 ”的 救国 设想 ,始 终抱 着 深厚 而博 大 的人 文情 怀 ,追求 这 个合 理 的 梦想 世 界 ,并 在 付 诸 实现的 过程 中,坚韧 不拔 ,大 胆 挑战 ,明 知不 可而 为 之,用生 命和 激情 完 成一 首青 春 的诗 ,谱写 了 一 曲 悲壮 的 英 雄

“大院育儿”:城市养育共同体的远去与当归

自古以来,中国就有“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不独子其子”的公共育儿观念,育儿从来不是只由母亲或某一家庭个体承担的私人化事务。在传统乡土社会,养育是通过家族、村落这种血缘和地缘共同体来共同参与的。现代工业文明的推进和人口聚集带来的城市化效应,打破了中国几千年来田园牧歌式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家族和村庄为核心的养育共同体式微。随着集体化时代单位制度的确立,基于业缘、地缘形成的各种单位大院、胡同、弄堂、巷子等作为市井生活所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