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自治精神在创业教育中的作用

高校里面针对大学生开展的创业教育,是高等教育"服务社会"功能的表现之一。在深入探讨创业教育与个体自治精神内涵的基础上,提出个体自治精神在创业教育过程中的重要性,通过个体自治精神的培养,使学生勇于维护独立人格、自主权利,提升个人的能力,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与世界观,进而承担社会责任。

情景分析下自治个体行为选择模型

研究一种基于情景分析下自治个体行为选择模型。首先,以相互依赖理论为基础,通过对情景的依赖性、一致性、控制性和平衡性等四个情景属性的深入分析,完成了自治个体对场景的分类。然后根根据情景分析在不同情景下的分析结果,对自治个体做出不同的行为选择。实验证明了使用情景分析算法可以有效地对情景进行划分,并有效指导自治个体的行为选择。

中国近现代学校中的学生自治

杜威来华事件、"五四"运动、梁启超的"新民说"、陈独秀的"新青年"说与公民教育运动促成与推动了学生自治风潮。"五四"时期,学生自治是教育的主要目标之一。学生自治可分为"群体生活"自治和"个体生活"自治两种流派。"群体生活"学生自治注重团体交往,"个体生活"学生自治注重个人的自立。

法律父爱主义与侵权法之失

因法律父爱主义的影响,当代中国侵权法领域的异化现象日益呈现,侵权立法往往过度以侵权责任替代当事人的合约机制,或者对权利予以倾斜性配置,造成一系列既不公平、也不合理的利益再分配效应,并最终导致侵权法在宪政之维的价值失落。基于自治与强制之间的有效均衡,应当以负外部性、高度危险性以及信息偏在为标准,审慎对待法律父爱主义在侵权法中的适用。

自由主义的道德处境

自由主义为坚持个人主义而削弱了人们的共同体归属感;为坚持权利优先立场而淡化了人们对美德的追求;为坚持国家的道德中立性而抑制国家在道德中的教化作用。一味坚持前一方面的价值有可能导致道德平庸、甚至道德滑落的社会状况,这不是自由主义的初衷。自由主义面临道德两难困境。面对保守主义和共同体主义者的批评,美国的自由主义者开始反思自由主义与道德的关系,许多人呼吁重视传统价值和美德教育。但是,自由主义并没有摆脱道德两难困境。自由主义的内核是防止对个人权利的侵犯,若是抬高以致优先考虑善道德,就有可能侵犯个人权利,走向道德强加以致思想专制。这是一个无解的处境,不可能克服。所能做的是保持一个必要的张力,防止固执于一端,在自由的对话讨论中解决此一困境。

《劳动合同法》第4条“平等协商确定”的再解读——基于劳动规章制度的中德比较

德国立法者历经一个世纪,将个体自治下"资方单独制定"的劳动规则打造为集体自治下"劳资共同制定"的企业职能部门协议。与德国法相同,我国劳动规章制度的立法沿革亦呈现了由个体自治向集体自治发展的轨迹。现阶段,《劳动合同法》第4条虽将规章制度定位为个体自治层面调整劳动条件的制度,但"平等协商确定"又体现出规章制度向集体自治层面调整机制发展的可能。此"模棱两可"的立法引发了"资方单决"还是"劳资共决"的无尽纷争。为此,我国立法者将来应借鉴德国成熟的立法经验,在严格区分个体自治和集体自治这两种劳动条件调整机制的基础上,选定集体自治立法模式,围绕制定程序、调整内容和法律效力,对规章制度进行严格缜密的制度设计,方能使其在集体自治层面切实平衡劳资利益,既可便于资方借助劳方集体同意取代个别同意来统一制定变更劳动条件,也可确保劳方通过集体自治重建平等地位来有效防御资方单独制定规章制度的侵害。

论我国劳动规章制度的法律性质——“性质二分说”的提出与证成

我国台湾地区源于日本的理论框架,和《劳动合同法》对民主程序的"模糊态度"遮蔽了劳动法在自治层面区分"个体自治"和"集体自治"之劳动条件调整机制的核心法理,共同导致我国学界探讨劳动规章制度法律性质时陷入了表面化的抽象理论之争。循核心法理观之,无论是《劳动合同法》第4条的双重价值取向,还是各说之争背后的两大共识均体现了劳动规章制度的"个体自治"和"集体自治"面向。在立法者未将劳动规章制度最终定型为一种独立的规范之前,采"性质二分说"为妥,即规章制度仅有现行法下"个体自治性规范"和立法论下"集体自治性规范"两种性质,前者以一般抽象性指令(仅限与工作相关的行为规范)和格式条款的法律形态呈现,后者可在条件成熟时发展为异于集体合同的集体自治性规范。

健康和谐班级形成的途径与方法

一、构建民主管理体制,体现团体约束与个体自治的和谐班级管理是教师整合班级的教育条件、有效地推进有计划的教育行为。而构建管理体制,是为了保障班级管理,达成班级目标。然而学生无法制定班级目标,是由教师暂时代替学生制定。因此,达成目标首先就存在共有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