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苦难与社会政策——基于对“打工文学”的考察

本文将打工文学作为一种底层话语的表达,探讨其中的苦难叙事对于社会政策的价值。打工文学的公共表达得以实现,在于市场机制、政府运作、文学理念、社会伦理共同支撑而形成了一定的话语空间。但从其社会反响来看,倾听者主要来自于打工群体的文学爱好者和文学专业人士,倾听方式主要是"社会支持式倾听"和"文学式倾听",未能充分实现其公共意义和政策价值。政府机构对打工文学的推动政策主要出于建设文化政绩和维持社会稳定的目的,倾听意识显得薄弱。作为可以对个体苦难的社会根源提出重要解决方案的社会主体,政府部门应通过打工文学的"诉苦"把握农民工群体的社会需求尤其是精神需求,进而反映在社会政策的议程设置之中。

卫生公平、个体苦难与政府信诺——孕妇死亡事件再切入

从孕妇死亡事件切入,以中国城镇医疗卫生保健现状及改革为背景,本文试图“前置性”地分析此事件中折射出的医疗卫生公平性、个体遭遇与社会制度及其迁衍之关联、政府的社会责任担当问题;同时,通过事件表征出的个人苦难指陈其背后可能的某些制度缺陷或危机一医疗卫生服务供给上的国家弱化与过度市场化导致较大范围内卫生公平性丧失,卫生公平性的政府承诺在国家医改方案中若无具体制度的背书支撑仍旧难以兑现,而可信的政府承诺对于社会发展和公民福让至关重要。

天价彩礼、个体苦难与日常生活—一项基于鲁西南农村社会现状的研究

农村持续上涨的天价彩礼,为个体和家庭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对农村社会发展带来严重影响。基于此,从农户的经济角度来探讨天价彩礼的形成根源,探讨天价彩礼对个体的影响,对农村社会发展带来严重影响。

启蒙的独断与障蔽——从《潘先生在难中》的精神局限说起

启蒙在中国不单单意味着个性意识的觉醒,同时还意味着"国民意识"的觉醒,强调个体对民族、国家所应承担的道德义务。由今观之,对《潘先生在难中》中的潘先生这样的底层市民提出过高的"道德"要求是不道德的。当一个人无力"卫国"的时候,奋力"保家"不仅不应受到批判和谴责,反而应该赢得我们的同情与爱敬。遗憾的是,作者批判的锋芒一直是指向潘先生对妻儿的体贴和呵护。对妻儿的爱与呵护也许算不上什么高贵的情感,但却是一切高贵情感的基础。然而由于"卑谦的利己主义"的主题预设,把潘先生对妻儿的感情以及动荡年代"乱离人"的悲剧给漫画化和喜剧化了。五四新文学中,启蒙正是这样与传统士大夫"感时忧国"的固有传统相结合,从而逐步带上了知识独断论色彩,最终形成对个体苦难与个体命运的障蔽与盲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