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合作网络与个体行动者探索式创新行为的内在联系机理——以宁波江北仪器仪表集群技术合作网络为例

本研究采用网络分析软件STOCNET 1.8动态模拟宁波江北区仪器仪表产业集群技术合作网络与个体行动者探索式创新行为的联系。结果表明:在2005～2010年期间,宁波江北仪器仪表集群的技术合作网络尚处于初级阶段,合作网络与个体行动者探索式创新行为是互为状态依存;网络内个体的合作伙伴的选择受到组织类型及知识专门化的伙伴效应等因素的显著影响,个体探索式创新行为变化的决策受到个体知识专门化效应的积极影响。

“实践感”与理解个体行动——对布迪厄实践理论的分析

布迪厄在把握"实践感"的运作逻辑时,运用新创制的社会学分析概念和分析单位,不仅帮助布迪厄从全新的角度展现了实践的模糊的、总体的、不确定的特征,也使他能够通过"构建某种类似于主题的东西",把握住"实践感",从而为我们理解日常生活中的行动者及其行动开辟了一条崭新的思路。

草根力量与个体行动:小洲艺术节的启示

就像北京798艺术区、上海M50和8号桥、成都的东区音乐公园、深圳的OCT创意园一样,广州的小洲村也成为其所在城市的文化新地标之一。但它与其他几个地方也有所不同：这里的艺术家只有极少数已经成名成家,没有聚集太多有实力的、有影响力的艺术机构（如画廊、设计公司）,也没有一个正式的艺术区管理机构,反倒可以见到大量刚刚从艺术院校毕业并且正在艰难起步的青年艺术家、有艺术理想的大学生、纯粹来学习绘画技巧的艺考生,以及一些从事传媒、设计、动漫工作的城市白领或＂文艺青年＂。

组织中个体行动的一个分析框架——对帕森斯“唯意志行动”模型的改进

人类关于自身行动的研究由来已久,并且一直是社会科学领域的核心命题之一。在诸多理论中,帕森斯经典的"唯意志行动理论"影响深远,有利于在分析层面上将具体行动抽象为科学理论,但其缺陷在于忽略了对组织中个体行动的分析。由于不同时代下组织类型有所不同,因而对组织中个体行动的分析只能在特定时代背景下进行。在工业社会中,组织中的个体行动可以抽象为环境、行动者、手段和结果四个基本要素,行动者的能动性和行动的时序性使各要素能够联系在一起。

藏区“赔命价”认同现状调查——基于个体行动的视角

经过国家半个多世纪对藏区法律与司法制度的建设,藏族民众对传统"赔命价"法与国家制定法的权衡取舍产生了一些微妙变化——主要表现为后者的影响不断加大。尽管如此,由于刑事司法功能失调,基层组织的协同治理能力不足,传统"赔命价"依然占据权威认同的重要领域,命案处理的"司法乱象"问题随着功利主义取向的加深变得愈发复杂、突出。结合藏区实际,革新刑事司法模式,提升司法在理性算计与权威认同中的比重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

“场域—惯习”论下的个体行动与社会结构

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是继M.福柯之后,法国又一具有世界影响的社会学大师,"场域"和"惯习"是其社会学理论中的两个概念,构成了其"场域-惯习"论的核心。个体行动与社会结构是社会学的永恒话题,而场域和惯习在个体行动与社会结构之间起到了一种桥梁作用,即受惯习影响的个体行动通过场域与社会结构发生着交互作用的关系。

共同体的庇护——集体行动向个体行动转变的人类学视角

在现有集体行动研究中,学者多聚焦于个体如何促成集体行动,却极少关注集体行动后的个体行动。然而,集体行动的结束意味着的往往并非事件的终结,而是个体行动的开始。以某市A庄为例,通过分析村庄居民在贴吧中的讨论,可观察集体行动向个体行动的转变。集体行动之后,村庄居民继续实施个体行动,但具有很强的集体性。这是因为村庄居民仍向村庄寻求共同体庇护,个体行动以集体情感为信念,以集体关系为纽带。对这一逻辑的揭示不仅有利于理解集体行动与个体行动之间的关系,更有助于寻求重建村落的可能方式。

艺术节得以形成的第四种力量:个体行动——以小洲艺术节为例

以小洲艺术节为例,着眼于节事活动中最具能动性的个体,从个体的"去传统化"切入,通过参与式观察和关键人物访谈等质性研究方法,分析活跃于体制外、游离于主流边缘的草根艺术节缘何得以形成,探究"个体行动"与"草根艺术节形成"之间关系的本质。研究发现:(1)个体行动作为与政府、学术机构、商业企业这三类传统力量相对的第四种力量推动了艺术节的形成。小洲艺术节的发起是环境因素和个体因素相互影响的过程,其中又以个体因素起决定作用。创办者等个体的积极行动成为该艺术节得以形成的根本推动力;(2)"个体行动"与"草根艺术节形成"之间关系的本质与个体的"去传统化"有关。主观"祛魅"的创办者们拥有"个体化倾向"和"自主人生信念",这种意识转变促使他们敢于在体制外搜寻个人行动的边界,成为小洲青年艺术节得以形成的内驱力。

从社会学角度看网络生存的特点及其对个体行动者的影响

随着互联网的迅速扩张,人类生活从物理空间延伸到虚拟空间,人类的生存状态和方式也发生了全新的变化,个体在网络中的生存特点及存在的问题日益引起广泛的注意。本文主要从社会学角度通过对网络中的个体行动者在这一空间中的存在状态的分析,旨在揭示他们在网络空间中的生存特点对个体产生的各种影响。

企业组织变革过程的个体行动分析

企业组织变革成为中国社会研究的热点,很多研究者基本运用组织的结构分析和组织动力学等方法模型,缺乏对企业变革中的个体差异研究,通过对企业的走访调研,运用数理方法归纳总结得出结论,揭示其中规律,帮助企业管理者应对企业组织变革中出现的相关问题。

国家政策、个体行动与城市居民的住房获得

将宏观社会变迁与微观个体行动共同纳入我国社会分层机制的分析框架是一个有益的尝试。文章梳理了我国住房政策及城市居民住房获得机制的演变,并提出国家政策构建了住房获得的机会空间,个体行动则塑造了住房获得的最终结果。

结构二元性:公共政策与个体理性行动之分析

公共政策作为一种宏观的社会结构制约性,它对微观的个体理性行动者进行着引导、规范和约束。个体作为理性的行动者,他们也不断对现行公共政策进行反思,并通过与政府部门的沟通或者集体性抗争的实践行动不断改进和建构新的公共政策。因此,公共政策与个体理性行动者即是在宏观—微观这样一种结构二元性中互构的。论文在分析了公共政策与个体理性行动的内在要素之后,对它们的互构过程进行了剖析。

共同体的庇护——集体行动向个体行动转变的人类学视角

问题意识理解村落共同体的作用是把握我国城市化发展和乡村振兴的关键。在新闻报道中,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居民因拆迁补偿问题采取集体或个体行动。对于居民而言,补偿与行动之间真的只是理性的经济算计关系吗?我们应该如何去理解其背后的逻辑?又该怎样把握这种逻辑并使其更好地服务于城市化进程?社会行动总体上可归为集体行动和个体行动两种。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更加关注集体行动为何会发生以及个体行动在何种情况下会转化为集体行动。

德国实施个体化医学研究行动计划

2013年4月,德国联邦教研部(BMBF)启动了"个体化医学行动计划"。依据该计划,2013—2016年,BMBF将投入3.6亿欧元,支持从个体化医学基础研究、临床前研究、临床研究到健康经济整个创新链的研发活动,促进企业和高校、科研机构建立新的伙伴关系。BMBF个体化医学行动计划重点研究方向是:系统医学研究,验证生物标志物,优化试验设计,加深产学研联盟,参与国际大协作,研究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德国支持个体化医学研究,前瞻性地研讨潜在的社会伦理问题,不断完善相关的法律规章等做法,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关注和借鉴。

组织个体创新与合作网络演化机理研究——基于通信业专利数据分析

基于个体行动者随机模型,研究组织特征对专利合作网络演化的影响。以通信技术产业2008—2013年专利数据为例,构建观测期历年合作关系矩阵,绘制合作网络可视化图,通过社会网络分析软件STOCNET对网络时序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高校及科研机构能促进专利合作关系建立和专利合作网络成长;外向中心性、组织类型相似性和地理邻近性对专利合作网络演化具有正向影响作用;传递性和组织专利合作经验对专利合作网络演化影响不显著。

“你是谁”与“你认识谁”:个体属性与网络对知识创新的交互研究评述

社会网络视角下的个体知识创新研究大多遵循静态结构主义分析逻辑,缺乏对个体属性的关注。个体知识创新的差异除了网络结构的差别———位置与位置的差异之外,还体现在个体属性的差别上。因此,社会网络研究应该对个体属性与行动予以关注。基于此,在系统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将个体属性分为个体经历、人格特征与行为方式3个变量,然后对其与网络结构的交互研究进行综述,并对其解释逻辑进行讨论与总结。

下岗、失业工人的行动选择分析:以厦门市调查为例

文章以福建省厦门市下岗、失业工人的问卷调查资料为基础,分析了企业制度变革过程中下岗、失业工人的行动选择及其原因。遭遇下岗、失业事件的工人采取了三种不同形式的行动:集体行动、个体行动、不行动。集体上访是最普遍的一种集体行动,其目标主要是经济性的,个体行动的主要形式是劳动诉讼,其主要目标是解决工作和收入补偿问题。集体行动参与可能性与多种因素有关,替代性选择、信心、成本以及文化程度是集体行动可能性最主要的解释变量。

国企变革与下岗失业人员的行动回应

从京、沪、津等8个城市的问卷调查资料来看,企业制度变革过程中下岗、失业工人的行动回应方式是有所不同的。他们采取了三种不同形式的行动:集体行动、个体行动、不行动。集体上访是最普遍的一种集体行动,其目标主要是经济性的;个体行动的主要形式是对领导进行质问和论理,其目标是解决工作和收入补偿。生存危机、管理腐败、目标预期与行动信心及文化程度是集体行动可能性最主要的解释变量。

“任何人”的人类学:面向“人类”研究与书写个体经验的新探索

"任何人"的人类学是继写文化之后探索人类学发展方向的新角度,其认为,涂尔干及结构—功能主义对结构的研究,掩盖了个体行为的多样性,主张个体作为行动的源泉具备超越当前结构限制的能力,人类学家应关注个体行动者本身。通过描写个体对社会规则的阐释和运用,分析其应对困境的各项能力,观察报道人在同一文化体系表述中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报道人在交往中的互动方式和自我实现等,展现报道人的能动性和主体性。借此,"任何人"的人类学希望彻底走出科学-结构主义的影响。

断裂与弥合:数智时代Z世代“轻社交”行为分析

数智化技术的发展摹写并重塑着Z世代的现实生活和社交话语。Z世代所处的社会结构与传统社会相续又相异,社会再生产单位、社会交往环境和社会生产系统的更新,以及他们与个体社交需求内核的互动,共同促成了“轻社交”模式的生成。一方面,“轻社交”以其快餐性、轻量性、隐私性、多元性、精准性的特点充分调配社会资源,通过信息等资源的普遍共享,满足了青年群体的情感和价值需求。另一方面,“轻社交”模式的殖民机制、流量机制和排外机制也暗含着生活世界萎缩、个体发展停滞、情感隔绝加深的多重危机。针对Z世代“轻社交”行为导致的现实生活与虚拟生活的断裂,有必要构建安全和谐的交往环境,引导青年形成主客协调的价值共识,并且加强个体能动性的发挥,形成规范交往、理性交往、主动交往的社交场域,弥合线上与线下交往之间的裂痕。